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世志士的呐喊与低吟－－皮陆派诗人的理论与创作

“皮陆”诗派是晚唐后期最重要的文学流派 ,它得名于皮日休、陆龟蒙 ,也可包括创作倾向与之一致的罗隐、杜荀鹤、聂夷中等。“皮陆”派在文学思想上操儒家实用的功利主义文学观 ,继承中唐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的传统 ,强调文学要服务于社会政治 ,要批判现实 ,有补政教。其诗歌最引人注目的是批判现实、反映民瘼的作品 ;数量最大的是抒写个人遭遇和内心情感的作品 ,有闲适诗、干谒诗、下第诗、咏史诗等。他们诗歌的艺术风格并不相同 ,大体上皮、陆属博奥奇险一路 ;罗、杜、聂属浅易明畅一路。     

讽谕诗和新乐府的关系和区别

我们读中唐时期的诗歌,特别是白居易、元稹诗歌的时候,常常接触讽谕诗、新乐府这两个名称。现在不少文学史著作和单篇论文,往往把自居易他们提倡写作讽谕诗的活动称为“新乐府运动”,在某些同志心目中,这两个名称的内涵几乎是等同了。实际上,讽谕诗是就思想内容而言,新乐府是就样式而言,这两个名称的内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把它们等同起来。本文拟在这方面略作辨析。     

“宫市”考论

白居易的《卖炭翁》,是《新乐府》五十首中的一篇。诗人自称,这五十首诗“系于意不系于文。……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律,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这些诗写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正是白居易做左拾遗的时候。诗人说,在他任谏官期间,他写诗的目的是:“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这种主张,和他在《新乐府序》中说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是一致的。对于这五十首《新乐府》的评价,意见有所分歧,有人认为,“诗人写出了他一生中最光辉的代表作”。有人认为,“此文《新乐府》,实在未见得成功;天子知与不知,且不说,就文学而论,则五十篇中,真实的可算做好诗的,还不到十篇”。 《卖炭翁》是被人称道的一首好诗。诗题之下,诗人自己标明题旨曰“苦宫市也”。诗人自己说,诗中所反映的内容都是事实,而且是经过核对无误的。为了对这首诗的思想内容正确理解,对“宫市”问题进行一下探讨,看来是很有必要的。     

“歌诗合为事而作”──论白居易《新乐府》的新闻性

“歌诗合为事而作”──论白居易《新乐府》的新闻性张保健白居易是唐代诗人中创作最多的一个。他曾将自己５１岁以前写的１３００多首诗编为四类：一讽谕，二闲适，三感伤，四条律。四类中，价值最高，他本人也最为重视的是第一类讽谕诗。其中《新乐府》５０首更是有组织...     

《琵琶行》赏析

白居易的诗近三千首。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把他众多的篇什,分编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以《新乐府》和《秦中吟》为代表的“讽谕诗”,大多是在他作谏官时写的。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这些诗,或同情劳动人民,或揭露统治阶级,笔锋犀利,尖锐泼辣,往往一针见血,莫不鲜明地表达出诗人的政治态度,是白居易诗歌中的精英。七言歌行体《琵琶行》和另一首著名叙事长诗《长恨歌》被编在《感伤》一类中,也都是白居易很具     

论“诗可以怨”

“诗可以怨”是孔子提出的诗歌功能论命题,此命题反映了《诗三百》的内容特征,包含着诗人借诗抒怨、怨刺现实政治等重要的理论内涵,体现了受怨者以诗抒怨的合理性,因而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诗可以怨”对儒家诗学的政教功用论产生了直接影响,其后历代都有大量怨诗,此命题的重要意义为后世诗歌的创作实践所验证。     

白居易自我调节机制的实现

白居易的诗论在文学批评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特别是他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大力提倡写讽喻诗,更是广为人知。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在提出以上主张的《与元九书》之前,白氏写下《秦中吟》、《新乐府》、《观刈麦》等大量讽喻诗,而此论一出,     

刘勰发展了“诗言志”与“诗缘情”的理论——初论《文心雕龙》中的情与志

古代文学中的“诗言志”与“诗缘情”是评论诗歌及其创作的基本理论。秦汉以前,在诗歌创作及其评论中大都是沿用“诗言志”的理论,强调文学为政教服务,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就是其中有代表性并对后世有影响的理论。孔子的“温柔敦厚”诗教说,孟子的“知人论世”说,荀子认为诗是阐明“圣道之归”的看法等,都是把诗歌当成经学的附庸。汉代诗论的代表作《毛诗序》在继承儒家诗     

晚唐诗意境论

在唐诗各期研究中,晚唐诗可算是一个薄弱环节,而对晚唐诗的风格研究则更为薄弱。清末以前论诗者多主教化,故论晚唐诗者大多从政教风化、伦理道德出发,视晚唐诗为“郑卫之声”、“亡国之音”。近几十年来论者,则大多以政治功利为标准,视绝大部分晚唐诗作为“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异端。故近千年来,数量浩繁的晚唐诗作,     

唐代新乐府诗派的批评论

崛起于中唐时期的新乐府诗派,着眼于创作实践的角度,就新乐府创作与批评,提出了一系列理论主张,其重点主要表现在“因事立题”、“即事名篇”、“病时”特质、“五为”方向、认知特点与写作规范等多个方面.这些理论主张,不仅丰富了新乐府诗派批评理论的内容,而且对建构与完善唐代乐府诗批评理论体系,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论张祜的宫词乐府和山水寺庙诗

张祜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 ,他的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宫词乐府与山水寺庙诗两方面。他写开元、天宝遗事的宫词可分为颂歌、伤感、讥刺三类 ,三者有机统一 ,具有“诗史”的价值。写传统题材的宫怨诗则笔法细腻 ,已逗露出“曲子词”的气息。乐府受南朝乐府民歌影响 ,现实性不强 ,游离于“新乐府运动”之外。他的山水寺庙诗 ,借用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唐诗的分类 ,可以分为“盛唐体”、“大历体”、“晚唐体”三种风格 ,三种风格是他不同时期的经历、心态的写照     

孔子诗学理论二元性刍议

以往受资料的限制,学术界一直认为孔子诗学是一种政教性的诗学,忽视了孔子强调诗歌还有言情的一面。结合上海博物馆馆藏竹简《孔子诗论》,本文将孔子诗论的核心归纳为两点：政教功能和抒情功能。政教功能主要包括＂诗无吝志＂、＂思无邪＂、＂尊德重民＂等方面,抒情功能指孔子论诗常常将诗歌中的情感与人的性情联系起来,认为诗歌是人内心真实情感的流露。孔子诗论中的政教功能和抒情功能是相互联系、彼此渗透的,二者不可截然分开。     

白居易新乐府对宋元诗歌的影响

本文简要地论述了白居易以《新乐府》为代表的“讽谕诗”对宋元诗歌的影响 ,指出了它对宋代诗歌影响甚微 ,而对元代诗歌影响较大的具体情况 ,从中可以窥见宋元诗人在诗歌创作趋向和艺术风尚上的一些重要变化     

“言志”、“缘情”名异实同论

“诗言志”。朱自清说它是中国诗歌理论“开山的纲领”。由于孔子又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以及“温柔敦厚,诗教也”的话,后人就把儒家这些注重诗的教育意义和社会功用的诗歌理论称为“言志派”;而把“情”视为与政教对立的“私情”,“因而在诗论中常常出现‘言志’和‘缘情’的对立”。(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尚书·尧典》篇“说明”。)     

道与器：中国诗学研究的独特视角——读劳承万《中国诗学道器论》

劳承万教授《中国诗学道器论》以康德哲学和中国心性哲学为理论支点,从道与器的视角研究中国诗学,认为中国没有西方式的诗学概念,只有“诗之为教”与“诗之为经”、塑造人格并从属于政教与治道的实践型诗学,从而构建了自己的诗学体系,为中国诗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白居易“三三七”体诗歌探源与分析

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中存在大量的“三三七”体诗歌,究其源头,除发轫于中国民歌中的“三三七”体谚谣这一远因外,值中唐时期佛教演唱变文之风正炽之际,白居易作为“外服儒风,内宗梵行”的虔诚的佛教徒,汲取变文中之“三三七”体,运用到自已的诗歌创作中,为其作品中出现大量“三三七”体诗歌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     

先秦两汉文论的“形而下”特征——中西文论比较丛谈之一(续)

五我们在上文一再强调“诗”与“乐”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将要论证中国古人的“诗教”理论实际上是“乐教”理论的自然延伸。虽然亚里斯多德也认为抒情诗属于音乐,但古希腊社会并不象中国这样重视音乐,也不认为音乐与政教有什么密切的关系。中国和古希腊对乐器的起源也有不同的解释,古希腊神话说畜牧之神赫尔墨斯     

《元稹集编年笺注》序

元稹是以其理论和创作开一代新风的作家。元稹高度评价杜甫正确处理继承与革新关系的艺术实践 ,他是确立杜甫“集大成”历史地位的第一人。元稹关于倡导新乐府运动的议论 ,切中时弊 ,他反对依傍古人的主张 ,具有理论创新意义 ,其新乐府诗是直接受其创新理论指导的产物。元稹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 ,其悼亡诗情真意切 ,哀婉动人 ,大量的艳情诗抒写男女悲欢离合的真情实感 ,哀艳缠绵。历史地看 ,它们极大地开拓了爱情诗的题材领域和艺术天地 ,值得重视。《元稹集编年笺注》是元稹作品的第一个笺注本 ,在学术上亦达到较高水准 ,它的问世将推动元稹研究的深入开展。     

元和后期诗风之变与<御览诗>

元和后期 ,随着宪宗前期清明政治的逆转 ,元、白针贬时弊 ,关注现实的“新乐府”诗失去存在的现实依托。在历经理想破灭、仕途坎坷的痛苦后 ,元和士人的积极进取精神和儒士的兼济情怀遭到严重摧抑。迷惘、失落中 ,他们普遍回归自我 ,在艳情或闲适中安顿心灵 ,寻求安慰 ,六朝诗风再次受到青睐。《御览诗》的编集正是当时整个社会士人心态和审美趣味的集中体现     

简论性灵派诗歌的风雅之怀

清代性灵派诗歌的内容意旨是多方面的。其主要成员虽然以表现真挚之情与闲适之趣为创作主旨，但亦具有风雅之怀：一具有仁爱之心，二具有讽谕之意；性灵派诗对白居易新乐府精神是有所继承的。后人斥性灵派诗为“风雅之”，是十分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