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的法治逻辑与路径

单一政府监管模式是产生食品安全风险的体制障碍,从单一的政府监管模式走向社会共治模式,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改革的必然选择。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主要由主体体系、行为体系、责任体系以及制度体系构成。推进我国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基本思路就是简政放权,强化执法责任,引入社会力量参与食品安全执法检查。当务之急就是培育第三方食品安全社会监理主体以及第三方独立检测机构,减轻政府食品安全的监管压力,逐步实现食品安全检测的社会化。同时,建立与完善企业食品安全控制制度、食品安全奖励制度、黑名单制度、信息公开制度以及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媒体监管的法律责任等制度,为实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提供制度保障。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近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食品安全丑闻,不仅严重威胁了消费者的健康权益,也对政府的执政合法性提出了挑战。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传统国家主导下的食品安全"一元治理"模式呈现出"内卷化"趋势。为此,必须重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新的食品安全治理机制应当嵌入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来考察,运用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合力来进行社会共治。但对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这一基本问题,国内学界尚无系统研究。国家向社会释放和自身再造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前提;社会的发育与成长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基础;而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协调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关键。在这一体系中三大行为主体作为平等伙伴,通过动态协调方式推动食品安全的有效治理。     

以社会治理为导向推进社会组织发展

多元主体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产物。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只有当社会组织得到充分发展,具备承担主体的实力和能力,多元主体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才有可能实现。社会治理是我国党和政府适应社会发展趋势而主动选择的改革新思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为我国社会治理转型创造了条件,但与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应以社会治理改革思路为导向,大力发展社会组织。通过加强法制建设、独立性建设,确保社会组织的主体性地位;通过推进政社分开,谋求社会组织发展的主体空间;通过加强社会自治,发挥社会组织的主体作用。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苏州路径”

多元共治是当下社区治理的基本趋向。作为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社会组织应当根据自身与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基础及其角色定位,明确社区治理参与路径,既要以载体本位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区治理,也要以参与者身份诉诸各主体力量,寻求参与的路径支持,从而提升其参与社区治理效能。通过多方联合,苏州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在功能定位、发展战略、参与模式、服务机制等方面已有初步的路径探索,但也面临着社会认同度不高、主体意识不强、社区治理资源分配不合理等现实困境。对此,需要在夯实多元共治的基础上,多层面、多维度对社会组织的社区治理参与路径予以优化。     

政府、市场与社会边界重构视野下的社会组织发展

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边界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从政府培育"强市场",到政府建设"大社会",三元并存的社会治理模式趋于形成。要让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担当重任、成就大事,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确立社会组织参与合作共治的主体地位,实现政府部分权力、职责和功能的合理让渡,加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建设,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的机制体制,重构中国社会治理的微观基础。     

论政府在公共安全治理中的凝聚作用

长期单中心治理模式使得政府公共安全治理面临力不从心和能力不足的问题，融合多元主体和资源参与，形成协作共治的公共安全治理新格局，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或者说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是政府与社会合作共同治理的最终目的，但共同目标支持下的集体行动不可避免会陷入目标分散和行动分歧的集体行动困境之中，需要政府强而有力的引导和凝聚作用。政府要在尊重多元主体平等地位的基础上，促进参与主体相互信任关系的建立，培育和维护充满公共理性和责任感的公共精神。     

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理性路径论析

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类突发事件频发,当代中国正逐步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然而,我国社会风险治理主体单一、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弱化、公民治理能力低下等因素致使我国"风险社会"的治理陷入了困境。合作治理理念为我国"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强调治理主体间的平等与合作,通过治理主体的协商对话、相互合作、建立伙伴关系等方式来实现共同治理。当前,在信任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党群合作,跨区域、跨部门的政府合作,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社会组织协同合作的社会合作治理格局,是我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理性路径选择。     

多元协同治理的逻辑起点、必然与架构——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是由未知因素叠加引发的跨域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是新中国历史上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多元共治的治理思路。新冠肺炎疫情必须采用多元共治的逻辑机理,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体系的逻辑架构,树立多元协同的治理理念,提升多元协同主体之间的协同效应,强化舆情监测过程中多元主体的有序合作,健全法制体系以确保多元主体协同的运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要求,从而推动新时代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社会治理的共治范式与实现路径——以温州社会治理实践为例

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社会共治"是国际上普遍的治理实践,它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各类主体基于共有权力、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和共同目标的共同治理。社会共治有多种实现路径,具体选取哪种路径与初始环境、制度设计、赋权密切相关。研究发现:温州的"社会共治"表达出以"推典型让项目"、"推模式让空间"、"推规范让职权"为核心的"推位让治"路径,创新"社会共治"的实现路径,必须加强赋权力度,开发和创新赋权技术,制定清晰明确的规则,加强信任和培育社会资本。     

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信息生态系统视角

开展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是夯实“大食物观”保障我国食品高质量供给，提升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效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信息不对称明显，且面临数字化治理理念相对落后、要素整合不强、智能应用不够和多方参与不足等现实困境。基于信息生态系统理论，构建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框架，辨析信息主体、信息内容、信息技术和信息环境等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要素，遵从协同性、最优性、涌现性和调适性等系统特征归纳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原则，厘清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逻辑思路。通过信息主体数字理念创新、信息内容数字要素聚集、信息技术数字智能驱动和信息环境数字组织互联等均衡协调，提出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优化路径，实现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整体化、精准化、敏捷化和协同化。     

社会资本视域下“饭圈”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优化

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是实现国家治理有效的重要保障，是有力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从“组织—制度—情感”三维框架剖析了当前“饭圈”的运作现状。基于“饭圈”参与治理现状的系统梳理发现，其运行困境主要有三:一是科层管理模式下网络资本弱化影响粉丝的参与意愿，二是组织资本的缺失直接导致了饭圈运营前景堪忧的结果，三是以数据劳动为代表的卷入式参与模式盛行制约了个体性资本的生成。针对上述困境，设计了优化社会参与网络、完善社会组织参与制度、培育和提升个体参与热情的三重应对策略，以期为“饭圈”参与社会治理提供新的拓展渠道，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提供创新路径和理论支撑。     

网络空间道德问题的社会共治：旨归、困境与进路

当下网络空间道德问题日益凸显,社会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网络空间道德问题的治理兼具必要性与可能性。在价值旨归上,网络空间道德问题的社会共治具有以共治求共建、以共治求共享、以共治求善治的目标追求。在现实诉求上,网络空间道德问题的现实治理困境迫切呼唤社会共治。但是,网络空间道德问题的社会共治目前还存在着公众参与网络空间道德问题治理的意识和能力不足、科学技术支撑网络空间道德问题治理的能力有待提升以及网络空间道德问题社会共治的协同保障机制缺乏等现实困境。因此,网络空间道德问题的社会共治需要从巩固政府的主导性作用、激发公众的主体性意识、加强媒体的监督性效能、提升网络信息技术的支撑性作用和推进制度的系统性支持等方面入手,推动有机互动、联防联控的网络空间道德问题社会治理共同体尽快形成。     

论网络化治理的主体及其相互关系

形式多样的组织及其多元的利益诉求,客观上冲破了政治参与的传统框架,从而建立起一个合作共治的治理结构,这个结构不是线性的,而是网络状的。网络化治理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凸显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机制的网络化以及治理责任的分散化等明显特征。在网络化治理模式中,作为核心主体的政府、参与主体的企业和作为第三种力量的非政府组织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以多元合作治理的形式实现社会共治。     

统筹城乡与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兰考实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由政府单元主体治理到政府、市场二元主体治理的变迁。市场失灵理论、政府失灵理论、公民社会与治理理论为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兰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践。为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     

新常态下的社会治理精细化与赋权改革——以F省S市便民服务中心为例

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也给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以系统化赋权为思路,以"结构-能动"的渐进方式推进社会结构的不断改良是我国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必由之路。F省通过整合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为实现社会治理精细化提供了有益探索。社会治理的精细化需要对各个治理主体进行赋权,通过整合和运用新技术,在明确各治理主体权责基础之上实现协同共治。     

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协同共治体系构建——基于调适性结构化理论

媒体融合发展形成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正深刻影响着基层社会治理。基于调适性结构化理论，从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入手，探寻二者内在关系耦合机制可以发现，融媒体与基层社会治理相互耦合过程，将推动公众参与的组织性耦合、治理体系的结构性耦合以及多元治理主体的网络耦合。融媒体技术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调适过程会形成新的个体行为模式、组织结构与社会资源。由此，需要融媒体参与下的关系协同、制度协同与资源协同的基层社会治理协同共治体系，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从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构建食品安全网络治理机制的探讨

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严峻,食品安全管理上存在政府监管不力、行业自律不足、社会参与不够等缺陷.有效解决食品公共问题,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的多主体参与和互动合作.本文通过将治理理论和网络治理机制引入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对构建食品安全治理网络以及多主体参与的食品安全网络治理机制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关建议.     

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的治理框架及现实路径

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持续影响，城市灾害呈现出链状、群状、多灾叠加的新特点，现有城市灾害风险的治理往往存在多灾种风险认识不清、单一治理模式失效、过程衔接不畅、现代化手段应用不足等诸多问题。从系统性风险认知视角，诠释了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定义、内涵及特征；借鉴元治理理论和数字治理理论，构建了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的“元治+数治”治理框架，从共治平台、制度基础、服务机制三方面提出了数治时代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治理的现实路径。城市灾害风险的治理应该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城市单一灾种片面治理向多灾种系统性风险治理转变；二是从科层、市场、网络多元模式独立并存到“元治+数治”理念下科层、市场、网络多元模式整合协同的转变；三是从经验判断的灾害风险治理向大数据驱动的灾害系统性风险治理转变。     

食品安全国际多边合作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

食品安全全球化使国际社会多边治理共同应对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必然。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等主要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一些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均致力于食品安全多边治理,然而现有多边治理存在着治理目标失衡、治理的脆弱性、治理分散和无序等问题。因此有必要从国际组织自身的制度改革、加强主权国家的合作和参与以及重视市场力量和市民社会广泛参与等方面完善食品安全多边治理。中国的食品安全治理离不开多边合作,因此国际多边合作可以为我国提供一定的启示与借鉴:对内要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等多主体合作、协同治理框架,对外要善用现有的国际组织,争取在多边合作中的主动权与话语权。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困境及法制完善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兴起标志着治污模式从单向管制型向公私合作型转变,是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第三方治理通过契约形式,拓展了环境污染治理参与主体的范围,要求对政府、排污企业、环境服务公司、公众的环境治理角色与功能进行重新配置。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在我国实践中已有较大发展,同时面临诸多困境。为了推进和规范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我国应通过立法完善环境服务市场的配套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政府环境监管体系,明确环境服务合同责任划分,构建体现共治理念的公众环境参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