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清初江西三大学派岐同述略

明清之际,思想界多对明中叶盛行的心学持批判态度。继而兴起的是实学思潮,以顾炎武为代表,提出“经世致用”说。另一种思潮则是企图中兴理学,以挽救世道人心。这时期,江西亦出现三大学派,称为“江右三山”,即宁都易堂九子、南丰程山学派、星子髻山七隐,代表人物分别为魏禧、谢文洊、宋之盛,各以“经济”、“理学”、“气节”“有声于天下”。弄清三家学术岐     

论朱熹的解经思想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平生重视对儒家经籍、元典的解读,以“经义”释己见,认为通过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将“经学”形式与理学内容相结合,不仅能重构一个完备的儒家“道统”体系,在儒、释、道三教斗争中,与异教相抗衡:同时在依经明理中,通过“圣学”形式,给自己思想披上经典外衣,更便于合法化地为大众接受。因此,朱熹一生,在构建理学体系的同时,还不断地从事对五经六典的解读、训诂、释义,其涉猎范围之广,几乎遍及诸经。他的理学思想大都通过对经籍的释义而阐发,尤其是对《四书》的解释,几乎毕其半生精力。所以,《宋史》称道朱熹:“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尽其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朱熹一生著述颇丰,所著书有:《易本义》、《易学启蒙》、《诗集传》、《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大学或问》、《中庸或问》、《论语孟子集注》、《太极图·通书》、《西铭解义》、《楚辞集注》、《楚辞辩证》、《韩文考异》等;所编次书有:《论孟集义》、《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     

论周敦颐的“诚”——兼与《中庸》比较

“诚”是宋明理学和先秦儒家的重要概念。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在他的学说中,尤其在《通书》中,对“诚”多有论及。《中庸》是先秦儒家学派中弘道派的代表作,其中有多处对“诚”的系统论述。从中可以看出《通书》与《中庸》在内容和思想上的承继关系。讨论周敦颐的诚,可以增强我们现代人对诚信的理解。     

朱子学视域下之“明德”新解

“明德”一词始见于先秦文献中，但因强调其伦理内涵而未突出哲学的特质。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家从《大学》中重新发掘“明德”，除接续经学家从道德伦理的维度解读“明德”内涵的模式外，在理学的范式下既精致地阐述“明德”须先“为己”，又分别从心、性两个方面论述如何“明”“明德”的问题。而对“明德”这一问题的关注，不仅是理学家深化其在理学论域内的哲学内涵，还是他们重构“天下一家”王道理念的政治需要。     

《近思录》与《中庸》《大学》文本的内在同一性

朱熹、吕祖谦编纂《近思录》的主导思想依据《中庸》和《大学》。三书在文本结构和深层义理上具有内在同一性。朱熹编纂《近思录》,把儒学的为学道路予以体系化组织,试图建立一个鲜明而严谨的理学为学次第,并把儒学的内外之道解释为一个完整的仁学思想体系,也显示出《中庸》、《大学》等早期儒家经典文本结构的严谨,彰显了儒学成德之道的为学次第和道德生命境界发展的内在逻辑。     

朱熹论《中庸》之“诚”

朱熹对《中庸》的诠释,强调《中庸》全篇首尾一贯,以“诚”为枢纽.尤其是,朱熹还对此作出了详细的论证,并进一步提出由“诚”而“中庸”,从而揭示了《中庸》的深刻内涵.朱熹对《中庸》的这一诠释,不仅体现出朱熹“《中庸》学”的特色和创新,而且亦可看出“诚”是朱熹理学的最高境界.     

论邹守益的慎独说建构

邹守益通过安顿自身生命困惑与挽救时代危机建构慎独说。他早期接受朱子学思维,困惑于朱子解《大学》格物与《中庸》慎独异问题,后得到王阳明指点才知两者可以合一,从而由朱子学转向阳明学。与王阳明以《大学》格物统摄《中庸》慎独不同,邹守益以《中庸》慎独统摄《大学》格物,这主要因为王阳明处理朱子向外穷理的弊端,邹守益处理王阳明向内格心的弊端。当时学者致良知出现落入有或无的弊端,对此邹守益重新诠释《中庸》慎独说,主张学者须在日用常行中达到独知,挽救了学者致良知危机。邹守益建构慎独说,具有保守作风,影响了江右王门后来的发展。     

孔子论仁的思想

孔子学说的中心思想就是他的论仁的思想。我们研究孔子学说,入其堂奥,究其底蕴,就必须研究他的论仁的思想。“仁”字的原始含义是什么?《说文》云:“仁,亲也,从人,二声。”刘师培《理学字义通释》引《说文》训仁即“从人二”,并说:“人二,犹言二人也。以“人必合两人,而后见人与人接,仁道乃生。”又郑玄《中庸》注在“仁者,人也”下云:“人读如相人偶之人”,即以“相人偶”释仁。“人偶”是汉代的一个常用词汇,宋翔凤《过庭录》解为“相尊敬”的意思,阮元《研经室集·论仁》则认为是“尔我相爱之辞”,     

下贯上通：《中庸》性命论

对于《中庸》的成书与作者,一些学者认为其包含两个部分,来自不同的作者。从思想内容和文章结构来看,《中庸》都是一部思想体系完整的著作。从思想内容来看,《中庸》首先论述“性”之根源出自“天”。“天命”下贯到人类与万物之上的“性”表现为“中”。这种作为天下大本的“中”发而中节的状态称作“和”。这种“中和”运用到具体事情上就表现为“中庸”。在《中庸》看来,这种作为“性”之根源的“天”的具体内容即是“诚”。“诚”下贯到人类与万物之上就是“性”。而只有人类能通过“尽性”的方式达至“诚”。可以看出,《中庸》既有天道下贯的过程,又有人道上通的过程,前者为本体论,后者为工夫论,其思想体系相当完备,不容割裂为二。从文章结构来看,所谓的《中庸》上下部分并非截然不同,二者的思想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朱熹的“小学”之教与“成人”之道

“成人”教育是传统儒学教育的基础和根本,成德、成圣都是从成人中展开出去的.朱熹做为教育家以教授初学者“做人的样子”为目的,根据其理学思想的新内容和特点编订了《小学》一书,以完成“小学”“大学”一体的教育体系.特别是贯穿于《小学》的“敬”思想,赋予了儒学德性教育更为鲜明的个己意识,在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中发现、认定自身,在“成己”中才可实现明德新民的“大学”之道.《小学》“为己之学”的立教理念和方式对当今教育仍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韩国《近思录附注》学术价值探究

韩国朝鲜时代金平默所辑《近思录附注》,链接朱学著述及历代朱子学家的注释札记,接续韩国性理学传道谱系,是中韩性理学交流与联系的重要文本,其所搜集的注释、校勘迄至目前最为全面.该书对叶采的卷目结构、文本集解提出了较多的质疑,充分展现了韩国朱子学的“自主”特征.由于退溪与栗谷对《太极图说解》中“理”与“气”的意见分歧,这一差异反映在师门传述上,由此构成了性理学的演进脉络.《近思录附注》所构筑的“传心要诀”,是《近思录》传播发展的成熟境界,代表了韩国性理学史的理论构架.     

庄子“物”论

从《逍遥游》《齐物论》到《天下》篇，“物”一直是庄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借助中西哲学的会通视域，从《天下》篇的物论入手，由物判别诸家思想，进而揭示庄子物论中关于人与己、人与他者、人与物、物与物以及万物与道的多重关系，方得真谛。列维纳斯的享受概念，是我们借以澄明庄子物论，特别是其自由逍遥思想的极佳参照。由此，庄子的形而上学思想和信仰可能性，特别是庄子对个体性的证成路径，得以澄明。     

《中庸》的道德修养论

《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表达了对道德修养原理的理解,即籍人性固有之善或者说知行可以合于道的内在基础加以修养习化使之接近合于道的境界。其所论道德修养的原则性方法是“修身以道”,即通过认识和践履道的过程来提高自身的德智修养。在修养的具体环节上,强调“慎独”、“行远必自迩”等方法。《中庸》虽在理论上承认有生知安行的圣人存在,但实际强调的是好学笃行对德智修养提高的意义;在修养方法上既重视人的理性自觉的意义,又重视经验学习和实践磨炼的作用。《中庸》强调“慎独”,讲“诚则明矣”,实质是强调人主观立志追求对于道德修养成败的意义。     

王船山的《中庸》首章诠释及其思想

以《中庸》为个案 ,从宋明道学的视野来观察船山的《四书》诠释。可以认为 :船山读《中庸》说 ,其中以未发说和戒慎说为其核心。船山有关《中庸》的讲法 ,可以说是“接着”程朱讲的 ,但不是“照着”程朱讲的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程朱学派 ,但受到程朱学派的较大影响。船山虽然并不承认自己为程朱学派的一员 ,但顺承程朱《中庸》解说的脉络 ,延续程朱《中庸》诠释的问题性 ,吸取程朱许多的理学观念和诠释学资源 ,同时又针对朱子本人及朱门后学的论点而提出自己的诠释主张。船山的《中庸》解释是明清之际儒学经典诠释的一部分     

孔子“为仁由己”之“己”梳辨?

从《论语》的整体思想语境中看,孔子“为仁由己”的道德学命题中的“己”不仅是“复礼为仁”的承担者,且内在地蕴含着“复礼为仁”的条件。“克己复礼为仁”的过程就是“己”之力量发动和“己”之人性本质自我塑造的过程。以“己”为基础,依“己”在“为仁”之路中地位和作用的不同,“为仁”之路的道德实践进程,是由一“身”之“己”出发,经“人”之“己”的洗礼,终至于“仁”之“己”大境的过程。     

王船山《思问录》对理学思想的建构——《太极图说》为中心的诠释

《思问录》是王船山学术思想的重要内核,其中蕴含着“太极”“动静”“人极”等理学概念,既融合周濂溪《太极图说》理论取向,又贯通了张横渠“气”学思想,以此颠覆陆王心学体系,实现对儒家传统的思想超越,由此亦体现出明末清初儒学在哲学义理方面的新发展。     

“易”以贯之——试论明儒孙应鳌工夫论的易学资源

作为黔中王门的代表人物,孙应鳌的易学思想以阳明心学为其核心。孙氏在构建其心学体系的过程中对于易学的借鉴与改造,主要体现在以心解《易》、以《易》证心的双向诠释中。在孙氏的易学体系中,易即是一,一则无物不有、无道不涵,理学世界中诸如“性”“命”“神”“理”等核心概念,都被统摄于易道之中。因此,对于儒家性命之理不仅应“一以贯之”,也应当“易以贯之”。这一点也充分展开于孙应鳌以《周易》经传为思想资源构建的“慎独”工夫论中。     

论刘宗周的唯意志论——兼论阳明心学的终结

以“慎独”为刘宗周学说的宗旨 ,为一些学者所公认。1 其实 ,“慎独”只是刘宗周中年的见解 ,其晚年已以“诚意”为核心。如其子刘氵勺所说 :“先君子之学。学圣人之诚者 ,始致力于主敬 ,中操功于慎独 ,而晚归本于诚意。”(《刘子全书》卷四十《先君蕺山先生年谱》,下引该书只注卷数与篇名 )刘氵勺在父亲在世时 ,随侍左右 ,在父亲去世后 ,筑起小楼 ,整理遗稿。对刘宗周思想演变之脉胳 ,刘氵勺自是一清二楚的。刘宗周早年从许孚远游学。许孚远受程朱理学影响甚深 ,因而刘宗周未形成一个思想体系 ,基本上在“主敬”里打转。 48岁那年 ,刘宗周…     

许衡《大学直解》与《中庸直解》的口语注释初探

许衡是元初朱熹理学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其著作《大学直解》和《中庸直解》运用了大量的口语来注释儒家的经典著作《大学》和《中庸》，提供了口语训诂的新视野，不仅使经典通俗易懂，也为研究近代汉语口语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