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的现代性与超越的当代性： 对本土化艺术符号学百年历程的理论审思

[提要]艺术符号学本土化的历程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八十年代初步发展,九十年代主要体现为艺术符号学在各个门类艺术中的广泛应用;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艺术符号学无论从基本原理、自主话语系统建构以及批评运用都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本土化艺术符号学的现代性义涵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中文“符号学”的命名与我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现代艺术体系的建立以及新文化运动以来艺术科学话语共同体的形成紧密联系在一起。本土化艺术符号学超越的当代性体现为：艺术符号学对唯科学认知思维的超越,对我国当代俄苏文艺理论话语模式和语言中心主义的超越,以及对西方美学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研究方式的超越。本土化艺术符号学的现代性与当代性与我国独特的民族文化语境密切相关,因此这种现代性与当代性共同构成了我国艺术符号学的民族性特征。     

传播学与符号学散论

传播学与符号学是本世纪初在西方发展起来的两门新兴学科。对于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关系，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传播学包含了符号学，符号学是传播学的一部分；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符号学包含了传播学，传播学是符号学的一部分。本文通过论述“传播”与“符号”的定义以及传播学与符号学的研究内容，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传播学与符号学是具有交叉关系的两门学科     

中国诗味论与符号学

中国诗味论与西方符号学体现的是两种思维方式。中国诗味论与西方符号学对文学艺术审美特性和读者接受方面的认识有一致性。它们二者都认为文学艺术的主要特征之一就在于蕴藏着更多的意义,不是简单浅显的;读者对文学艺术的接受有很大的主观性和差异性。尽管中国诗味论与西方符号学对文学艺术特性的认识有相同之处,但对读者如何鉴赏文学作品的看法却是不同的。中国诗味论强调“体味”,体味就是体会和品味。西方符号学强调语言符号分析,通过对语言符号结构的把握以求得对文本意义的理解。     

符号学是深化先秦名辩学研究的更优范式

20世纪初,我国学者开始以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为范式研究先秦名辩学.在这一百多年的研究历程中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主要原因是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不太适合做名辩学的研究范式.西方传统形式逻辑的理论体系由概念、判断和推理三大部分构成.“概念”仅是符号的“所指”,不包括符号的“能指”,而先秦名辩学中的“名”恰恰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是语词符号.“判断”和“推理”主要研究推理形式的有效性,属于语形学的研究内容,遗憾的是先秦名辩学中没有语形学的内容.名辩学中所讨论的推理都是语用推理,而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中又根本没有研究语用推理的问题.符号和语用推理在符号学中都给予了充分的研究,据此我们认为符号学是深化先秦名辩学研究的更优范式.     

符号学理论“旅行”与“形而下学”的意义

符号学理论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锐利的反思锋芒，既具有思想的深刻性，又具备方法论的可操作性；既强调形式立场，又超越了形式研究的局限，是整个当代文艺批评理论的重要方法论基础。通过对符号学理论研究的学术史考察，可归纳出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一是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符号学”，二是以皮尔斯为代表的“三元模式”符号学，三是以卡西尔为代表的“符号形式哲学”，四是以巴赫金为代表的“文化符号理论”。这些代表性的符号学理论其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在解释譬如敦煌艺术符号、民间视觉符号、当代互联网符号等具有中国意味的研究对象时，有时会显得“力不从心”。因此，试图以“中国方式”重新阐释符号学理论，这种阐释旨在符号学理论的本土化，使符号学理论成为解释“中国问题”更有力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武器。     

中国符号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相对西方起步较晚,但在五十余年的时间内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国符号学发展分为三个关键阶段：依附“西方学派”主导时期的起步阶段（1981—1986年）、中西方符号学学派开始融合的平稳发展阶段（1987—1993年）和建立中国化符号学体系的全面展开阶段（1994年至今）。目前,我国符号学理论研究和符号学的应用研究取得了国际的认可,正在积极构建承载中国文化的中国符号学派。我国符号学研究虽仍然面临着专著量不足、专业刊物较少、学术定义尚未明晰统一等困境,但中国符号学研究正克服困难,稳步前进。     

皮尔斯符号学视角下的舞蹈语言符号探析

文章以舞蹈语言符号为研究主体,运用皮尔斯符号学中的经典理论对其进行解读。主要从舞蹈与皮尔斯符号学之关联、舞蹈体现皮尔斯符号学“三元说”、舞蹈与皮尔斯符号学之无限衍义、舞蹈与皮尔斯符号学所指对象分析四个方面进行探析。笔者在研究中发现,皮尔斯符号学无不透露着与舞蹈艺术紧密相关的各种理论支点,这对于丰富舞蹈理论和舞蹈实践研究有着很大的帮助。     

西方艺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

西方艺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是20世纪艺术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其特点在于从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阐释各种艺术现象:有的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简单的经济决定论,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解释艺术的发展;有的关注艺术生产中的异化现象,用异化理论阐释艺术创作;有的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把艺术现象和艺术风格归结为阶级斗争的结果;有的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解释艺术市场和艺术管理等等。西方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新马克思主义"则不再把艺术看成是社会经济力量的消极产物,而是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智力关注的共同结果。在研究中,"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将马克思主义原则和女性主义、符号学等方法结合起来,研究方法出现了多元化倾向。     

从“有意味的形式”到“表现性的形式”——试论现代西方艺术本质论的一个演变

本世纪二十年代,西方著名艺术理论家克莱夫·贝尔曾给艺术下了一个独到的定义:“艺术乃是有意味的形式。”,这个定义被视为“现代艺术中最令人满意的理论”,因而引起西方乃至世界的艺术理论家们的极大关注和研究。当代美国哲学家、艺术理论家苏姗·朗格就是这些研究者中较为突出的一个,而她所提出的“艺术是表现性的形式”这一新的定义,则是对这个理论最中肯、最合乎情理因而也是最出色的批判继承。如果说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是二十年代西方艺术理论中最流行的观点,如果说朗格的“表现性的形式”是五、六     

浅析超现实主义绘画之反逻辑性写实艺术符号构成

西方现代艺术中的超现实主义绘画开创了全新的艺术形式,以潜意识理论为基础,寻求一种绝对现实状态来表达内心世界。其中倾向于具象写实表达的艺术家们所创造的反逻辑和非理性的画面风格已成为一种符号。本文主要通过运用符号学的理论结构,结合代表性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及绘画作品,来解读这种艺术形式的基本符号构成。作为一种实用性很强的方法论,符号学在艺术理论研究方面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     

20世纪符号论美学新探——以卡西尔与朗格为考察中心

恩斯特·卡西尔尽管不是一位专门致力于艺术研究的纯美学家,但却在“视觉符号学”方面贡献巨大。苏珊·朗格可能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女性哲学家和美学家,她以女性所独有的感性气质,从“纯而又纯”的理性的反面,发展了人类的内在结构。整体看来,苏珊·朗格所探索的,是在艺术形式、艺术话语和符号意义里面的表现性和情感性这样的美学问题。     

文学符号性初探

发韧于本世纪初的符号学(Semiology),是当今西方蓬勃发展的一门新兴学科。由于它把整体的人类文化看成一相互关联的模式化了的符号系统,并且以此为研宄对象;同时致力于探讨“符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活力”①,也由于它在寻找符号意义的产生与交流、指称与传达之间的普遍规律性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功,因而使符号学超越了单一学科的限定,具有一种方法论的意义和价值。     

论中国古代文体的规定性及符号学特征

针对中国古代文体的规定性和符号学特征,从两个方面展开对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学科思考：一是从基内涵与对象出发,探索中国古代文体学的性质;二是依据符号学理论阐述“文体”对内容的规定性,并通过和西方文体学之间的比较,确立文体学在文章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汉字书法艺术的美学特征

汉字书法艺术的美学特征李恩江一汉字书法艺术是一种符号的艺术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这里的符号，是仅就其对汉语的记录功能而言，并无其他含义，和西方流行的符号学的“符号”完全不同。符号学是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酵母酝酿而成的一种认识论体系，其符号是概念...     

尼采对美学的颠覆——试论尼采的美学生理学

尼采以“肉体——生命”为尺度重估一切价值,颠覆了西方的整个形而上学体系,也对西方的思辨美学提出了质疑,尼采主张应从“肉体——生命”的角度重新研究美和艺术对于人生的意义,尼采认为承担这一研究的学科应当是美学生理学。尼采的美学生理学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研究美和艺术对于生命,对于肉体的意义;第二个方面是研究个体的生命状态对于创造艺术和美,以及欣赏艺术和美之间的关系,将肉体的生理反应与审美过程结合在一起,把艺术归结为对肉体和感官的暗示;第三个方面是对美学这门学科自身的生命状态问题的反思,要求建立“强力美学”。尼采“美学生理学”的意义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对虚无主义的反对,对一切否定生命的思想的攻击与反驳;第二是从应用生理学的角度研究人的生理状况与美的创造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和艺术所引起的人的生理反应,并以这种反应为评判艺术与美的标准。     

“不再流泪的洛特曼”：洛特曼在西方

60年代中后期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代表洛特曼以结构主义符号学家身份进入西方学界视野。90年代后洛特曼面临结构主义身份认同危机,西方学界开始致力于放大其理论中解构主义因子,塑造更为开放、跨界、全新的“洛特曼”。通过描摹洛特曼在西方语境置换、视域更迭中呈现的独特镜像,不仅可以启发洛特曼后续研究,也可窥见西方学界对外来理论阐释的价值取向以及文化立场。     

“空无”的意义：罗兰·巴特符号学思想

意义是符号学研究变奏曲中永恒的主旋律。罗兰·巴特以意义为中心的文化批评具有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背景,并在其后结构主义转向和符号学历险中绵延着“空无”符号这一伏脉。《符号帝国》是对权力与意识形态神话的批判解构。具有断裂特征的语言、作者不在的文本、中心为空的文化等典型“空无”符号的意义,在文化建构的意义欢愉场中瓦解、消亡、狂欢,极具“自由”之义。对意义背后的社会文化剖析,体现了巴特对人之自由的终极关怀。     

基于符号学的“整体品牌”概念

对管理学、营销学中众说纷纭的品牌概念进行了梳理,对梳理后产生的两大疑惑用哲学家皮尔斯的“三位一体”符号思想进行了破解,在此基础上给出了符号学意义的品牌定义,构建了双角度的三位一体性“整体品牌”概念模型,并提出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和“品牌符号学”的初步构想。     

图式论中的语言学因素

贡布里希的理论曾经影响一时,但在西方人文学科经历了所谓“语言学转向”以后,他偏重于心理学立场的艺术思想受到“新艺术史”新生代学者的质疑,被视为保守和自然主义.文章认为,事实上贡布里希的理论中是存在语言学因素的,只是这些因素长期被忽视了.可以看到在他的“图式”理论中涉及到：绘画图式与语言中语汇的相似;图示通过类似代码的方式来转换可见世界;甚至图式也是通过分节的方式来对可见世界进行切分和拣选.这些思考带有强烈的语言学和符号学的痕迹,其价值和启发性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     

得意忘言与言意之辩──兼论中国文化的符号学特征

对意抬关系的探讨是符号学研究的实质和核心。语言是由“能指（声音、文字）”／所指（意义）”双面构成的符号体系。魏晋时期,王粥力主“得意忘言”,欧阳建首倡“言尽意”,对语言符号意指关系的见解都有其内在合理性。这场言意之辩,将先秦时期关于名实关系和言意关系的讨论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后世文学、艺术乃至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