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回论“格高”与“圆熟”

方回评诗首推“格高”，自称“格高格卑”之论为其所创。其实，“格高格卑”之论并非方回所创，而是在宋人多以格论诗的背景下形成的。方回诗风崇尚也并非单讲“格高”，而是“格高”与“圆熟”互济。本文探讨了“格高”与“圆熟”的来处，分析了“格高”、“圆熟”多方面的含义。     

甲骨文中农作物“稻”“黍”“来(■)”“榖”“稬”的考辨

本文对甲骨文农作物“稻”、“黍”、“来”、“■”、“■”等字着重就甲、金文直至隶、楷，参照传世文献进行了共时的、历时的综合分析，理 清它们的演变情况，作出新的考定。     

“意境”与“诗性认识”互释

马利坦的“诗性认识”理论全面论及了“诗性认识”的对象、“诗性认识”在灵魂里的深度、“诗性认识”的活动机制及其表达方式。以此分析中国的“意境”学说，可以发现：“意境”表现了人和自然在精神本体上的统一状态；从艺术风貌来看，“意境”呈现出了“韵味无穷”和“情景交融”的特征；从艺术表现手法来看，“意境”采用了“虚实结合”手段。通过“诗性认识”理论，中国“意境”学说的本质和美学特征可以得到更为完整和清晰的阐释，而中国的“意境”学说也为马利坦的“诗性认识”理论提供了艺术上的根据，两者通过彼此获得了另一个阐释的维度。     

“匮乏”和“耗尽”的“三新”小说

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三新”小说是“后新时期”诸多“新潮”文学中，三种“新”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写作方式。本文分析了“三新”小说产生的文化语境；分析了“三新”小说与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传统现实主义以及新时期文学中先锋、新潮小说所运用的具有西方现代派意味的，从叙述方式到写作内容完全“私人话语”的写作方式的异和同；分析了“三新”小说的“新与旧”的区别，指出了“三新”小说力图打破艺术与现实，精神与实际的分离感、隔膜感，表现出的很不相同的对世界、对自我主体的体验、认知方式、价值观念及审美观念。同时，也指出了小说作为一种精神提升的可能性展示，“三新”小说的艺术价值以及其艺术价值的有限性     

释“一日三秋”之“秋”

词语释义既要考证其来源，又要看其发展。“秋”在《诗经·采葛》“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中只能解释为“秋季（三个月）”，但是语言是变化发展的，在现代汉语中，成语“一日三秋”的“秋”解释为“年”也是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该发展过程经历了两次转喻：由“谷物成熟”转喻为“谷物成熟的时间、季节”，即“秋季”；再由“秋季（三个月）”转喻为“年”。前者属于“事件时间参照点”转喻，后者属于“部分时间与整体时间”转喻。最后，文章提出成语理解应该遵守古今演变原则和内涵意义为中心的原则。     

甲骨文中农作物“稻”“黍”“来（Lai）”“Yi”“Da”的考辨

本文对甲骨文农作物“稻”“黍”“来（Lai）”“Yi”“Da”等字着重就甲、金文直至隶、楷，参照传世文献进行了共时的、历时的综合分析，理清它们的演变情况，作出新的考定。     

“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本文运用埃里克森（Ｅ．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的“认同”（Ｉｄｅｉｎｇ）理论，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作家中的“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认为它的形成与突显，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历史、社会意识形态转型、作家的个人生命周期及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作家的“知识分子”认同，从而制约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使他们的“话语讲述”难以超越当时的“革命话语”。     

浅谈“德治”和“法治”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是我们党在治国方略上的新发展。本文从理论、历史、现实国情三个方面论证了“德治”和“法治”的辨证统一的关系，只有“德治”和“法治”相结合，才是治国之上策，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并从加强法制建设，促进道德建设；道德建设法制化；加强道德规范的研究；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四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加强道德建设，使“法治”和“德治”协调发展。对于推动两个文明建设，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论船山诗学中的“量”与“法”

王船山以“量”论诗，从“现量”的三个要点：即：“现在”、“现成”、“现实”三层涵义。阐明诗歌创作要即景会心，浑然天成，不思而得，体现了他直觉审美理想；他的论诗之“法”，视“有法”为“无法”，“无法”为“有法”，抨击“死法”，倡导“活法”。两者都是我国古典文学批评中的宝贵财富。     

“追问根源”与“哲学困难”

进入20世纪后，由于现代性所暴露出的弊端，形而上学便开始遭遇困难，以至于出现了“拒斥形而上学”运动。在这种情形之下，海德格尔虽然也批判传统形而上学，但他主张区分“存在”与“存在者”，并由“存在者”提升至“存在”，从而重建形而上学。很显然，海德格尔的建构是一种“追问根源”的理路。历史地看，这种理路在中国哲学已有悠久传统，而且现代中国哲学家也有不俗的理论建构。总之，面对现代性问题所引发的“哲学困难”，“追问根源”是完善哲学的有效途径。其实，不仅是面对现代性问题，面对任何“哲学困难”时，“追问根源”均是完善哲学的有效途径。     

论“认知”与“认识”的关系

近年来，理论界。学术界对于“什么是‘认知”’、“什么是‘认识”’、“‘认知’与‘认识’是什么样的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众说纷纭，各抒己见，对于澄清思想起了积极的作用，给人以较大的启发。笔者也想就以上这些问题谈一些自己的见解，以求教于学术界的各位同仁。 要搞清楚“认知”与“认识”的关系，首先须搞清楚“认知”与“再认”的关系。在我国心理学研究进程中，“认知”与“再认”曾经是同义词，但随着西方“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影响，我国学术界基本上已经不再把“认知”和“再认”看作是同义词。“认知”和“再认…     

分析哲学视域中的“存在”和“本质”

弗雷格利用一阶逻辑，指出“存在”为一个概念的性质。卡尔纳普认为，“本质”和“存在”不合逻辑句法，所以无意义，应该拒斥“存在”和“本质”这些形而上学词语。罗素通过摹状词理论，指出“存在”本质上是命题函项的一个谓词。蒯因从本体论承诺的角度指出，“存在”就是成为约束变项的值，从而在分析哲学中“请回”了“存在”。但是蒯因构造“爱好数学家的骑车人的悖论”，拒斥“本质”。克里普克在阐述其严格指示词理论时，提出了本质主义学说：一个或一类事物的本质属性历经一切可能世界的变化而保持不变。个体的“存在”先于“本质”，个体的起源成为了个体的本质。自然种类的本质是内部结构说，从而在分析哲学中“请回”了“本质”。逻辑与哲学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与深化。     

“殷”“商”名辨

“殷”、“商”之名，均由地名而来，分别得自于殷商民族和殷商王朝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作为国名、朝代名的“商”得名干漳水流域，时在商族建国之前；而“殷”得名于安阳附近的“衣”地，时在盘庚迁都之后。在殷墟甲骨文中，商代国名、都名皆称“商”，不称“殷”，而后世称之为“殷”、“商”或“殷商”。文献中的“殷”名与“商”名纠葛搅扰，不可强分。盖“商”乃当时人的称法，而“殷”及“殷商”互称是用人及后世文献的称法。     

“风骨”非“风格”辨

作为古代文论中重要的理论范畴，“风骨”与“风格”同中有异。“风格”是必然有的，而“风骨”只具有可能有的或然性。风骨不是风格。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它代表了刘勰对艺术美本质的一部分认识，是刘勰对创作、批评提出的一个基本原则，它具有较大的概括性和较强的理论涵盖力，但不具有划一风格的作用。将二者混同，与在汉语中“风格”一词的原始意义以及作为传统诗学范畴的“风骨”自身逻辑形态不稳定带来的意义歧出有很大关系。     

古吴楚语地名词“浦”“步”“埠”探析

学界对于“步”“埠”是古汉语词还是古越语词争议颇多，结合古汉语文献、汉语方言、当今地名，试图探究“浦”“步”“埠”的词源，认为“浦”是古吴楚语方言词，与越语中表“渡口”“竹筏”的词以及“虚（墟）”有同源关系。     

从《敦煌变文集》“V＋（X）＋了”中的“V”的产生看“了1”“了2”的产生

“了1”的形成是一种合力的结果，从“V＋了”后添宾，从“V＋O＋了”前移，“V＋O＋了”中“了”的句法位置，相关句法结构的影响等都可能导致“了”的虚化。考察《敦煌变文集》中的“V＋（x）＋了”，其中的“V”的不同类型影响到了．的产生方式。在吴福祥（1998）的分类基础上，我们认为还应该考虑动词的及物性，“了”首先是在“Vi瞬间＋了”组合中发生虚化的。“了，”“了：”都是从表“终了、完结”义的动词“了”发展而来，但从事态助词“了。”到“了：”的演变过程和“了。”的功能研究还有待深入。     

“王马之争”会不会“割喉”？

4月3日，在台北的“开南商工”操场，国民党副主席、台北市长马英九正式当众宣布角逐国民党主席，正面挑战国民党副主席、“立法院长”王金平，这标志着“王马之争”公开化、表面化。尽管两人都公开宣布把这次主席位子之争定位为“君子之争”，但由于这场“君子之争”关乎国民党的命运以及台湾政局的走向，自然而然就充满了“火药味”。     

“鲁迅风”与“后鲁迅风”

解放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在鲁迅影响下的杂文随笔，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传统的“鲁迅风”杂文呈现出同中有异的特征，就“异”而言，“鲁迅风”杂文属于严格意义上自觉性的文学流派，而前者则是一个松散的并无自觉性的文学流派，因此，可以冠名为“后鲁迅风”杂文随笔。“鲁迅风”与“后鲁迅风”，虽一字之差，却不能混淆，两者共有之“鲁迅风”，昭显其同，而独有之“后”，则甄别其异。     

“穿”“戴”字源考辨

“穿”“戴”是两个常用汉字，也是两个常与衣物、服饰搭配的动词。对它们与宾语搭配的规律与原因，现有研究虽有所涉及，但往往语焉未详。结合《说文》、甲骨文、金文材料及其他相关文献，对“穿”“戴”二字进行字源考辨，对其字义及其使用规律进行了梳理，从理论上厘清了二者的分工。     

“学术”谁来“评价”

最近这些年，原清华校长梅贻琦关于“大楼”与“大师”的名言广为传播，且日益深入人心。于是，国人好像得了大师饥渴症，到处寻找、拼命发掘，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出各种“大师”来。说句不好听的，只有在极端封闭且缺乏自信的时代，才需要如此“造神”。眼看着这把“虚火”越烧越旺。把好些好人也给烤糊了，我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大胆断言：大师其实不太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