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中心 消解对峙——论《八月之光》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及二元对立论的批判

从古希腊至20世纪初,西方意识形态一直是由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由此派生的二元对立存在论所主导。人们习惯于用二元对立存在的思维模式和心理常态来看待世界,规范社会,因而使得"主—客"二元对立观念无处不在。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福克纳透过《八月之光》的光谱照显出了美国旧南方社会机体里一切弊病的深层病灶及其"病原体"——逻各斯中心主义及其衍生而来的白人至上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在社会成员之间所形成的不同形态的"主—客"群体结构对峙,动摇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千年堡垒的根基,为西方文坛和思想文化领域构筑起了一幢人文主义的宏伟大厦。     

德里达解构主义的社会意义

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德里达指称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实质特征的一个概念,其社会意义在于它从形而上学的角度通过为人类提供人类之根支撑起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和精神家园。德里达通过发现潜藏在逻各斯中心主义中的替补游戏解构了逻各斯中心主义,指出逻各斯作为原始起源的概念不过是补充的神话。德里达解构了逻各斯中心主义也就解构了它的社会意义,他通过把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建构的人类之根连根拔去而把人类(西方社会中的人)从不合理的一元价值观下解放出来,但也使人类(西方社会中的人)成了无家可归四处飘零的个人。     

论华滋华斯诗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将华滋华斯的诗学置于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中来进行考察,可深入分析其所表现出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深受１８世纪最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代表卢梭的影响,华滋华斯坚持言语优于写作,相信有个终极所指（自然）,并在其文学实践中始终追求这一终极所指。同时,我们还探讨了华滋华斯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与其社会观的联系,以及华滋华斯作为一个逻各斯中心主义者所陷入的两难处境。     

诠释德里达的“解构”思想

以德里达对西方传统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在场的形而上学”和“语言中心主义”进行的颠覆性解构为逻辑视线，对其解构主义进行了解读，指出了它的贡献所在和不足之处。     

德里达的解构策略

德里达运用三种解构策略对三位一体的在场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进行解构读解,旨在批判从柏拉图、卢梭和黑格尔直至海德格尔和列维-斯特劳斯的整个西方思想传统的在场形而上学本质特征及其真理观和意义理论.虽然德里达的解构策略在其所界定的文本的文本性内是有效的,但由于这种文本的文本性脱离了社会历史性就难免有其方法论缺陷.     

谈德里达对文字学中“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

德里达认为西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重要表现,因此,他在其解构论的基础上批判和解构了结构主义、在场的形而上学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表现形式以及二元对立、基础主义的思维方式。他意欲解构结构主义,而其所理解的结构主义是人的一种先验的建构,而不是具体的实践活动如劳动和游戏的建构,忽视了历史结构性。他反对写作的"在场形而上学",却把虚无和在场截然分开。他通过"延异"、"痕迹"、"隐喻"等策略反对写作和文字结构中的二元对立和基础主义,但并不能就说其具有"意识的虚构性"、"语言的隐喻性"和"叙述的话语性"。     

德里达“文字学”对意义的建构作用

意义是人类既难以达到又难以舍弃的一种精神追求,它的非实体性、复杂性、动态性决定了哲学对它的追问必然要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又曲折的澄明过程。本文从德里达的＂文字学＂中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驳斥入手,分析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对揭示形而上学的虚妄性,与建立意义的生存系统的重要意义。     

《水浒》女性形象浅议

梁山男英雄的厌女症和女英雄的雄性化是作者男性中心主义英雄观的必然。文本以杀死恶魔女性和强调雄化女人的异己品格的父权制策略完成英雄的塑造     

人类中心论:辩护与诘难

西方思想家为价值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四点证明理由:自然目的论、神学目的论、灵魂与肉体的二元论、理性优越论及其现代变种。主张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家从实践困难、逻辑缺陷、利己主义尾巴、道德进步的界限西个方面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诘难。只有实现元伦理学和后现代主义的视角转换,才能真正理解并参与环境伦理学中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     

解构的轨迹:解构主义简论

结构主义坚持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 ,认为如果人们抓住了某种理性的参照点 ,就能获得一切事物赖以生存的系统 ;而后结构主义则认为人们进入一个本质上不确定的领域和世界 ,因为结构主义所信仰的那个固定的理性参照点在永远不停地转动着、变化着、消解着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边缘”性的、不确定的东西     

清代品体文学之论的承传

清代品体文学之论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在诗学领域，其体现在袁枚的《续诗品》、顾翰的《补诗品》、曾纪泽的《演司空表圣（诗品）二十四首》及蒋斗南的《诗品目录绝句六章》中；二是在词学领域，其体现在郭摩的《词品》、杨夔生的《续词品》、姚燮的《鸥波词序》及江顺诒的《词品》中；三是在文章学领域，其体现在马荣祖的《文颂》、许奉恩的《文品》及魏谦升的《二十四赋品》中。上述三个维面，从不同的论说视域将传统品体文学之论予以了发扬光大。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明刊《西厢记》中的汤显祖评之真伪及其他

晚明戏曲小说评点之风盛行,在明刊《西厢记》中,有三种署名汤显祖批评,它们是师俭堂刊刻的《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汇锦堂刊刻的《三先生合评元本北西厢》（署汤若士、李卓吾、徐文长合评）、《西厢会真传》（署＂汤若士批评、沈伯英批订＂）。通过对这些＂汤评＂的真伪、思想等问题详加考析,可以发现明刊《西厢记》中的＂汤显祖评＂与李贽、徐渭、陈继儒等名人评点一样,其真实性虽不高,但它们在《西厢记》的传播接受过程中则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试论老子政治理论的基础是道德而非权术——从《管锥编·老子七章疏》对老子的误解谈起

本文共分为四小节,第一小节对钱钟书先生《管锥编》中疏释《老子》七章, 以“老子操持权术”为结论,提出商榷意见。第二小节对传统观念以《老子》三十六章为阴谋权术观点,提出反驳意见。第三小节对韩非通过增字和改字篡改《老子》原文,将《老子》理论改造成君王御臣之术的做法,进行了清理和批判。第四小节通过对老子“三宝”观念的疏释,结合王弼的注,论述老子理论中醇厚的道德内涵。     

论法治型政府的构建

法治型政府成为十年政府改革的目标之后,亟待从理论上对法治政府的内涵、目标体系及实践路径加以解读。其中,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社会、依法行政、法治行政等范畴的厘清成为体认法治型政府内涵的理论前设。以此为基础,政府职能、权限、行为与主体的法治化共同支撑起法治型政府的目标体系。在目标指引之下,坚持价值整合与制度创新、主体自律与他律监督、内部自发与外部促动的结合路径,法治型政府的构建才具有达致的可能。     

宋代土贡制度考略——以常贡为中心

土贡是中国封建社会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它起源于夏代,完善于唐代。宋代的土贡亦是在前朝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宋代土贡分为"常贡"与"杂贡"两类,"常贡"是其中最具稳定性和典型性的形式。它一般由户部进行管理,以州一级的行政单位来征收。土贡的贡物通常是通过官府收购、官办手工业制造、专门贡户生产及强行役使民众制作等途径获得,转运使负责在每年年底前运送到京城,太府寺负责其入库及支用。     

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东北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契机

新世纪 ,东北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面临着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引发的契机 ,其中包括国家振兴东北的政策为东北地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的历史契机 ,国企深入改革和地区社会转型给东北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带来的契机 ;国家就业政策的改变和政府对人才结构调整的重视给职业教育发展带来的契机 ;观念转变对职业教育功能重新审视的契机 ;“入世”的宏观环境变化引发了对东北地区职业教育巨大需求的契机 ;高等教育大众化内在地要求人才多样化的契机     

民族地区法制监督的理性思考

健全民族地区的法律监督体系是我国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监督,实现法治社会,促进经济发展。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由于种种原因,使法律监督作用在立法和社会实践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和重视,民族地区法制监督体系尤为滞后。本文通过从党的监督,立法机关监督,司法机关监督,社会团体、新闻媒体监督等方面入手,阐明完善民族地区的法律监督体系,从而保持法律监督体系与法律体系和民族地区经济的同步、协调可持续发展。     

房地产销售模式探讨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开发商采用何种房地产销售模式对最终销售业绩的影响非同小可 ,本文分析了新旧经济下的各种房地产销售模式的优劣 ,包括旧经济下的自产自销、代销、房地产超市和新经济时代的网络营销 ,各开发商可挖掘自身优势 ,灵活应用。     

地方政府依法行政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依法行政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府依法行政的总体进程中,地方政府依法行政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府整体依法行政的水平。但是,在推进地方政府依法行政过程中仍然面临许多困境,需要采取积极措施,更加务实、更加高效地加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