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小学校园欺凌问题研究及薄弱环节——基于CNKI文献关键词的共词分析

随着一系列恶性事件被媒体曝光，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和担忧校园欺凌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已成为社会焦点。通过共词分析法对我国中小学校园欺凌问题研究现状进行考察发现，其研究主题主要包括六大类：校园欺凌行为特征研究、校园欺凌与学校管理的关系研究、校园欺凌与人际交往的关系研究、校园欺凌的成因与对策研究、校园欺凌的预防与治理研究、校园欺凌的社会问题研究，而研究的薄弱环节则主要包括品格教育研究、学生自我保护研究以及网络欺凌问题研究。因此，校园欺凌问题研究亟待进一步深化，研究视角也需进一步拓展。首先，除欺凌者、被欺凌者之外，旁观者也应纳入研究范畴，要将欺凌者和被欺凌者实施隔离，对受欺凌者要及时给予心理疏导，引导旁观者积极主动地帮助被欺凌者；其次，建议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学校、教师及相关部门有效处理、解决校园欺凌问题提供法律支持及保障；最后，将综合预防与治理相结合，建立由学校、教师、学生组成的反欺凌共同体。     

美国纽约市校园欺凌行为处理方式及其治理启示

近年来我国校园欺凌事件层出不穷,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学习生活造成了严重危害,校园欺凌已经成为全社会不容忽视的教育治理问题。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全美人种最多、学校问题最为复杂的城市。在解决校园欺凌行为方面,纽约从法律制定到校园支持都形成了完善的保护体系。纽约市应对校园欺凌行为的策略给我们的启示有如下六个方面:法律保障完备、治理主体多元化、注重心理疏导、早期预防胜于事后治理、建构整体和谐的学校情境与气氛、协助家长防治欺凌行为。     

欧美澳校园欺凌整合防治模式：策略与启示

校园欺凌行为涉及不同层次的影响因素，欧美澳各国在多方尝试之后，校园欺凌防治逐渐走向“多方主体联动，多层综合治理”的整合模式。各国的整合防治模式一般从个人层次、同伴团体/班级层次、学校层次三个方面对校园欺凌行为进行防治干预，其对我们当前的校园欺凌行为治理启示是：提升师生对欺凌问题的警觉度；建立多渠道欺凌行为报警机制；构建和谐融洽正向的校园气氛；改变参与者在欺凌中所扮角色；建构反欺凌家校合作伙伴关系。     

中学生校园性别欺凌的发生机制与防治策略——基于暴力三角理论的分析

校园性别欺凌事件频发引起舆论关注，深入探究其发生机制并寻求防治策略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本研究对基于天津市S中学18位学生的深度访谈数据，借助暴力三角理论，从文化暴力、结构暴力、偶发暴力三个维度分析校园性别欺凌的发生机制。研究发现：校园性别欺凌根源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这一文化暴力；学校的一些制度安排使学生处于结构暴力场景中，给性别欺凌的发生提供了环境支持；青少年自我性别认同的威胁感和缺乏同理心等偶发暴力，使其难以理解和接纳多样态的性别，进而导致性别欺凌行为。因此，建议通过制定具有性别视角的反欺凌法律和政策，开展全面性教育培养青少年多元、平等的价值观，加强对学校教职员工的培训，建立科学有效的性别欺凌行为处置程序来防治校园性别欺凌。     

学生网络欺凌法律规制路径辨析

基于学生网络欺凌的普遍性与危害性,各国都重视运用法律进行规制,并形成从"业者自律→ 行业自律→行政规制→刑事惩罚"这样一道国家介入由弱到强的规制谱系.业者与行业自律模式在民主性、透明性及确保公益方面存在缺陷.行政规制模式面临技术与成本局限,可能导致网络言论萎缩.刑事规制模式在网络欺凌定义、主观故意证明及监督执行上存在困难.我国学生网络欺凌治理应采取合作规制模式.一方面,政府组织业者设立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并制定政策框架,就披露审查标准、定期汇报等提出要求,网络业者根据要求制定标准并审查和处理不当网络言论;另一方面,政府制定学校政策框架,将学校规制权限适当扩张至校外并明确核心内容,学校从政策制定、宣传推广及课程教育等方面进行教育防范.此种模式从网络与学校场域双管齐下,充分发挥政府、业者及学校三方优势,有效防止学生网络欺凌.     

教育主体缺失视角下农村校园欺凌成因及治理

家庭、村庄和学校是农村学生成长过程中的三个重要教育主体，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农村教育主体结构。农村中小学生正是在该结构中获得成长，而农村校园欺凌事件的频发和多发则与其变化相关。农村教育主体结构的变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家庭教育主体的缺位，表现为农村家庭隔代抚育的“不过问”逻辑；二是村庄教育主体的缺位，表现为村庄交往中的村民相互“不得罪”的逻辑；三是学校主体的缺位，表现为学校管理中官僚主义的“不出事”逻辑。这些主体行为逻辑的变化，进而带来了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阻隔，包括家庭与学校勾连的中断、村庄对学生和家庭监管的缺位，以及学校对农村社会的脱嵌。治理农村校园欺凌事件，除了法制和规范进校之外，还要搭建新型的教育主体结构，形成多元化、多主体农村校园欺凌的治理格局。     

我国中小学校园欺凌的法律防控探析

中小学校园欺凌这一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对于该问题的解决,各国依据本国实际情况分别制定了相应的法规。在我国,尚没有有效解决该问题的法规。因此,建议在现有治理的基础上,对我国中小学校园欺凌现象展开广泛调研,科学分析调研结果,找出我国目前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的特点和发生原因,借鉴外国治理经验,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的《反校园欺凌法》,并制定配套性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来细化和补充《反校园欺凌法》的规定,从而构建我国"一核心、三维度"的校园欺凌法律防控体系。     

基于东京都防止校园欺凌政策文本的政策工具分析

科学选择与运用政策工具对于政策的顺利执行和政策目标的实现有重要影响.东京都教育委员会设计的防止校园欺凌的政策工具体系包括:凭借权威工具提出相关主体的行为准则,明确权责范围;运用象征与劝诫工具宣传治理理念,寻求公众支持,减小执行阻力;借助多形式能力建设工具,援助个人、团体或机关执行政策;转移权威成立分工明确、侧重点不同的新机构,提高办事效率;在探索综合整治欺凌的方法时灵活运用学习工具,实现信息共享;提供正向激励,鼓励私立学校积极采取行动防止欺凌.     

中小学校园欺凌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也是影响教育领域乃至全社会的“痼疾”。基于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发生的复杂性与多源性特征,笔者认为,当前中小学校园欺凌治理面临困境主要体现在欺凌发生的隐蔽特性、防治欺凌法律决策的两难境地、传统观念对欺凌的偏颇认识和科技发展的“纵容”等几个方面。因此,树立正确的防欺凌观,建立以教师、校内外安全监察员、家长和社会公民为一体的防欺凌“安全链”;净化网络环境、实行网络行为责任制;加强法制建设、健全制裁欺凌法律法规,以及推广共赢文化、营造合作的社会风气则成为校园欺凌治理的应有之义。     

校园网络欺凌侵权行为界定与应对

校园网络欺凌行为是学生之间利用网络有意实施的伤害他人的行为,具有民事侵权性.校园网络欺凌构成侵权行为要符合欺凌主体的恶意性、欺凌行为的违法性、欺凌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关联性等构成要件.校园网络欺凌侵权责任根据主体类型而有所不同.为此,应当形成规范的责任承担机制,建立"政校结合"的治理模式,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或网络媒体的技术协助义务,从而系统化地规制校园网络欺凌.     

共青团在农村寄宿制中学困难学生帮扶中的作用研究——以陕西省西乡县为例

农村寄宿制中学在解决偏远农村地区基础教育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配套政策欠佳,学校内部管理失范,学校对家庭困难中学生群体关注不够,校园暴力、校园欺凌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共青团组织应结合寄宿制学校学生的身心特点,从加强思想引领、改善寄宿制中学学生生活状况、提高寄宿制中学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注重宿舍文化建设等方面入手,建立健全农村寄宿制中学困难学生多样化帮扶机制。     

校园欺凌测量工具的多视角分析与选用

中小学校园欺凌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准确测量和识别校园欺凌行为对干预方案的设计至关重要。基于对校园欺凌测量工具从欺凌的标准、类型、角色、测量方法和测量有效性的多视角分析，总结了适用于测量中小学生欺凌行为的部分量表，并对量表内容进行分析。选用量表时须考虑测量目的、测量对象、测量工具的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和信效度，并通过效度筛选题项和事后控制技术提升自评量表的效度。当测量工具用于识别不同的欺凌角色时，需选择合适的临界值作为判断标准。     

校园欺凌事件的道德失范及德育重塑

校园欺凌现象隐蔽地存在于大学、中小学时期,通常在曝光后才引起重视.欺凌行为与道德教育相关,表现为家庭道德教育中父母责任缺失、家庭反欺凌教育意识欠缺.学校道德教育中重成绩轻德育,考试分数仍旧视为评价教学成果的重要标准,教师在治理欺凌行为中的权限不足;社会道德教育中德育理念与客观社会现象存在脱节,不良网络风气影响学生行为;自我道德教育中学生认知能力缺乏,道德行为控制存在缺陷.德育重塑能召唤人文关怀的情感,引领道德认知回归.家庭教育要重视励志教育、家风建设、仁爱思想培育;学校教育要在教学内容、教师道德、道德评价上重视德育;社会教育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文化育人;学生自身也要注重个人品德的修养.     

社会情绪学习:校园欺凌预防的一种可能路径

预防校园欺凌,不仅要直接对欺凌行为进行惩罚和干预,学校教育应从更积极的视角探索预防欺凌的长效机制。社会情绪学习旨在培养学生的自我意识、自我管理、社会意识、人际关系和负责任的决策技能,改进他们对自我、他人和学校的态度与信念。培养学生社会情绪能力是预防校园欺凌的一个关键要素。"社会性与情绪能力养成"课程成为上海静安区的预防校园欺凌的溯源性举措。     

西部学校校园欺凌的实证研究

为描述西部学校校园欺凌行为的基本特征和群际差异,采用张文新修订的挪威心理学家Olweus的儿童欺凌问卷测验工具, 借鉴校园欺凌调查工具,从欺凌对象、欺凌方式、应对方式3个方面对陕西省两所农村寄宿制学校300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欺凌对象具有同辈关系差、社会排斥高、人际求助意识弱的基本特征;校园欺凌应对方式具有旁观型多,干预型少的特征。欺凌行为应对方式的学段差异:小学阶段学生相比初中应对方式干预型多,小学多肢体欺凌,初中关系欺凌增多;欺凌方式的性别差异:男生更倾向于肢体攻击型欺凌行为;女生更倾向于关系欺凌。可测到显著的分类变量差异:欺凌方式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年级差异;欺凌对象存在就读方式差异;应对方式存在就读方式、年级差异。应结合学生群际特征差异,积极应对校园欺凌现象,针对寄宿生的群体特征,采取反制校园欺凌的有效措施,体现课程教育的德育功能,营造消弭欺凌行为的校园文化氛围。     

校园体育欺凌的成因及对策研究——基于“日常活动理论”

当前，校园体育活动中的欺凌行为主要表现为欺凌者在体育教学、运动训练及课外活动等情境中对被欺凌者实施的物理性、言语性、关系性等侵害行为。基于犯罪学“日常活动理论”分析其成因，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构建师生反欺凌共同体、抑制及转化欺凌者、保护帮扶受害者等具体策略，防范校园体育活动中的欺凌行为，降低其对受害学生的身心影响，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助力安全和谐校园建设。     

江苏省基层卫生服务机构人员高级职称晋升现状与优化研究

通过建立江苏省基层卫生服务机构人员职称基本数据库，对全省副高及以上职称晋升状况进行结构性分析，并为下一步政策实施提出相应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2009—2018年江苏省不同地区基层晋升总体情况存在一致性（P > 0.05）；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副高及以上职称通过率高于非基层卫生服务机构（P < 0.05）；2009—2018年总体晋升通过率呈下降趋势；正高级职称晋升基数、通过率均小于副高级职称晋升。江苏省内不同地区基层卫生服务机构人员总体晋升发展均衡，但是卫生人才结构不合理现象依然存在，仍需通过基层政策倾斜、助力苏北地区发展、持续推进、监督落实等举措来进一步加强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社区减负增效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与破解路径———以成都市社区治理实践为例

社区是国家保持对基层社会有效整合的重要载体,而日益加重的社区负担和社区居民委员会行政化问题制约了其自治和服务功能的发挥。因此,社区减负增效政策的有效执行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本文基于米特-霍恩政策执行系统模型,依据成都市社区減负增效政策执行的具体表象,构建理论框架从政策目标、政策资源、政策执行机构、执行机制、执行人员和执行环境六个方面分析了制约社区减负增效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社区减负增效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政策目标层次较高、政策资源供给不足、政策执行程序尚末完善、执行机构权责边界不明晰、执行人员价值取向存在偏差、执行环境支搼不足等制约因素。在启动新一轮社区减负增效的工作中焏须从细化政策目标, 完善政策执行体系, 拓宽政策资源供给, 优化政策执行程序, 厘清府际间权责边界, 完善激励约束机制, 优化政策执行环境和跂励多方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等方面破解困境,使社区减负增效政策良性落地,进一步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向联动高效的社区善治转变。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政策变迁:演化、特征与经验——基于1978-2019年国务院政策文本分析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政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国家治理体系变迁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治理方略和中国经验。基层社会治理政策涉及的领域众多,为准确提炼出其核心内容,本文基于文献关键词的主题聚类结果,选取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政策文本,通过发文时间、类型分布等计量分析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政策变迁总体脉络。运用NLPIR汉语分词系统对政策标题进行文本深度挖掘,根据政策热点主题和政策变迁趋势等,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政策演化分为恢复重建阶段、宏观调控阶段、重心转移阶段和系统推进阶段。基于多源流理论探析政策变迁中问题源流、政治源流与政策源流的耦合特征,发现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政策从形式、动力、主体和目标四个层面逐渐形成了突发性变迁与渐进性变迁并存、内生性驱动和外在性拉动结合、党依法执政与政府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问题为导向创新的中国经验,为发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政策优势提供有益借鉴。     

家庭教育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校园欺凌及应对策略

频发的校园欺凌事件促成了学界和政府对校园欺凌问题的高度关注,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村留守儿童频繁卷入校园欺凌 之中,更是激发了人们热烈的讨论。不过,人们对农村留守儿童陷身校园欺凌的思考,主要集中在政府和学校方面的应对,而 对儿童家庭的探讨尚不充分。农村留守儿童容易陷身校园欺凌的家庭根源,既包括成长中父母缺位带来的安全感缺乏,又包 括隔代抚养带来的重养轻教,还包括父母受教育程度不高带来的教养方式的简单粗糙。为此,改变留守儿童的欺凌现状,父母 陪伴孩子成长是长远的根本方略;大力拓展沟通对象及方式,深化沟通内容是现实的可行策略;积极优化隔代抚养状态是基础 的紧迫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