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与救赎——论莎士比亚戏剧与基督教对人的本质理解之异同

莎士比亚戏剧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与基督教有一致之处：都视人为有罪的存在,都认为罪恶源于人的自由意志。但它又与基督教有本质的差异：基督教认为救赎要依赖神恩,而莎士比亚戏剧体现的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力量。救赎观的不同,其根源在于它们对人的本质理解的差异。基督教从神学本体论出发,认为原罪是人的自由意志背离上帝的结果。而莎士比亚戏剧将罪恶看作是自由意志中的破坏力,尽管破坏力使人无法彻底自救,但自由意志中的内驱力可以使人在对自我有限性的触摸中,生发出对宇宙的敬畏感,获得人性的提升与精神超越。     

莎士比亚悲剧的宗教解读

莎士比亚悲剧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无所不在的"恶",而"恶"源于人的自由意志。在悲剧中,莎士比亚一方面表现人的理性力量,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人的有限性和悲剧性处境。这种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与基督新教对人的本质理解是一致的。从莎士比亚悲剧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基督教文化继承与发展的一面。     

关于莎士比亚人性观的发展

关于莎士比亚人性观念的探讨,是莎评史上一个争论的聚焦点,有的认为莎士比亚对人的本性是肯定的,即人性是善的;有的则认为莎士比亚对人的本性是否定的,即人性是恶的。那么他对人性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看法呢?这需要从总体上来把握他的创作,从中探索他整个人性观念的发展和变化。一、莎士比亚早期人性观初探。     

自由意志的“哑谜”: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反加尔文主义”倾向

如著名莎评家布雷德利所言,基督教预定论和自由意志之间的戏剧张力,是莎士比亚悲剧惯常涉及的主题。由于悲剧往往高度凝炼了作者对人生终极追求的严肃思考,论文从自由意志的恩赐、行使和判断三个维度重新审视莎士比亚悲剧的人物命运和主题,发现尽管莎士比亚是在英国国教背景下生活和创作的,他的悲剧里却在很大程度上投射出一种"反加尔文主义"倾向,具体表述为:神的意志和人的意志之间能够彼此调和;对于人而言,通向永生和获得救赎的道路同样既不简单也不明确;人不是因"正当"的善功得救,而是因神恩赐予的"正当"行使的信仰得救。诚然,莎士比亚在作品中时常也流露出一种对追求永生和无限的可能性的犹疑,人与自由意志之间依然存在一个未解的"哑谜",由此又会引发更多的对其宗教信仰的虔诚度的思考和争论。     

康德宗教哲学与中西人格结构

本文立足于中西文化的大背景,紧紧抓住被康德道德哲学提升到本源性高度的自由意志,从人性、信仰、良知等方面考察了康德宗教哲学的主要思想,并通过这种考察反过来揭示了西方文化、西方伦理学的内在结构,展现了中西文化心理、中西伦理学、中西人格结构的巨大差异：西方人把一切善恶归于不可规定的自由意志,并由此生出由恶向善转化的途径、手段或拯救之道;中国人则抽掉了自由意志的本源性,把对善恶的探讨最终归于对人天生本性自然为善的假定,甚至把自由意志也归结为自然本性,所以人性不是一个过程,人性的退化可以靠坚守和养护而避免,而不需要拯救     

称量一切:界定人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思想综论之一

陀氏认为人的本质是一种非理性的自由意志,而自由又分"恶的自由"和"善的自由"两种,这样自由就成了人性与兽性的矛盾统一体.其笔下所有的人物都不过是对人性钟摆的最初、最低、最高的区间轨迹的勾勒,象征性地表现了人性终极性的本质维度:自由、罪恶、梦想的相互撕裂和相互充实、相互矛盾和相互统一.由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成了一个称量一切的伟大作家.     

自由意志与自由境界——论鲁迅前期小说中的自然

《狂人日记》、《长明灯》与《社戏》、《故乡》都存在着社会和自然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自然是人的自由意志与自由境界的隐喻。鲁迅以自然表达对人性自由的渴望,是由鲁迅对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刻认识和自然价值观念本身决定的。自由意志是西方文化的范畴,自由境界是中国文化的范畴,这两者的结合,体现出鲁迅“致人性于全”的理想     

转型期小说中非理性主义的人性书写

在社会的经济与文化转型期大潮的冲击下,在理性主义的人性观与商业化社会价值观的矛盾中,非理性主义试图对人性作出重新规定,旨在改变不能与现存社会状态相一致的社会伦理价值观念,将诉诸于生物性的人性自然性与社会性再次达到统一。在这种现实的渗透下,转型期以来的小说创作以一种完全迥异于传统的新视角洞察个体人的生命体验与存在方式,使人的生命欲望被凸现出来,人的主观意志被张扬出来、人的个性自由被挖掘出来。     

论康德刑罚道义报应学说

康德刑罚道义报应学说认为：自由是先验的理念,与生俱来,根源于人性之中,自由是道德法则的前提,道德本身只是目的,绝不是手段,道德法则就是自然法,意志的恶是刑罚报应的根据,等量是道义报应的标准。这种学说有片面性。其实,道德也有他律的一面：道德起源于社会的利益需要,道德也是为社会利益服务的。所以,行为人的道德的恶,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评价：一是从行为人意志自由地违反“内在”道德责任的一面来评价,二是社会从“外部”对主观恶作出负价值判断的一面来评价。这两方面评价为刑罚的“相配性”、“轻缓性”提供了根据。     

善与恶的高度统一——从莎剧《麦克白》看麦克白人性矛盾的两个方面

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人、朋友和剧坛劲敌本·琼生曾经预言: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莎士比亚这种首屈一指地位的奠定,主要是由于他在十七世纪初创作了伟大的悲剧。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中,悲剧性不仅作为对抗的社会势力的冲突,而且也作为主人公心灵上内在矛盾的斗争表现出来。他笔下的坏蛋们也不是没有优点,正如高     

简析马卡宁的中篇小说《豁口》

俄罗斯著名作家马卡宁1991年创作的中篇小说《豁口》,以寓言和隐喻的方式表达了作家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和哲理性思考。小说中充满着"世纪末"情绪下的虚无和荒诞,作者挖掘了在这样的氛围中人的存在状态,深刻地揭示了他们在"自由"中的阵痛和选择,他们与"恶"的对抗,以及他们在集体异化中的自我救赎和对个性的维持,小说散发着人性之光,体现了作者在内在经验参照下对剧烈变动的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准确观照和省思。     

康德宗教哲学中的人性论

"人是什么"是康德纯粹哲学之终极关切。尽管康德用哲学人类学来回答这一深刻命题,然而事实上,其宗教哲学专著《纯粹理性界线内的宗教》已经开始了对人性的研究,这体现了康德对"神-人"关系中,人的地位与尊严的强烈关切和深刻反思。康德认为,人之本性为自由。在自由的人性中,存在着向善的禀性和向恶的倾向两个维度。人性之根本使命是发动心灵的本体革命,做使自己配享幸福的德性之事。     

伊希梅尔肯定了什么?──《白鲸》中的辩证法

麦尔维尔以辨证的认识，多维地处理了他的创作对象。他摒弃了片面性和绝对性，使善与恶、生与死、已知与未知、有限与无限、具体与抽象、人性与非人性等等这些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矛盾在《白鲸》中得以辩证的处理，使全书充满辩证的法则。     

意志之罪:恶的根源——奥古斯丁恶理论的伦理意义

奥古斯丁是中世纪早期最重要的神学家、哲学家和伦理学家。这个世界恶的来源问题是基督教教义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之一。这个时期的相关理论都提出了意志为恶的起源论。奥古斯丁之前的神学思想家奥利金等人没有摆脱柏拉图哲学的影响,提出二元论的意志说。奥古斯丁坚持认为,造物主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一切从本性上看是善的,同时认为上帝给了人意志自由。正是因为被造物(魔鬼与初人)有意志自由,他们因为骄傲而自己背离上帝,从而才有了罪与恶。骄傲是恶的开端,而谦卑是一切德性中首要的德性。     

远离与追寻——人类发展的宗教之路

宗教之路是人的堕落之路,人因作恶而远离上帝,人因向善而追寻上帝。哲学之路是上升之路,人生而自由,人类的历史是从恶向善的历史,是追寻上帝的历史,是没有上帝而又要自由地悬设上帝的历史。马克思主义认为,不仅要让每个人的自由意志、善、恶共存,而且要让每个人获得现实而全面的自由,使每个人都成为上帝。     

“旧人”与“新人”的融合

在莎士比亚早期的抒情诗和喜剧中 ,古希腊式的爱欲冲动与个性自由、基督教式的节制忍耐与仁慈博爱 ,水乳交融 ,基督教文化在剔除了极端的禁欲主义成分后显示出自然人性的活泼与亮丽。早期历史剧在肯定人的现实欲望的合理性以及人自身力量与价值的同时 ,又仰望上帝的恩典 ,把耶稣式仁慈宽厚的秉性赋予了人间的帝王。中期的悲剧一方面描绘了“恶欲践踏仁厚”的现实 ,另一方面又以宽厚、仁慈、博爱作为映照是非善恶之明镜 ,在道义上鞭挞邪恶。晚期的传奇剧更是在仁慈、宽厚、节制、博爱等基督式的宽广与深沉中表现了对人类的理想与希望。莎士比亚的创作集中表现了世俗人本传统与宗教人本传统的融合 ,其作品中的人文主义思想比以往我国学界所理解的要丰富得多。莎士比亚的创作把中世纪时代的“旧人”和文艺复兴早期的“新人”融为了一体。     

善与恶的辩证法——卢梭论自爱

在卢梭的社会政治思想中,amour propre这种自爱的激情是导致人类由自然状态中自由的个体走向社会状态的关键因素,是人类理性和社会性的起源。一方面,自爱的激情使人的自我认同依赖于他者,作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导致了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产生了诸多道德上的恶;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种自爱的激情使人走出了原初的自然状态,因为当自爱促使人关注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从他人那里寻求承认的时候,人开始超越自己的主观偏好与信念,只有建立在相互承认基础上的社会公约,才能在社会状态中实现人的善。自然状态往而不返,克服恶的唯一办法在于对自爱这种激情的培养,而非抑制或消灭,这正体现了一种善与恶的辩证法。     

"旧人"与"新人"的融合——莎士比亚人文主义思想新论

在莎士比亚早期的抒情诗和喜剧中,古希腊式的爱欲冲动与个性自由、基督教式的节制忍耐与仁慈博爱,水乳交融,基督教文化在剔除了极端的禁欲主义成分后显示出自然人性的活泼与亮丽.早期历史剧在肯定人的现实欲望的合理性以及人自身力量与价值的同时,又仰望上帝的恩典,把耶稣式仁慈宽厚的秉性赋予了人间的帝王.中期的悲剧一方面描绘了"恶欲践踏仁厚"的现实,另一方面又以宽厚、仁慈、博爱作为映照是非善恶之明镜,在道义上鞭挞邪恶.晚期的传奇剧更是在仁慈、宽厚、节制、博爱等基督式的宽广与深沉中表现了对人类的理想与希望.莎士比亚的创作集中表现了世俗人本传统与宗教人本传统的融合,其作品中的人文主义思想比以往我国学界所理解的要丰富得多.莎士比亚的创作把中世纪时代的"旧人"和文艺复兴早期的"新人"融为了一体.     

莎士比亚人物性格描写中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原则

新古典主义时代广为赞扬的镜子理论所催生出来的普遍人性既是那个时代的要求,也是莎士比亚戏剧艺术人物塑造的一大特色.他笔下的人物往往充满矛盾,体现出一种两面性.这样的人物成为莎士比亚戏剧的一道风景和一大特色.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有哈姆雷特、奥瑟罗、麦克白、夏洛克、亨利王子.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辩证法原理出发,可以发现这些人物的两面性或多面性.从弗洛伊德的意识分区来看,每个人的身上都含有天使代表的超我原则的善,魔鬼代表的快乐原则的恶,以及二者之间此消彼长的波动.这样可以显示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以及二者之间体现出来的生动的辩证法,表明莎士比亚的艺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辩证法的运行原理.     

坏树如何能结出好果子——康德宗教哲学对基督教“改过迁善”问题的反思

继三大批判以后,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全面阐述了自己的善恶观,把人的弃恶从善视作道德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对基督教现有的神学道德理论进行分析和批判,试图建立起基于理性的宗教,即道德宗教。针对道德律令中最核心的“改过迁善”问题,康德深入分析了人性中的自由善与根本恶,将善与恶的转折归于自由意志下的向善禀赋和以该禀赋为基础所设的理性宗教上,继而作出了全新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