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党项人的亲属称谓和婚姻

西夏是中国中古时期一个重要王朝。它的统治民族称谓[弭](附录1),西夏时期汉译文为“蕃”,目前学术界一般称为党项(tangut)。近些年来对党项人亲属称谓和婚姻的研究也成了西夏学家所关注的一个课题。这一课题对当前西夏学的进展有重要意义。首先,在翻译西夏文文献时,元论是字典、词书,还是典籍、文书,都会遇到亲属称谓。目前     

寻根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寻根传统、浓厚的寻根情结和厚重的寻根文化。司马迁为多民族寻根构建了“诸族同祖”理论，东晋十六国时期“五胡”所建政权都把根寻到黄帝、尧、舜、禹那里，拓跋鲜卑及北朝都视黄帝为祖先，黠戛斯自称李陵的后裔，辽和西夏都声称是黄帝的后裔，满族宗谱中也把黄帝视为满族的祖先。少数民族寻根的过程既是与汉族求同的过程，又是其中华意识不断彰显的过程，也是其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过程。历代政权对黄帝、炎帝的祭拜，都是对中华民族根脉的延续和中华传统文化的赓续，都会从文化上进一步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吐蕃西夏历史文化渊源与西夏藏传绘画

藏语称西夏为ｍｉ ｙａｇ。这一称呼既指西夏建国以前的党项人 ,也指西夏建国以后的西夏人。① 论及西夏与吐蕃的历史文化联系 ,从 7世纪初党项羌与吐蕃王朝发生联系开始 ,到 1 3世纪初西夏亡国时为止 ,长达 60 0多年 ,其间你来我往 ,水乳交融 ,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少见的现象之一。②唐时 ,吐蕃和党项部落之间的战争使得大批的党项人归属于吐蕃王朝治下 ,两族杂居者为数众多 ;雅隆王朝解体以后 ,东迁河陇、河湟一带的吐蕃人与内徙的党项人部落杂居共处 ;西夏建国以后 ,上述地方有很大一部分吐蕃人成了西夏的“编户齐民”。吐蕃与党项统治者之…     

吐蕃西夏文化交流与西夏藏传风格唐卡

藏语称西夏为mi-nyag,这一称呼既指西夏建国以前的党项人,也指西夏建国以后的西夏人。【1】《西夏纪事本末》卷首“西夏地形图”记西夏陵为“木纳西夏祖坟”,“木纳”即“木雅”minyag。【2】论及西夏与吐蕃的历史文化联系,从公元7世纪初党项羌与吐蕃王朝发生联系开始,到13世纪初西夏亡国时为止,长达600多年,其间你来我往,水乳交融,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少见的现     

西夏政权立国基础浅析

西夏是由党项族建立的政权，这个政权具有地方和少数民族的两重性。党项是我国西部一个古老的民族。“‘党项”这一称谓最早见于《隋书》和《北史》的记载，由此可以推断，有关党项的活动，当始于北魏。党项的主宰者是强宗大族，直到李继迁建国，这种情况一直未变，而且“联络豪右”成为西夏政权的国策，强宗大族也就成为党项夏国的统治基础，其社会地位不断上升。“豪右”何以构成西夏地方之统治基础？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本文拟从如下三个方面阐述：其一，西夏地方政权是在强宗大族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其二，西夏地方政权依靠豪右的原…     

西夏华严禅思想与党项民族的文化个性——西夏文献《解行照心图》及《洪州宗师教仪》解读

西夏佛教思想不仅是对中原佛教文化进行引进与创新的结果,同时还是党项民族进行文化改造与创新的成果,这在现存的《解行照心图》及《洪州宗师教仪》等西夏佛教文献中有较突出的表现.西夏佛教界在综合唐代宗密华严思想、菏泽禅法、辽代华严思想等的基础上,形成了与北宋及辽朝华严和禅学思想都不尽相同的华严禅思想;西夏佛学思想既是党项民族文化个性的思想反映,也是党项与汉民族文化融合的体现.     

占卜与西夏社会研究

占卜对西夏社会的影响深远,党项人在做事之前都会做一个占卜来卜凶卦吉,乞求得到神灵的指点,星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项民族的政治走向和军事决策。中原占卜学对党项占卜学影响颇深,党项的占卜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习俗等方面。此外,虽然俄藏黑水城的占卜文献包含内容少,却是研究占卜学文化的重要资料,其内容全部被翻译成汉文,一些专门术语是西夏人通过对中原八卦的理解进行的解释和翻译,其中"术数"占卜在西夏更是流行了很久,它是把天干地支作为依据;与此同时"术数"还超过了"易经"占卜,它是以八卦为依据的,事实上天干地支和八卦之间的区分并不明显,它们之间互相存在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对当时西夏占卜生活产生了诸多指导。     

占卜与西夏社会研究

占卜对西夏社会的影响深远,党项人在做事之前都会做一个占卜来卜凶卦吉,乞求得到神灵的指点,星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项民族的政治走向和军事决策。中原占卜学对党项占卜学影响颇深,党项的占卜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习俗等方面。此外,虽然俄藏黑水城的占卜文献包含内容少,却是研究占卜学文化的重要资料,其内容全部被翻译成汉文,一些专门术语是西夏人通过对中原八卦的理解进行的解释和翻译,其中"术数"占卜在西夏更是流行了很久,它是把天干地支作为依据;与此同时"术数"还超过了"易经"占卜,它是以八卦为依据的,事实上天干地支和八卦之间的区分并不明显,它们之间互相存在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对当时西夏占卜生活产生了诸多指导。     

党项人的军事组织述论

党项是我国古代一个相当重要的民族。迄今所知,党项的资料最早见于《北史》和《隋书》,最晚见于明代中叶保定的西夏文石经幢。这就证明,党项人的一部分做为民族实体存在到明代中期,有文字记载的党项历史长达一千年以上。尤其是在十一至十三世纪期间,党项人建立了强大的西夏政权,创造了自己的文字,给世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党项人军事组织的发生、发展,线索明显,又很有特点,探讨这一问题不仅对研究党项人的社会发展史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研究各民族军事组织发展史也具有一定的意义。对此中外学者尚未作过系统的研究和论述,本文拟作初步的探讨。按其军事组织发展过程分为原始阶段、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来谈。     

略论宋代西北吐蕃与周边政权的关系

两宋时期,西北吐蕃与周边民族政权之间有频繁的交往与联系。凉州吐蕃抵御党项的武力征服,河湟吐蕃在唃厮啰时期和吐蕃政权分裂后的不同时期,与西夏的关系有所变化。河湟吐蕃与辽、金朝也有政治、经济联系。西北吐蕃与周边政权西夏、辽、金的关系是吐蕃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充分反映出这一时期西北民族关系的错综复杂。     

简论藏文史籍关于西夏的记载

西夏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在我国西北建立的一个地方王朝。党项羌原分布在青藏高原的东南部,是西羌游牧部落的一支,从唐初开始,党项羌为逃避吐蕃王朝的进逼,在唐朝同意下逐步内迁,最后定居于夏州、银州一带。经过几百年的生息发展,到北宋初年以银、夏(今陕北榆林、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一带的党项平夏部建立起西夏王朝。和众多的西羌部落一样,党项羌与藏族在血缘、语言、宗教、文化习俗上都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可以说西夏的党项羌是西羌部落中在吐蕃王朝统一青藏高原的过程中未被统一进去的一部分,也是唐宋时期青藏高原的藏族和藏文化发展到最北面的一支。     

"索头"为既辫且髡发式说辨误

“索头”指拓跋鲜卑发式,乃辫发之谓,又被称为“被发左衽”,为蓄留全发之一种,并非既辫且髡,亦非前剃后辫。弥罗即弥药,指党项拓跋,叶尼塞河上游都波三部落之一的弥列哥即其先祖,与拓跋鲜卑实为同源关系,非其后裔。     

西夏文学作品中所见儒释相融思想

随着佛教中国化过程的完成,儒释道相互融合,形成了修身以道,治国以儒,治心以释的局面。西夏是以党项人为主体在西北建立的民族政权,为了巩固统治,统治者采取了崇佛尊儒的国策,佛教和儒家文化在西夏都得到发展,尤以佛教最为突出。西夏时期佛教已不单强调出世离俗,而更多的表现为入世合俗,佛儒共容相济,与社会接触,去劝化世人,把出世离俗和入世合俗的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思想在文学作品中也得到充分体现。本文主要对儒释相融思想在诗歌、谚语及各类字书、韵书中的表现作一简要论述。     

论吐蕃文化对西夏的影响

吐蕃和党项是我国境内的两个古老民族,唐宋时期,他们先后建立政权,对我国历史的发展,尤其是西北地区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吐蕃与党项两族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从唐太宗贞观初年的正式交往到西夏后裔南迁,历时达600余年之久,其间你来我往,水乳交融,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少见的现象之一。唐朝时期,吐蕃奴隶主对     

西夏"秃发"考

本文对文献中记载的西夏秃发令和对它的种种解释进行了辨证,认为元昊颁布秃发令是为了恢复鲜卑习俗,使境内各民族认同鲜卑党项,为重建党项-鲜卑系统新王朝作准备.     

党项源流新证

党项源流新证汤开建研究党项、西夏史，最困难莫过于党项源流问题，这一问题在我的思维中辗转有十余年，至今尚无一完全清楚的眉目。尽管有许多学者对党项族处于支配地位的拓跋氏进行过较为详尽的研究，但探讨一个民族的族源不能仅以少数统治者及其部族的源流作为整个民族...     

西夏的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对西夏佛教乃至整个西夏文化影响很大 ,而西夏对于藏传佛教的东传又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西夏接受并发展藏传佛教有其民族渊源和历史基础 ,受到西夏和吐蕃两个民族政治关系的影响。西夏的藏族僧人数量较多。现有各种资料表明 ,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发展大抵以河西走廊为重点 ,并逐渐向西夏腹地延伸 ;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 ,主要是在西夏中后期。设立帝师是西夏僧官制度的重要特点。新发现的文献表明 ,早在元世祖忽必烈封授八思巴为帝师 (1 2 6 9年 )一百年前 ,西夏就开始封设帝师了。西夏时期的文献出土、发现很多 ,其中不乏藏传佛教经典。西夏故地 ,还发现了大量藏传佛教的绘画和雕塑。藏传佛教对西夏的佛教建筑也有显而易见的影响。     

夏尔巴族源与迁徙历史再探

夏尔巴人在我国境内尚属于未识别民族。在以往的研究中,夏尔巴人的族群单一化,其迁徙路线也具有模糊性。吐蕃政权征服木雅,击退党项拓跋部,以"木雅"(弥药)命名党项故地,后又以"木雅"指代西夏王朝和康藏地区。结合相关藏族史料可知,在与綠厮政权、蒙古军队发生战争期间,处于不利地位的西夏党项部族渐次南下康藏地区,与吐蕃政权时期便居住于此的藏族董氏相融合,形成一个新族群"董弥药"。13世纪,该族群进行南迁,于16世纪中叶进入尼泊尔,随后又以索卢昆布为中心向东、西迁徙,形成夏尔巴人如今分散居住在我国境内及尼泊尔、印度等地的格局。     

西夏龙(洛)族试考——兼谈西夏遗民南迁及其他

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聂鸿音教授连续发表了两篇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章:《勒尼——一种未知的古代藏缅语》和《藏文史籍中的木雅诸王考》。前者根据研究西夏文献《月月乐诗》的用词对应,提出西夏曾有一种所谓勒尼(lhe dzi)语今尚不为人所知;后者根据藏文史料《系谱表》考证了西夏几代皇帝的藏文称呼,特别是从语文学角度证实西夏末帝李(目见)就是藏文所称托吉(多吉贝)。两文皆言人所未言,读后颇受教益。 在我看来。更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实有助于究明西夏主体民族的成分和族源,并解决西夏史上某些久悬未决的疑难,例如西夏遗民南迁问题等等。本文的目     

“拓跋”与“桃花石”（“絛贯主”）两名关系新探

北魏统治民族的名称“拓跋”,北朝时东罗马帝国史料所记东方的Tαυγáστ（Taugast）国,各种突厥语文献中与中原王朝相联系的称谓Tauγa?,以及宋辽金元时代的“桃花石”（“絛贯主”）之间的关系,是学术界讨论多年的老问题。国内外既往研究相对集中于对“拓跋”与“桃花石”语义的探讨。以伯希和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主张“桃花石”的语源为“拓跋”,并以“辅音互置”现象解释“桃花石”与“拓跋”两名读音不谐的问题,而对于辅音互置究竟发生在哪种语言中和哪个传播环节则未置一词。本文通过对“拓跋”异译“秃发”的举证,说明即便“拓跋”名称在传播过程中发生过辅音互置,也并非发生在拓跋语中或记录此名的汉语中。作者特别注意到突厥语中的辅音互置现象,即词中两个辅音互换位置后,词义仍保持不变。辅音互置在古突厥语时代已存在,迄今仍广泛存在于各种突厥方言中。“桃花石”与“拓跋”两名读音不谐的主要原因,是词中唇辅音或合口元音与颚辅音之间的互换。针对这一点,作者将克劳森词典所有词中含唇辅音或合口元音与颚辅音组合的词全部检出,以统计数据证实,操突厥语的民族有将词中唇辅音或合口元音置于颚辅音之前的趋向,说明“拓跋”名称在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