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儿童游戏空间研究述评——基于硕博论文的分析

游戏空间是儿童成长的重要空间。随着人文地理研究的社会转向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教育研究需要对空间概念有新的解读：教育空间不仅是物质空间,更是社会文化空间。对2002-2016年88篇儿童游戏空间研究硕博论文的分析发现,目前,儿童游戏空间的教育学研究欠缺,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了儿童游戏空间的“自然地理性”,忽视了儿童游戏空间的主观性、社会性和文化性,忽视了空间的教育生产性。儿童游戏空间的研究应重视空间的教育生产性和文化性,教育研究的空间转向是教育研究的新取向。     

教育空间之思：试论儿童游戏空间

空间是个体成长的“场域”。空间生产理论认为，空间是关系的社会，空间具有生产性。游戏空间是儿童成长的重要“场域”，不仅具有教育性和社会性，而且具有自然和人文多重属性。儿童游戏空间不仅仅是物理的空间，也不仅仅是与儿童相分离的教育环境。在社会研究空间转向的趋势下，应加强教育空间的研究。然而教育研究一向忽视对空间的研究，对空间概念尚无明确的、合理的解释，因此要么不用空间概念，要么随意使用。已有关于儿童游戏空间研究的文献，对空间的解释依然是传统地理学主客二分的“物理空间”概念，忽视空间作为“关系社会”的研究，并且缺少“教育空间”研究。因此，儿童游戏空间作为教育空间，其研究应借鉴空间生产理论，给予“教育空间”观照。本研究基于社会空间和教育空间的理论探讨，尝试从学理上分析儿童游戏空间与教育空间的关系，儿童与游戏空间的关系，儿童游戏与游戏空间的关系等内容，接着梳理儿童游戏空间的类型，最后以儿童幽默游戏空间分析来观照儿童游戏空间的生产     

论理性兴衰中的人——评析哲学的三次人类学转向

人是一种有限的“理性存在”。理性的兴衰史是人们对于“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在近现代以及后现代得到较深刻回答的必然。哲学的三次人类学转向证明了这一点。理性的衰落渊于理性的绝对化 ,这种绝对性异化则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和理性在本质上具有“终极人文关怀精神” ,是一种充满人类理想和激情的并与人类自身发展、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     

“两点论”与“重点论”视角下的学前儿童游戏与学习的关系

如何处理学前儿童游戏与学习的关系历来是学前教育工作者关注的问题。针对我国学前教育客观存在的“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和“幼儿游戏放任化”两种倾向,在矛盾分析方法论——“两点论”与“重点论”的指导下,辩证分析了“游戏”与“学习”的关系,进而提出了教师应转变教育观念提高教学能力、重视不同游戏中的学习重点与游戏间的连结性、丰富游戏材料及完善幼儿园环境创设等策略。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对教育哲学的贡献

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不只是一部伟大的美学和美育经典,同时也是一部杰出的教育哲学著作:它从人的天性出发,对“人如何成其为人”及人自身的规定性(我们能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能期待什么)等一系列教育根本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思考.席勒以审美游戏为中心的教育思想主要表现为:一是将审美游戏视为一种生活方式,二是将审美游戏作为一种教育方式,三是将审美游戏作为人自我实现的根本途径.     

游戏与劳动的辩证法

“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的重要命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研究中占有 重要的地位.劳动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与途径的过度阐释,遮蔽了游戏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在历史 进程中,劳动是一个由丰富逐渐走向异化和单面,对人的心身逐渐生发拘囿的过程,而游戏则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不断被丰富的过程,具有多重向度和丰富内蕴,包蕴着现实、想象、自由、创造、审美等诸多元素.我们在研 究游戏与劳动的过程中,要关注游戏自身内部的多样统一性,关注游戏对于人的完整、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 与作用.在当下实存的“现实性劳动”难以完全超越异化的状态下,即使闲暇的游戏以及游戏与劳动共存共融依 旧是一个难以实现的乌托邦理想,我们也应该在理性、理念上更多关注作为劳动与游戏者——人的身体,更多关 注作为劳动工具或游戏工具的技术器具,更多关注作为劳动与游戏的对象的存在世界,在“平衡-动摇-平衡”或 者“紧张-松弛-紧张”这样无限运动的辩证关系中,延续人类爱的游戏的生命.     

“好玩”的童年游戏——基于对20世纪60-90年代生人童年游戏记忆的调查

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童年游戏。为了探寻多年后,记忆中不曾忘却的童年游戏是否有着何种特殊意义，本研究以童年游戏记忆为切入点，运用访谈法于D市N市共抽取40名20世纪60-90年代生人进行访谈，并总结提炼。研究发现，即便在时代变换下不可抵挡的发生了游戏群体消解、游戏条件商业化、游戏文化多元化的变迁。但由“自由自在”、“紧张刺激”、“忐忑不安”等情绪体验以及在“视觉”、“听觉”、“触觉”上的不同感受构成了60-90年代人对童年游戏“好玩”这一深刻而一致的印象，也是对游戏本质的理解。记忆是连通过去和当下的桥梁，通过记忆的重现和审视也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和把握童年游戏的意义，更好的对待当下儿童的游戏。     

论游戏中感性与理性的统一

游戏对参与者的要求是感性与理性的高度统一。游戏本身是感性的 ,人们动作状态的变化是一个高度自动化的过程 ,但这一过程又是在一定的理性规则下进行的 ,即游戏中始终伴随着人的思维活动。人脑是思维的物质基础 ,它在反复不断地接受某种外界刺激的训练之后 ,便在实践中表现为动作的敏捷 ,而要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又必然隐藏着以“相似块”的丰富和不断快速调用为特征的形象思维 ,从而导致感性与理性的最佳结合     

游戏与法律

赫伊津哈认为在早期文化中游戏与法律具有同一性 ,并用生动的例子说明游戏是如何在尽情展开自身的同时又承担起司法判决功能的。但他对两者的关系只作了经验的说明 ,没有进行理性的分析。游戏理论为“法律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答案 :游戏为了满足人们在闲暇中追求自我实现的需要 ,先行实践了形式上的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互动 ;当社会产生需要时 ,就借用这种活动来实现司法的功能 ,使法律文化得以发生和发展     

生态文明视域下能源困境的伦理审思

能源问题关系到人-自然-社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延续。能源问题反映了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紧张,实质是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危机。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紧张、“义”的沦丧、以经济理性僭越价值理性,是能源困境的根源。从“控制自然”到“遵循自然”的伦理觉悟,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生态文明实践,为人类超越能源困境提供了可能。建构经济-环境-伦理生态,达致义利相融、德得相通,强化企业、政府等组织的伦理责任,呼唤“类本质”的觉醒是人类超越能源困境的可能路径。     

论《庄子》的“天人观”

“天人观”通过对“天人”关系的探讨,追问、反思世界与人生的究竟义。《庄子》中的“天”、“人”是一对互相对应的概念,“天”主要指代表宇宙运行本然之则的“自然之天”,“人”主要指违背万事万物本性的存在。以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为主旨,《庄子》论述了“天人”关系的三层涵义：“自然与人为”关系、“本性与非本性”关系和“理想境界与人间世界”关系,三层涵义依次递进,阐明宇宙人生的真相,明确人应当追求逍遥自由的终极境界。     

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博弈——低碳社会的自然观辨析

生态危机是人与自然非合作博弈的必然结果,其深层根源在于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自然观误区。低碳社会以人与自然的价值和谐为逻辑基础和价值依据,旨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实现人与自然的合作博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价值导向。在低碳社会视阈下,应坚持自然的＂返魅＂、＂发展＂与＂环境＂的统一、合理张扬人的主体性等理念,不断促进人与自然由矛盾对立走向全面和解。     

论三个层次追求和谐

和谐是指理想的关系,体现为稳定、有序、协调的状态。这种理想的状态是值得追求的,并可以分三个层次去追求:追求人自身的和谐———和谐人格,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和谐生态,追求人与人的和谐———和谐社会。     

基于竞合博弈的参与人行为特性研究

当今市场博弈参与人的行为已由过去纯粹的竞争型行为转变为竞合型行为,博弈的类型也由个体之间的博弈推展到群体之间的博弈。均衡悖论的实质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背离,在"过程理性"的推证下,完全理性人的前提假定应该被有限理性人所替代。规则的改变是现实演进的内在要求,参与人特征与博弈境域的影响应被反映在博弈规则的创新改进中。在竞合博弈的关系框架中,企业、用户、敏感竞合人、非随身策略人和替代竞争人有着各具特色的行为个性,但竞合的共性却会导致帕雷托改进。     

政府与媒体关系的经济学视角分析

以经济学理论当中的博弈论为基础,提出了政府与媒体的两种博弈类型: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认为合作博弈作为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常态,在博弈过程中占据主要地位。为公共利益而博弈,最大限度地增加公共利益总量成为处理政府与媒体关系的主要指导理论,实现政府与媒体之间利益的纳什均衡是处理两者关系的最终目标。     

生态伦理的性质

人类把道德关怀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之间 ,这反映了人类伦理发展中的一种深刻的变化。生态伦理是作为一种新的伦理范式而出现的 ,它不是已有的伦理学理论在自然中的一种推广和应用 ,而是作为类存在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 ,因此 ,它不能被理解为是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那种坚持认为必须把生态伦理置于人与人的伦理关系框架下进行考察才有意义的观点 ,事实上取消了生态伦理存在的一切可能性。这种观点本质上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的结果 ,它把道德看成是一种与时间无关的封闭的体系 ,否认了道德能够进化的一切可能性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主体的实质解释

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关系密切的人”是指实际上影响并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人,不是指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实际关系“密切”.“关系密切的人”与受贿罪共犯中的“特定关系人”适用的场合不同,抽象地比较两者之间的关系没有意义.国家工作人员也可成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     

转型期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关系探析

转型期的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在“经济人”假设中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权力的稀缺性和利益性，利益集团追逐利益的本性，使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天生就构成一种联盟关系。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三者博弈关系中，中央政府在政策贯彻的执行力度上的强硬程度，影响着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联盟关系的“牢固”与否。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并非是天然的联盟关系，地方政府往往占据主动权，在不同因素作用下两者之间的博弈关系，是一种脆弱的、缺乏稳定的关系。     

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国家与社会的二律背反与良性互动

人类的政治实践表明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有其限度,主要表现为国家阻滞公民社会的成长、经常背离公共利益、存在合法性危机,社会未必通向民主政治、极易导致两极分化、容易滋生个人主义等。把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坚持国家本位抑或社会本位其结果只能是"零和博弈",因此,从"二元对立"走向"良性互动"成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遵循"强国家、强社会"的构建理路,从推进宪政、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树立权界意识、协调国家社会关系、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增强社会自主性等方面入手,努力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关系模式,才能使国家与社会关系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真正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反思

近代工业文明在促进生产力解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建设生态文明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其哲学依据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中国古代自然观。因此,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现生产力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促进生态与科技相融相通,以求化解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