社会主义女性电影与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以王苹导演作品为例

作为新中国第一位电影女导演,王苹在20世纪50年代、 60年代导演的《柳堡的故事》《永不消逝的电波》《霓虹灯下的哨兵》《江山多娇》等经典作品,展现了政治社会环境变革与王苹女性主义意识表达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王苹导演的社会主义电影聚焦于两性关系中“革命”与“恋爱”的兼容;另一方面,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由传统的“被拯救者”成为“自救者”与“拯救者”,既彰显出革命年代女性主体能动性的表达,也融入了导演个人的意志,同时隐喻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解放的政治期待。值得注意的是,电影中“母亲”形象从缺位到归位,从单薄到丰满的发展过程,也折射了代际关系与家国关系的变迁与重构。     

柳子戏传统剧目中的女性形象与女性意识

山东柳子戏传统剧目为中国近、现代文艺画廊增添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有些甚至是文艺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女性形象。对比传统文艺史家所认为的中国女性现代意识与女权意识从“五四”开始的观点,柳子戏因其传统剧目中的女性典型形象为开拓生存空间与展露性别意识做出的努力而成为中国传统戏曲的特例,站在了中国文艺现代转型的前列。     

“十七年”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意识形态、叙事结构与女性形象

"十七年"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是党和政府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媒介,它们通过借鉴成功影片的意识形态策略实现政治经济政策的影像化和民族政策的影像化,通过叙事结构的功能化展示影片人物、视角、声音的意识形态选择与对立,通过淡化女性性别身份、民族身份及文化身份的方式建构女性形象来映射新疆社会的嬗变,这些都在最大程度上契合了新中国"十七年"电影"革命"和"解放"的总主题,对于中华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合法性建构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女性主义的视角重新解读陶兰

本文对于《早春二月》中的陶兰进行了女性主义视角的解读。陶兰不仅是一位有计划、有方法、勇于追求爱情的新女性,更加具有追求女性解放、女性独立的意识,从而成为“十七年电影”中少见的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人物形象。     

论“十七年”文学作品的女性意识

近些年不少研究当代文学的著作，几乎都是以对“十七年”文学的全面否定为前提的，研究当代文学中女性意识的论著尤其如此。本文则反其道而行之，以大量的“十七年”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为例．论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争取妇女解放的人间正道，从而起到了为“十七年”文学中女性意识正名的作用。     

女性意识是革命意识形态的剩余物——“十七年电影”底层女性的群体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根据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配合主流政治,用革命话语对传统故事形式进行了全面的征用与改造,特别是借用底层妇女的形象,以建构个人对阶级的归属及对政党的服从关系,用现代革命话语完成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替换。这类影片虽然集中塑造了女性角色,但仍然是一套男权话语的言说机制;无产阶级革命话语对女性意识具有内在的排斥性。女性承担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功能,但却没有对女性自身的言说,只是阶级符号而非性别代表。新中国十七年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女性电影。     

新时期文学中的四类女性形象与男权意识

女性的解放程度是社会解放程度的重要尺度，因而女性总是现当代作家所关注和着力塑造的对象．新时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一改“十七年”、“文革”文学中仅仅作为社会层面的那种单一的符号和载体，而变得色彩纷呈和绰约多姿．这是新时期文学的一大进步和收获．但透过这多彩和喧闹的现象细细考究，笔者却发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景况：从总体上看，大多数女性形象表现了现实女性的生命图景和存在状态，具备了本体论的意义，但有相当的女性形象却笼罩在男权意识的阴影之中，即这些女性形象与现实中的女性发生了错位，成了男权意识统摄下的个人欲望…     

“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娱乐效果与意识形态策略

民族政策的倾斜给予了"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娱乐性上以更大的空间,通过对女性形象的丰富表现和构建阶级胜利的成功快感,以及对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大量展现,"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体现出较强的娱乐性,并使得这些影片在意识形态的传播上具备了更好的效果。     

遮蔽与张扬:新中国女性电影的主题变奏

从女权主义电影批评角度审视:新中国的电影在女性伸展与解放的体貌下,是一种强大的政治潜抑力与整合力。在这两种合力的遮蔽下,女权的内蕴、女性的意识和独立的女性品格却缺损到几乎无可辨认的境地。我国新时期主流电影通过女性表象的复位完成了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拨乱反正”的过程。然而,这时期电影叙事中的女性、母亲、地母形象仍是沉重的、超负荷的或多元决定的历史存在。新时期的电影语言仍然是男性的传播方式,在男性的、意识形态权威话语的遮蔽和扭曲下,新时期电影中的女性依然是缺损的。第四代女导演以鲜明的女性意识烛照她们的创作,赋予了女性形象更为丰富的性格层次,也十分准确地传达出她们自身作为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为中国电影增添了新的文化视角与价值取向。     

性别视角下的都市女性形象辨析

由于文化观念和性别立场等方面的不同,男女作家在塑造都市女性形象时呈现出鲜明的性别意识,形成男权话语和女性意识下对都市女性形象的不同观照。男权话语下女性形象的塑造主要表现在赎罪主题的言说、父亲形象的无形强权与文本细节的失衡等方面;女性意识下女性形象的塑造主要表现在缺席的男性、渴望对话的书写与温情述说的立体感等方面。从文本得失看,保持精神自由及写作话语的超性别意识应成为今后塑造都市女性形象的努力方向。     

西部电影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思考

历史上的中国西部电影产生在一个特定开放的年代,激扬向上的精神需求给予人们不能不褒奖认知的热度,而西部电影的创作的确出色形成风潮,催化出理论认知的迫切,西部电影的概念提出凝聚了那一个时代的蓬勃朝气的批量创作。新西部电影不仅是简单的地域西部的西部电影,而是在亲近老西部电影的精神,面对娱乐文化高扬而得利却人心缺失背景下的精神文化寻找的电影期望对象,西部电影是应该承载着文化批评精神内涵、人文情怀托付、独特民族风情传扬、人物个性独卓呈现的文化电影。     

国内“十七年韩剧热”的传播学分析

文章试图通过回顾韩国在中国十七年的传播轨迹,从受众的文本接受习惯、韩剧自身传播的独特路径以及韩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性这三个方面,研究这场跨文化传播之旅成功的因素。     

评美国女性主义戏剧的后学批评视角

美国黑人戏剧经历了一个从被忽视、被边缘化到被认可的坎坷历程。这期间涌现了大批黑人女性剧作家，她们开辟了美国戏剧文学美学的新领域，丰富了女性主义戏剧作品。她们以其娴熟的技巧与深刻的思想发出了女性曾经被主流文化压抑的声音，为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戏剧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从《夏伯阳》看苏联早期电影对中国电影的影响

《夏伯阳》上映后对中国社会、中国当代文化,尤其是电影史和电影制作的影响,可以以1949年为界,大致划分为两个时期。在后一个时期,《夏伯阳》的影响甚至直接反映在中国国产电影的制作中。而近年来大陆影视的演进发展,多少都表现出试图突破以往艺术创作窠臼的努力,这种中苏文化上的内在与外在关联值得关注和反思。     

从教坊、南府到升平署--清代宫廷戏曲管理的三个时期

清代戏曲管理分三个时期,即教坊司、南府和升平署。其中教坊司时期在清初,戏曲演出活动不多,戏曲管理极为简单;南府时期则从康熙年间初创至道光七年改制,时间长,又适逢清代戏曲从初步兴旺到极度繁荣的阶段,机构成员众多且来源复杂,声势浩大,为戏曲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壮大理顺了思路;而升平署时期则始于道光七年改制直至清末,这一时期国家发展呈现颓势,宫廷戏曲发展也呈下滑趋势。从总体上看,南府和升平署这两个机构在清代宫廷戏曲的管理中肩负着宫廷文化内外交流的使命,对清代戏曲的发展起过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青年自我建构意义中的爽文化思考——以热播剧《延禧攻略》为例

清宫网剧《延禧攻略》因其戏景的精致、爽快的剧情以及对于当下观剧者集体情绪的迎合而受到了大批青年人的追捧，引起了当下人们对于爽文化的讨论。这类依靠资本运作与娱乐产业建构的虚幻去引导青年欲望的网剧，虽然营造了异托邦，使年轻受众能够在无法逃离的现实困境中获得一种心理补偿的快感，但是，剧中复仇之路上的大女主承载更多的是现代年轻女性群体自我情感的表达与重塑女性角色的想象，没有输出对于自我在与家庭、群体和社会的互动中如何寻求主体性建构的启示。《延禧攻略》表现出的较为年轻化的叙述，潜藏着一种引导现实中的青年人走向自我主体膨胀的危机。基于这一情况，爽文化应该在更大视阈中提升对于现代自我的表达。     

元杂剧人物形象研究综述

元代乃杂剧发展的成熟时期,也是发展的黄金时期。杂剧家们感怀时势,或以人寄言,或借人抒怀,采用一系列艺术手法,塑造出一批鲜明生动、类型多样的人物形象,成为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特殊形象。历年来,这些人物形象的研究渐渐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元杂剧人物形象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阐述,留下许多宝贵的研究成果。文章试从形象类型化、形象成因、形象意义等方面着手,对学术界研究元杂剧中人物形象的硕果作一番梳理。     

《鹿鼎记》英译本中武功招式翻译策略的选择

闵福德(John Minford)的《鹿鼎记》英译本在翻译武功招式时,有时采取了异化的翻译手法,有时则采取了归化的翻译手法。异化策略常用于以下情况:武功招式或其对应人物在文中出现次数较少,重要性较低,或翻译难度较大时;武功招式的名称涉及到作者的宗教信仰以及文化认同时。归化策略常用于以下情况:武功招式出现次数较多时;武功招式与小说情节,或者人物形象塑造有紧密联系时。     

从“十七年”小说的爱情模式略谈女性生存

在“十七年”小说中,集体话语的权威日渐统领于小说人物塑造的细枝末节,人物形象的艺术魅力消逝于带有政治性与概念性的符号图解之中。而在以男性作家为中心建构的社会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女性人物开始确立自我主体意识,拓展属于她们的言说空间,从中可以内观到女性在独立于意识形态符号下可喜的生存空间。但这空间是狭小的,一部分原因是男权话语的钳制,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女性自身对个人主体性的主动贡献。     

延安时期的戏剧传播与文化构建

从传播学视角对延安时期戏剧文学的传播环境、传播途径、延安时期戏剧的发展和变革状况进行全景观照，深入分析了延安时期戏剧文学创作、传播活动的历史意义及其与延安文化构建的关系，进一步揭示了延安时期戏剧文学的创作与传播在构建延安和谐社会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作为延安文学传播与和谐社会构建课题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该研究对今天我们重新认识传播与文化的关系以及各种文学艺术形式如何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均具有一定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