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我国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两难问题

土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战略资源,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实现我国土地资源节约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在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过程中,无论从国家政策制定角度,还是从地方政府和农民的利益角度来分析,都存在着一系列两难问题。我们要遵循科学规律,通过调整相关的土地利益分配来化解这些两难问题,从而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     

论土地发展权在我国土地权利体系中的法律地位

土地发展权直接关系到改变土地用途而产生的发展性利益的权利归属和利益分配。本文以我国土地发展权构建为目标,从土地发展权设置的意义、土地发展权与我国其他土地权利之关系及土地发展权的权利性质定位等几个方面着手,探讨土地发展权在我国土地权利体系中的法律地位。     

从分税制看土地财政的产生和解决——兼与美国地方政府财政之比较

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确定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的税收划分办法,财权向中央集中,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为了缓解财力紧缺,地方政府采取了被称为“土地财政”的措施,内容包括高价出让建设用地、低价出让工业用地以招商引资、大力推进城市更新和扩张、土地抵押融资等.这些措施造成了剥夺农民利益、土地资源浪费和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等负面影响,因此必须从重划中央和地方财权、改革土地出让金分配、增加地方政府融资渠道等方面着手加以解决.     

土地市场寻租行为分析及其对策研究

首先从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分配、土地产权制度和监督机制以及土地资源配置等方面分析了土地市场寻租行为产生的原因,并对土地市场主要行为主体——政府和开发商之间的寻租行为进行了博弈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防范土地市场寻租行为的对策措施。     

土地上的权力、阶层与利益共容

转轨条件下国家的土地所有制由强化所有权事实上的全部国有变为强化所用权的国家和集体所有,使用权的广泛分配,所有权和使用权逐步分离。土地上的阶层分化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广泛的城市私人和农村个体,各阶层因为所持有的要素集聚度的差别,利益获取能力各异,自然导致社会利益分配的巨大调整。本文以此为线索,采用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经济社会学相关理论工具,依次展开论述,由土地上阶层的划分,到各阶层的要素集聚,再到利益分配的调整,来探索转轨经济条件下土地上各阶层的利益共容问题。     

我国土地节约利用的路径探讨——"规划-调配-流转"模式

我国土地供需矛盾非常突出,土地节约利用势在必行。土地节约利用的方法和途径有很多,根据我国在土地节约方面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探讨我国土地节约利用的一般性方法,并提出了土地节约利用的"规划—调配-流转"模式。其中,规划是这一模式的前提,调配是这一模式的核心和主要手段,这里的调配指的是土地资源调整配置和土地利益的调整分配,而流转是调配的目的和实现土地节约的途径。     

论土地政策制定的一般程序

土地政策的制定,又称土地政策的决策,其含义是指决策者为了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土地管理任务和土地利用目标,在一定的理论原理和价值观念指导下,对人地关系所涉及的特定的社会经济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与落实的一种行为或过程。它是土地政策运动的首要环节,直接关系整个土地政策运动的成功与失败。     

土地流转对农村阶层冲突的影响研究

农村土地流转实质上是一个农村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再分配过程,是农村各阶层围绕土地利益所进行的持续"博弈"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各阶层由于在土地流转利益上存在不一致,因而也必然存在着各种利益冲突.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利益不一致是阶层冲突的根本原因;争吵是阶层冲突的主要解决方式.因此,要科学制定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就必须做到:一是要积极建立农村新的利益协商机制;二是要加大中介组织的建设力度;三是要积极培育农民维权组织.     

土地宏观调控的制度缺陷、产生原因及可能后果研究

国务院2006年31号文件对整顿土地市场的混乱秩序．改变土地收益的分配格局起到了不小作用。但在土地经济运行机制基础没有根本改变的条件下．回避错综复杂的宏观调控矛盾而采用单一的政府管制和禁止的对策．不仅难以达到既定目标．而且很可能因引发新的利益博弈而增加调控与交易成本。     

集体土地产权市场的地位和机制

土地资本的增殖动力始终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国家土地制度应该反映城市和农村的共同土地利益要求.将国家土地制度理解为城镇国有土地以追求资产效益最大化为目的;农村集体土地以追求资源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分工,是一种不公正的社会价值观,只会扩大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加剧生态危机和粮食不安全因素.建立所有制平等的土地产权市场是发展的需要,利用土地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投入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政府土地用途管制下的使用权市场应加以规范.     

土地冲突中农民与政府的博弈后果及悖论

当前,政府财政的支撑方式经历了从"农业财政"到"土地财政"的转变。在"土地财政"运作逻辑的支配下,在基层社会,以农民与政府为主体围绕着土地收益而展开了激烈的利益博弈,导致了复杂的土地冲突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的话语表达权受到限制,处于一种"集体失语"状态,但同时又通过上访等方式展现其作为"弱者"所具有的强势;基层政府通过对权力与资源的掌握而处于强势地位,但农民上访与基层维稳又凸显出它的软肋。为此,在对土地冲突的处理上,必须重构农民与土地、农民与基层政府的关系,使各利益主体在一种平等的对话中进行协调和沟通。     

土地财政:伦理分析与规制

土地财政是指政府通过土地运作来保障财政运行的财政机制。从伦理视角分析,地方政府伦理责任的缺失、中央政府的伦理困境是土地财政产生的浅层原因,而各利益主体对土地利益的追逐是土地财政产生的深层根源。土地财政问题的解决仅仅依靠法律和制度的力量还是不够的,更需要借助伦理的规制和救助,即通过明确界定和区分土地利益,针对不同性质土地利益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进行不同伦理规制。     

论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兼论“提高农业税取消其他一切农民负担”提法的非科学性

构建土地承包和租赁的典型关系模型,研究农民集体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方式,实质上农户家庭承包经营体现为权利和义务的再分配,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两个恒等式.土地承包金、租金和农业税的经济学涵义有着本质的差别,不能混淆.粮食定购任务以土地承包关系为基础,同时会影响租金的高低,土地承包金是构成农民负担的内容之一."提高农业税而将其他村提留和乡统筹一律取消"的提法值得商榷.     

土地利益改革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法律制度研究

土地问题一直是中国的热点问题,如何从法律上构建土地利益的公平分享制度,又是个难点问题。实现“公平分享”必然伴随一个制度创新,制度变迁的过程。土地利益的公平分享法律制度应以机会公平为切入点,从明确权利、限制权力、宏观土地资源合理配置等三层面进行构建。这一法律制度的实现是可以用经济性标准和社会性标准去评判其优劣的。     

土地产权、政府行为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

失地农民在现有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格局中所获份额较低,如何提高他们的土地增值收益份额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已有文献主要以是否改变土地产权制度为主线展开讨论,本文认为土地产权变革并不是影响土地分配格局的关键。在现有的土地产权制度下,为提高失地农民所获利益份额提供法律层面的支持和加强政府的法律执行力度才是重点。文章还以成都市的实践经验进行了说明并提出了改革的方向。     

论土地利用规划权力的经济法属性

厘清土地利用规划权力的法律属性涉及到将政府行使规划权力的行为纳入到法治化轨道中,也涉及土地利用规划法治化路径的选择问题。土地利用规划权力在宏观层面属于宏观调控权,在微观层面属于市场规制权。土地利用规划行为与经济法的制度功能具有契合性。确定土地利用规划权力的经济法属性有助于维护土地市场的正常秩序、协调土地资源的利益分配关系以及促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此,我国应当从经济法视域下进行土地利用规划权力制度模式设计。     

土地综合补偿标准的实证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依法征收土地并给予补偿,但我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所存在的非"包容性"行为必然导致土地利益分配不合理,针对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的研究已成为解决民生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课题。目前,我国以土地"原用途"为基础、以土地"年产值"倍数法为基础以及以土地"市场价值"为基础的三种征地补偿标准,都不能同时涵盖土地的经济价值、社会保障价值以及生态价值,综合补偿标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三种补偿标准的缺陷。土地综合补偿标准由于其考虑补偿因素的全面性,对于失地农民来说具有一定的公平性,达到了效率和公平的相对均衡。     

康复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方案论证——从土地回转制度的视角观察

作为土地征收程序的附属程序或补救程序,土地回转制度可以有效克服中国传统的土地所有权移转中的单向流动性以及国家对土地所有权垄断中的利益失衡,有效地保护耕地、保障农民权益和保持土地资源的持续利用,从而成为解决当前我国土地征收领域中存在的现实问题的一项可行性方案。     

农地过度非农化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动因分析

农地非农化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其实质是土地资源在农业利用和建设利用两种用途间的再分配。农地非农化在满足经济发展所必需的非农建设用地资源的同时,也会造成大面积的农地资源流失,因此农地非农化进程应该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合理、适度地进行。由于我国法定的农地非农化渠道单一,农地非农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土地级差收益往往由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征收或土地征用方式获取。在地方社会利益、地方政府利益和地方官员利益的综合作用下,地方政府具有明显的农地非农化偏好,从而导致部分地区农地过度非农化。     

农村土地征收三大命题证伪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农村土地征收法律制度构建依赖于产权自主论、效率优先论、城市优先发展论三大命题假设,从逻辑与制度两方面背离了基础的法权内蕴与正义轨道,导致了集体、农民权利的旁落与土地增殖利益的单向度分配与再分配,也导致了土地利用的高耗散与低效率,更扩大了城乡、贫富差距,为中国未来转型埋下制度性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