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法律制度研究综述

辽代法律制度一直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学术史的梳理发现,学界对辽朝法律制度的研究集中在契丹习惯法、辽代犯罪与刑罚制度、辽代法律制度的特征及辽代法律的意义与影响等几个方面,研究范围不断拓宽,研究内容更加深入。     

辽代公主及其封赏制度

公主是辽代女性中的特殊阶层,拥有很多方面的特权。封赏制度则是公主特权的一种。这种制度不仅为她们提供了稳定而丰厚的经济收入,而且对辽代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终辽一代,对公主的封赏制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辽朝政权的更迭变化而变化。对辽代公主封赏制度的探讨,理清其发展变化,探求其影响,对研究辽代政治制度、经济生活以及妇女地位等问题都会有所增益。     

辽代公主及其封赏制度

公主是辽代女性中的特殊阶层,拥有很多方面的特权。封赏制度则是公主特权的一种。这种制度不仅为她们提供了稳定而丰厚的经济收入,而且对辽代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终辽一代,对公主的封赏制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辽朝政权的更迭变化而变化。对辽代公主封赏制度的探讨,理清其发展变化,探求其影响,对研究辽代政治制度、经济生活以及妇女地位等问题都会有所增益。     

辽朝“五京”互动机制研究

辽朝设有"五京","五京"在辽朝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辽代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辽朝"五京"问题研究的学术史梳理,检索辽史和碑刻资料所记辽代"五京"留守官员,并在对此进行统计分析基础上,就辽朝"五京"互动机制实现途径与效应问题进行了探讨。     

简论明代节日朝贺制度的特点及功能

所谓节日朝贺,就是在重要节日来临之际,诸侯百官向天子,以及天子家庭内部晚辈向长辈进行庆贺。明代发展了一套更加完备的节日朝贺制度。文章拟根据《明实录》、万历《明会典》、《礼部志稿》和《明史》等史籍的相关记载,对明代节日朝贺制度的特点和功能作一探讨,以期推动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     

应县木塔秘藏中的辽代戒牒

在应县木塔秘藏中有两件辽代印制戒牒,时间上与敦煌戒牒相衔接,均为菩萨戒牒,弥补了宋朝中期戒牒的空缺。由于辽朝制度多仿照唐宋,而宋代内地戒牒未有流传至今者,这两件戒牒不仅是研究辽代佛教史的实物,对于研究宋代戒牒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辽史·地理志》杂识

《辽史.地理志》以五京道为体系,记述了辽朝自太祖阿保机至圣宗时百余年间州县制推行的艰难历程,并形成了太祖草创,太宗、世宗推广,圣宗、兴宗调整三个具有鲜明特征的高峰时期。辽朝百年州县制的推行经历了一个无序到有序的过程。亦反映了辽代民族融合、经济结构转变、一国两制政治体制的确立、社会的变革等诸多内容。     

辽朝徒民置州考论

辽朝建国前后,在不断征讨四方的过程中,把周边民族或俘或徙,迁往契丹本土及其辽海广大地域上,措置州县,与契丹诸部杂居共处。辽朝徙民州县的建置,自太祖耶律阿保机始,至辽圣宗耶律隆绪末年,经历了一个多世纪。除南京、西京两道沿革唐五代州县建置略有变通外,上京、东京、中京三道州县基本上是徙民所置。辽朝这种大规模徙民置州县,推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对辽代乃至中国北疆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考诸北方农业文明的兴起,辽代一国而两制的治国方略的产生及其北方民族区域文化的形成,无一不与徙民置州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论科尔沁地区在辽代的重要地位——以长春州为例

辽金时代,"科尔沁"就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备受当时统治者的关注。辽朝的一个重要的行政单位——长春州,就位于科尔沁草原的东南部,长春州是辽朝中后期历代皇帝春捺钵时选择的固定地点。辽代的很多军国大事,大政方针的制定都在这一地区,长春州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试以长春州为例,来阐述辽代的科尔沁及其重要地位。     

喜聚异同 取材详备——中文译注本《庆陵》序一

辽朝是契丹族于公元十世纪初在中国北方建立的王朝,在其存在的二百多年间,"东征西讨,如折枯拉朽。东自海,西至于流沙,北绝大漠,信威万里"(《辽史·太祖纪》赞),堪称当时东亚首屈一指的强国。不仅如此,辽代制度与文化也颇具民族和地方特点,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析辽代骆驼的来源及用途

本文通过《辽史》的记载,并结合考古出土的文物,对辽代骆驼的来源和用途进行了剖析和论证,认为辽代骆驼的来源主要有战争掠夺和属国、属族进贡两种方式,而辽代骆驼的用途主要有驼运、骑车、驼载、驾车、纺织、捐官等,以此最终说明骆驼在辽代社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辽宋交聘制度的初步确立

辽宋两朝在公元974年首次实现交聘关系后,即初步创制了互遣正旦国信使和生辰国信使等交聘礼仪制度。这一交聘制度的确立,不仅确保了两朝间一定时期内的友好和平关系,而且为辽宋两朝的不断交往和加深了解提供了便利条件,更重要的是为辽宋两朝未来关系的发展趋势确立了和平相处、对等交往的模式。     

高拱是“俺答封贡”的主持者

明隆庆后期发生的“俺答封贡”，是中国古代边疆史和民族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解决该事件的主持者和决策人问题上，许多学者均认定是张居正，然而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从解决该事件的决策者所处的政治地位、在封贡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明清历史文献的记载等方面来考察，其主持者和决策人是高拱，而不是张居正。高拱主导了“俺答封贡”事件的全过程，他是解决该事件的真正决策者。     

从朝贡和榷场贸易看西夏物产

西夏与宋、辽、金等通贡与榷场贸易活动频繁,从史书零星所记西夏朝贡及榷场贸易之物品,结合黑水城等地出土的文献,尤其是西夏与金榷场贸易文书《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可见西夏物产之大致种类,既有畜牧业产品,也有手工业产品,其中不乏土特产,尽管其贸易量不大,但因是他国稀缺之物而倍受青昧。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夏对外贸易的物品中,有许多是舶来品。西夏经济结构比较单一,本地物产难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求,故而需要外来物品作为补充。西夏与宋、辽、金等周边政权的经济交往颇为频繁,既促进了西夏本国经济的发展,使其多元化,同时也对周边民族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部族·镇戍·体制:辽朝部族军研究回顾与展望

辽朝部族军战时出征,平时则负责镇戍地方和防御外敌,是辽朝重要的军队系统。学界目前对于部族军的研究取得的成果较为可观,着重突显出了部族军的职能与大体管理架构。然从已有研究看,前贤集中关注部族的镇戍军队,而忽视了部族行军系统,且鲜少提及部族军军权结构问题。进而,部族军事体制与辽朝整个军事体制、国家体制之间的密切联系也就容易被忽视。故在当前文献与学术条件下,有必要通过深入挖掘史料和跨学科知识等途径,对辽朝部族军进行全面研究,以便更深入地理解部族的军事运作,乃至辽朝国家运作等诸体制。     

辽朝行政伦理文化的特色

辽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王朝,在其统治中国北方的时间里,注重行政道德建设,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行政伦理文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行政伦理文化在形成上既继承契丹及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又吸收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在内容上主张威德兼弘,＂威＂在＂德＂先;蕃汉并用,打破选拔官吏的民族界限;崇智、尚武、重文、重实用的用人价值观;选任方式的世选制与科举制并存;考课行政官员标准的实用性;忠、慎、勤、清、正的官德修养。在作用上既巩固了辽王朝的统治,也对金元王朝重才取士之风产生了一定影响,对今天的行政伦理文化建设也有重要的启示。     

21世纪中国学界辽金经济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辽金经济史一直是学者研究的重点,21世纪以来学界在辽金农业概况、发展原因、土地制度,畜牧业结构,货币种类、税收制度及贸易几个方面研究深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区域农业特点、土地买卖及粮食供给、辽金农业思想史等问题缺乏深入研究。     

张居正改革前周边民族形势之透视

张居正改革之前,周边民族形势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北方,虽然蒙古察哈尔等部频年侵扰,但随着俺答封贡的实现,明蒙关系趋于缓和,蒙古诸部＂臣服＂明廷,贡市不绝。在辽东,女真王杲部逐渐兴起,连年入掠,成为明朝民族关系中的新问题。在南方,嘉、隆以来少数民族的叛乱与反抗斗争并未全息,但同时各少数民族土司长官仍然定期进贡。凡此,都要求张居正改革集团顺应民族形势之变化,因地制宜地推行相应的民族政策。     

明代中后期中国东南沿海与世界贸易体系——兼论月港“准贩东西洋”的意义

欧洲早期殖民者的商业扩张,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东亚历史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同时也借助东亚原有的朝贡网络编织起更为广泛的贸易体系;中国东南沿海的部分岛屿、港口由此而纳入了16世纪之后以欧洲人为主导的新的世界贸易体系.明政府选择月港为私人海上贸易的开放港,是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体现了封建王朝的保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