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江淮大水看民国时期水灾与社会风险

1931年江淮大水灾以其发灾快、历时长、灾域广、损失重、影响远等特点而难忘于人们的记忆,这场由洪水而带来的灾荒对灾区内外的社会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和冲击,本文主要从灾民流移、城市难民综合症、兵灾匪患、疾疫传播这几个角度来进行考察,结果发现,20世纪20、30年代的时局使得灾荒这样一种本来单一的突发事件,却因与时代环境纠葛在一起而变得错综复杂,时局弱化防灾与抗灾能力,天灾加剧社会动荡,秩序失控诱发更大的灾难,最终形成一条天灾人祸恶性循环的风险链.     

明前期北方灾荒与乡村建设

在农业开发背景下,明前期北方乡村社会保障与农业生产条件的缺失,造成北方地区有灾则荒与乡村社会脆弱化的后果,灾荒一体化成为北方地区具有普遍性的自然-社会现象,北方乡村社会实际上成为"灾荒社会".灾荒、人荒、地荒等"三荒"形成事实上的地理耦合.     

明代北方灾荒的社会控制

相对南方而言 ,作为明朝政治中心所在地的北方是经济落后地区。明朝的重南轻北的区域经济发展策略及实践、北方经济开发与社会整合中不切实际的盲目作为 ,加之临灾与灾后社会控制的失措是北方灾荒频仍的症结所在。土地兼并 ,徭役繁重 ,农民极度贫困 ;生态环境恶化 ,农业生产几于崩溃 ,土地抛荒 ;灾民逃亡 ,社会组织结构趋于瓦解 ;阶级、民族矛盾激化等凡此因灾荒的社会控制失误而孳生的北方地区社会问题累及南方进而拖垮了明王朝。     

中国现代史的又一项开拓——读张水良的《中国灾荒史》

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在阻滞社会发展的诸因素中不能低估自然灾害。灾害自古即有。《左传·宣公十六年》记曰:“凡火,人火曰火;夭火曰灾。”这里把自然发生的火患称作“灾”。随着历史的演进,“灾”被泛指水、火、旱、虫等自然灾害。不过,灾害与灾荒并非同一概念。灾害是自然灾变所致,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而灾荒是天灾与人祸的交织,如果自然灾害变成社会上的灾荒,这就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了。据历史记载,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949年的2155年间,我国共发生水旱灾害2085次,几乎平均每年有一次,其他风、电、蝗、疫等灾害则不计其数。历代反动统治者利用天灾,加强了     

元代灾荒中的流民刍议

众所周知，元朝是我国历史上自然灾害泛滥和高发的时期。元代中后期几乎是年年有灾月月有灾，造成广大民众饥贫交图，流民四起，盗贼和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严重威胁看蒙古王公贵族的统治，为此元代诸帝也是穷尽脑汁予以赈济和减赋，以求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挽救统治危机，然而却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灾荒所造成的创伤。有元一代，灾荒与流民伴随着农民起义的号角终将元王朝送进了坟墓。本文以分析元代的较大灾荒以及元廷对受灾流民的赈济措施为主旨，阐明灾荒与流民对元朝的影响。     

地方与国家之间的艰难互动——解读1936年四川大灾荒背景下的刘蒋关系

1936年春夏迁延至1937年春的四川灾荒,由于川省地方政府未能对灾荒有一个精准的统计,使整个报灾和赈灾显得异常被动;同时由于川省政要的地方观念,外界对川灾知之甚少;且当时蒋刘之间的特殊关系,更使南京国民政府对川灾的勘察和赈济滞后,致使万千灾黎蒙受了巨痛。关于救济川灾一事,其表层反映的是报灾与救灾过程中刘湘与蒋介石之间的政治纠葛,实质上反映了特定时空中地方与国家之间的艰难互动及其影响。     

抗战时期的贵州灾荒特点及原因研究

抗战时期的贵州是一个自然灾害非常严重的省区。这时的贵州灾荒具有年年有灾、灾害种类齐全、灾荒程度严重等方面的特点。究其成因，既有自然环境因素，也有社会条件因素。前者包括多峻山、梯田，少河流、平原，多草房木屋，多火灾、虫灾发生的有利环境等方面。后者指政治的不良、劣绅奸商的欺压盘剥以及农民本身素质的低下等因素。     

试论民国时期的灾荒

中国自古是个多自然灾害之国,民国时期灾荒更加频繁严重。其特点是:年年有灾,连年不断;灾域广泛;多灾并发,往往几种灾害同时同地发生。其危害严重而深远:灾民遍地,大批死逃;农业生产力严重破坏;大片良田和生产资料被毁、减少;交通和工程设施被中断和破坏;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反抗斗争迭起。究其原因,除自然的和历史的原因外,社会原因是主要的:反动派的掠夺使得国困民穷,无力抗灾;战争频繁,加重和制造了灾荒;水利长期失修、破坏;植被严重破坏。     

试论民国时期的灾荒

中国自古是个多自然灾害之国,民国时期灾荒更加频繁严重。其特点是:年年有灾,连年不断;灾域广泛;多灾并发,往往几种灾害同时同地发生。其危害严重而深远:灾民遍地,大批死逃;农业生产力严重破坏;大片良田和生产资料被毁、减少;交通和工程设施被中断和破坏;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反抗斗争迭起。究其原因,除自然的和历史的原因外,社会原因是主要的:反动派的掠夺使得国困民穷,无力抗灾;战争频繁,加重和制造了灾荒;水利长期失修、破坏;植被严重破坏。     

光绪年间河南灾荒社会原因探析

光绪年间河南灾荒现象异常突出,虽与当时整体气候背景及河南特殊的地理特征相关,但灾荒背后的社会原因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其主要表现为:一、防灾手段滞后,具体体现为水利、仓储失修,森林植被之学不讲;二、抗灾能力低下,豫省人民因承担重赋、重徭及重捐之外,加之境内匪类猖獗,生活贫苦,遇灾即贫,颠沛流离;三、救济不力,清政府因光绪年间财政匮乏,吏治、河工腐败,对灾民救济不力也加重了灾荒程度。     

吴江盛泽镇区防洪工程及其启示

吴江县盛泽镇防洪工程融防洪、排涝、排污、航运于一体,是比较科学的综合治理工程,在1991年太湖地区洪涝灾害中发挥了巨大效益。自力更生办水利是“盛泽精神”的体现,“快速早效”是盛泽工程的又一特点。     

水库溃坝洪水数值模拟与防洪管理对策研究

目前防洪措施的制定主要基于定性分析与经验判断，防洪措施集中于防洪工程设施的管理与维护、源头控制、法规制定、自然保护区措施、经济手段、洪水预警等方面，缺乏基于定量分析的防洪措施的研究。基于溃坝洪水数值模拟得到的淹没范围、水深和流速等关键信息，对深圳市公明水库的防洪工程与非工程措施进行了研究，为区域防洪决策与规划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易”对中国治水实践的影响

以＂易＂的演化和历代治水者对＂易＂的理解为线索,探讨＂易＂对中国历史上治水实践的深远影响。大禹治水与《连山易》有正相关关系,《周易》则是大禹治水的总结。自李冰起,历代治水者,从《周易》中获得启迪,指导各自的治水实践。     

苏北水灾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兼评《明清苏北水灾研究》

明清苏北水灾在中国水灾史上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对明清苏北水灾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在学术上具有典型意义,同时也有益于深化对淮河流域水灾的清醒认识,增强全民居安思危,抗洪防灾的忧患意识,寻找彻底治理苏北水灾的对策。为此,《明清苏北水灾研究》一书的著作者做了艰辛的努力,提出了一系列启人心智的创新观点。     

秦汉时期黄土高原土地利用与黄河水灾关系及其对水灾的治理

秦汉时期黄土高原土地利用方式与黄河水灾关系十分密切：黄土高原作为农业区，黄河水灾频繁；黄土高原作为畜牧区，黄河得以安流．介绍了治理主要水灾的方法和经过．揭示了此项研究的现实意义．     

基于洪水数值模拟的溃堤保险定价研究

洪水保险作为一项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洪灾风险管理手段,可以有效提高对洪水风险的防御能力和灾后的恢复能力,维护社会稳定.文章针对溃堤情况下的洪水保险进行了系统分析.首先,指出溃堤洪水保险定价系统的核心是保险的定价问题,并对保险定价进行了初步探讨,将溃堤洪水保险的定价归结为洪灾损失期望值和洪水风险附加费率的确定;其次,提出基于溃堤洪水数值模拟的洪灾损失期望值计算方法,并引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确定洪水风险附加费率.溃堤洪水保险定价系统研究对于防洪减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洪水保险的政府运营模式:美国洪水保险计划的实践和启示

洪水灾害是我国主要的自然灾害之一,然而洪水保险制度在我国却迟迟未能建立。纵观国际上洪水风险管理体系较为成功的国家和地区,以美国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洪水保险制度对我国有着重要的启示。通过对美国洪水保险计划(NFIP)的法制发展、运营现状、模式特色,以及出现的问题等方面的分析,我们认为,政府主导的洪水保险模式是我国洪水风险管理的可行模式之一;在洪灾风险管理体系中,洪水保险立法应作为重要的制度基础;在洪水保险计划的实施中,可靠的技术分析以及充分利用商业保险渠道是运营成功的关键。     

论两汉时期的水灾与赈济

两汉时期,水灾频繁,史书明确记载的有92次,平均每4年多就发生一次,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巨大的危害。关于汉代水灾的成因,有溃决型、漫溢型、降雨型、海啸型和山洪型等类型。在水灾发生后,两汉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赈济措施,主要有减免赋税、赈贷、移民就食、死亡赈济、灾后补种和节约开支等。以此缓和矛盾,保障民生,维护统治。     

1935年的汉江特大洪灾及其善后

1935年,汉江流域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汉江中下游地区田舍为墟,人畜漂没,灾情之严重,较之1931年长江全流域大水有过之而无不及,湖北社会经济亦因此而再遭重创.在当年全国被灾县市、被灾面积、灾民人数、财产损失的各项统计中,湖北均名列首位;而在湖北52个被灾县市中,损失最为惨重者,又大多出自汉江流域,其创重巨深可见一斑.大水过后,汉江治理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拨出巨款,对汉江沿岸重要堤防加以修复,著名的钟祥遥堤始得兴建.工商界人士亦在赈灾及灾后重建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试析洪水神话的世界性及其认识价值

以“洪水”为题材的神话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已有学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类比分析,提出多种见解。本文分析各家之论,并着重阐释以下看法:其一,洪水神话的世界性涉及文化传播问题;其二,洪水神话以“避难”题材为主,但也反映主动抗争精神,如鲧禹治水;其三,洪水神话的“天神惩戒”主题渗透着宗教观念;其四,洪水神话与“大河文明渊源”有着怎样的联系,仍需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