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赋能与社区融合—以一个西部地区的反贫困实践为例

文章基于陕西省白水县的农村反贫困实践探索,从发展性社会工作视角探讨经济赋能与社区融合干预对于残疾人脱贫发展的意义。 这一反贫困实践案例显示,贫困者的生计发展嵌入在其家庭及社区的关系性脉络中,依托于残疾人互助合作社的社区融合介入,有助于残疾人的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赋能,提升残疾人生计发展的内生动力。 同时,本地社会组织在残疾人反贫困中发挥关键作用,社会组织的能动性发展促进了多主体合作参与的贫困治理,也带动了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方法在反贫困实践中的运用。     

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社会救助反贫困的困境及政策调适

后脱贫攻坚时代,中国农村反贫困形势进入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的新阶段,面临着新形势：“两无人口”数量巨大,兜底脱贫压力激增,相对贫困问题更加突出,已脱贫人口返贫风险大,农村贫困人口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救助政策运行中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反贫困“造血”功能不足,救助标准过低,兜底脱贫作用有限,救助政策简单叠加,能力提升政策缺失,低收入群体争当“贫困户”。面对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反贫困的新形势,农村社会救助政策亟需强化兜底脱贫保障和政策衔接,更加关注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规避救助依赖,建立贫困风险预警机制,注重贫困者长远发展。     

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现状与路径

积极探索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实践路径,是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针对当前农村贫困人口呈“大分散、小集中”分布,农村相对贫困问题及脱贫人口返贫现象严重,部分贫困人口的脱贫难度较大现状,提出坚持扶贫主体多元化、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加强反贫困立法、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农村财政制度、建立保障农民利益的组织、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等治理途径。     

能力贫困视阈下的扶贫移民可持续脱贫能力建设研究

强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措施、增强扶贫移民可持续脱贫能力是脱贫攻坚阶段必须着力解决好的重大课题。基于能力贫困视角,解析扶贫移民可持续脱贫能力结构,探求可持续脱贫能力形成机制,剖析可持续脱贫能力建设面临的突出难题,提出了促进可持续脱贫能力建设的根本路径。研究发现,扶贫移民的可持续脱贫能力主要由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层面的能力所构成,形成机制在于能力建设主体各自定位清晰、分工明确、形成合力。当前能力建设面临移民自身生存发展能力不足、城乡二元贫困治理体制制约、社会组织扶贫参与不够等难题。协同治理是促进扶贫移民可持续脱贫能力建设的根本路径,需要移民自身主动提高生存发展能力,政府部门强化制度政策供给,民营企业积极履行扶贫责任,社会组织深度参与脱贫攻坚。     

构建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社会工作的实践

随着脱贫攻坚进入后脱贫时代,如何解决相对贫困,构建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文章重点对2015年至2020年的文献进行梳理,以实践取向来分析社会工作专业介入反贫困工作的学术进展、共识与实践模式.在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贫困区域特征、返贫风险及主要贫困群体等问题依然存在并发生新变化.社会工作能够回应相对贫困治理的复杂性、新转向并具有独特的专业优势.社会工作回应相对贫困问题并且已经探索出一套反贫困的工作流程、实施路径和实践模式.社会工作实践的社区发展模式、金融社会工作模式、社会服务与社会救助模式为未来的反贫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将社会工作纳入反贫困长效机制,并就社会工作专业主体地位、反贫困工作精细化分类等提出建议.     

后脱贫攻坚中贫困群体经济-社会韧性的建构

我国的反贫困已经进入后脱贫攻坚期，面对贫困群体走出绝对贫困但可能返贫的风险，在后脱贫攻坚中要关注贫困群体的经济-社会韧性的建构。经济-社会韧性是在经济状况下行和面对经济困境时，贫困群体所具有和表现出来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关系方面的、抗拒外部压力、稳住心态、并寻找机会走出困境谋得发展的内在的和行动的特征。它的建构需要在脱贫过程中积累经济韧性，建构社会韧性，激发贫困群体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并使它们结合起来。贫困群体经济-社会韧性的建构应该成为后脱贫攻坚中反贫困行动的重要内容，反贫困政策实施者和社会工作者在其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     

保障济贫与发展脱贫的主题变奏——中国反贫困发展与展望北大核心CSSCI

提供生活救济、增加就业机会、开发人的潜能,反映了人类反贫困的逻辑和政策演进的过程。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极大地改写了世界贫困数据。如何评估、解释这一成就,这对于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与世界反贫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两个维度考察反贫困历史,中国减贫所取得的成就,应该归功于建立了反贫困的经济开发与社会保障双重政策体系并得到有效执行。中国反贫困从计划经济平均主义的生存救济,到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开发式扶贫,再到新时代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并重的精准脱贫,正在进入国家—社会—公民协同、以消除人们能力和发展机会的制度性限制为核心的贫困治理新时期。2020后贫困治理的努力方向,应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的理念下,持续建立、优化、完善制度,由救济扶贫、开发扶贫、精准脱贫转向以制度化建设为方向的贫困治理,不断推进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多元治理走向全元治理——兼论反贫困命运共同体构建

面对当前扶贫攻坚以及即将到来的2020后扶贫时代,构建一个更加适应环境需求,更加有效,更加稳定持续的贫困治理体系迫在眉睫。在这一背景下,该文提出构建集共生、共建、共享为一体的反贫困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确保实现可持续减贫,给出了反贫困命运共同体相关概念的内涵外延,论证了反贫困命运共同体系统特性,并就如何构建反贫困命运共同体进行了探讨,并对反贫困命运共同体机制设计及目前重点等进行了阐释。     

增材制造技术在陶瓷制备中的应用

如何有效缓解相对贫困问题是后扶贫时代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农村相对贫困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形成机理和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和多元,其中以个人发展能力不足为主的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外部环境通过内因加重贫困发生概率。在后扶贫时代,治理农村相对贫困问题可以从全局出发选择包容性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的三支柱治理策略,构建一套稳定、有效、可持续的新型综合扶贫治理体系和一套具有动态性、可调整性的长效治理机制,并从益贫性产业发展、创业就业扶持体系建设、扶志扶智相结合、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扶贫、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等多个方面精准施策。     

民族地区可持续脱贫组织力锻造分析 ——以江西赣州S畲族村为例

[提要]民族地区是深度贫困主要集中地,后脱贫时代面临的返贫风险、相对贫困等问题相对明显。组织相对个体在解决问题上具有更科学决策、更高效率的优势,组织化脱贫是可持续脱贫维系之径,这需要强有力的组织力为后盾。基于组织力涵盖组织目标力、组织结构力、组织领导力、成员关联力的建构,文章分析了江西赣州S村畲族贫困村近年来经由基层党组织“统揽”、乡贤“亲为”、两新组织“发力”、地方性知识“发光”等途径打造组织化脱贫体系,提升可持续脱贫组织力的成功经验。提出“民族脱贫共同体”是民族地区可持续脱贫的努力方向,需要在组织化脱贫目标、组织化脱贫结构、组织化脱贫领导、组织化脱贫成员关联等方面着力,以此作为锻造可持续脱贫组织力的方向、基础、引擎和保障。     

主体性视角下后脱贫时代的贫困治理

政府职责的再界定及农民自主性的激发,是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场域政府主体性及农民主体性建构的核心问题。在当前农村精准扶贫体系的运作过程中,由于片面强调国家义务的话语,导致了政府政治主体性的凸显与行政主体性的弱化,由此引发了农民权利的道德化及权利与责任的失衡。在后脱贫时代,需要加快均衡性的贫困治理体系的构建,实现政府政治主体性与行政主体性及农民权利与责任的对称性均衡。在具体路径上,可以从加强贫困治理体系的法制化及标准化、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通过赋权增能来激发农民的主体性及构建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等路径,推动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体系的均衡性转型。     

后脱贫攻坚时代语言扶贫实施模式与路径研究

语言扶贫是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扶贫减贫的一项长效机制.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收官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我国的贫困治理进入了相对贫困治理的新阶段.后脱贫攻坚时代的语言扶贫亟需构建相应的实施模式与路径,提升贫困群体的造血功能,增强其发展的内生动力,以全方位预防和化解返贫风险,从而实现永久脱贫.结合对语言扶贫的理论逻辑和后脱贫攻坚时代我国贫困治理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的分析,基于"混合学习"模式的语言扶贫实施模式与路径,能够促进新阶段语言扶贫工作的开展.     

元治理视域下多元主体参与的印度农村反贫困研究——基于IAY项目的执行分析

元治理理论由于强调政府在治理中的主导地位,所以更适合发展中国家治理贫困问题。元治理理论适用于反贫困,能提升反贫困工作的成效。以元治理理论为基础,分析印度农村反贫困中多元主体在IAY项目执行中发挥作用,可以发现印度政府在农村反贫困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但这种治理方式面临内部和外部元治理困境,反贫困治理中的多元参与有待进一步完善。印度的农村反贫治理实践可以为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提供借鉴。     

我国家庭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的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重大时代命题，明晰家庭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不仅是理解“中国之治”的重要视角，更是家庭发展和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本研究将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嵌入中国场景，从自然物质条件、共同体属性、应用规则以及行动情境等变量出发，分析家庭政策的外部环境，探究家庭政策的特征，诊断影响家庭政策的制度因素，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家庭政策的变迁历程，进一步厘清我国家庭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与内在机理。新时代我国家庭政策的推进要走向制度创新之路，尊重家庭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形成支持家庭、保护家庭的外部环境，完善家庭政策体系的制度顶层设计，构筑积极友好的政策行动情境，有效提升政策效能，才能更好地回应新时代国家治理和家庭发展面临的问题。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相对贫困多维治理策略研究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的贫困样态发生转型,相对贫困问题日益凸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缓解新时期 的相对贫困是乡村振兴初级阶段的重要课题。 在分析相对贫困多维表征和治理困境的基础上,根据“三支柱”的治理策略,建 立了“制度供给—能力提升—机会公平”的分析框架。 以乡村振兴战略为主要抓手,通过提升贫困人口可行发展能力,发挥基 本公共服务的减贫效应,促进农村产业发展等路径,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建立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提供可行参考 路径,为新时期实现乡村振兴目标提供理论借鉴。     

后小康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

后小康时代中国扶贫战略将由绝对贫困治理转向相对贫困治理,相对贫困治理的任务会更加艰巨。与绝对贫困治理相比,相对贫困治理具有分散性、多维性、艰巨性、长期性、系统性五大特征,同时也面临脱贫攻坚成效不稳定、脱贫内生动力不足、政策有效性和文化贫困四大治理难点。对此,必须构建转型衔接机制、内生动力机制、多重保障机制、人文发展机制四大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以顺利实现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建设对精准脱贫户生计可持续的影响

基于可持续性和脆弱性双重视角,采用跨层线性模型从家庭层面和村级层面综合探讨影响精准脱贫户家庭生计可持续的关键因素,并明确了两个层级之间内在的效应联系。结果表明,贫困户脱贫退出后的生计平稳有赖于自身五类生计资本的优化及生计风险的降低,而当地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的提升皆有助于促进脱贫家庭生计资本增殖并降低风险脆弱性,从而保障脱贫效果的持久性,其中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精准脱贫户生计稳定作用尤为显著。因此,应将加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未来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的核心契合点。     

基于家庭策略的贫困代际传递治理

家庭是贫困治理的社会基础,有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是贫困治理的重要方式。基于家庭策略的视野,通过对两个贫困家庭在减贫过程中不同减贫方式的分析与比较,探讨家庭策略如何被自主运用来解决贫困问题。研究发现,“反馈模式”的代际关系下,多子女所带来的路径可选择性与关系灵活性让家庭有更大空间采用有效的家庭策略,以“代内合力”和“代际合力”为一部分子女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充分的资源及“资源变现”的空间与条件,从而为实现“家庭减贫”创造机会。在巩固脱贫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进程中,家庭作用的有效发挥能充分激发家庭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实现脱贫致富。     

压力、冲击与适应性调节：中国韧性治贫的政策逻辑分析

中国在贫困治理领域的伟大实践和历史性成就表明,面对世所罕见的贫困规模、贫困分布、贫困深度以及治理难度构成的情境压力,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韧性治贫机制让其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该机制灵活运用多重治理形式,在保持常规治理稳定性的前提下,适时采取超常规治理手段,依据贫困慢性压力环境的变化,积极调整政策工具、施策方向和施策重点,努力减缓、吸纳贫困压力及其造成的急性冲击,进而改进治理策略、提升治理效能,呈现出“稳定与灵活”适应转换、整合型波浪式发展的韧性治理逻辑。中国特色的韧性治贫理论和实践深化了世界对减贫规律的认识,丰富发展了反贫困理论。     

贫困治理机制转型北大核心CSSCI

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农村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并将在2020年底实现现有标准下全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与此同时,中国也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在此背景下,贫困逐渐呈现出新的特征,绝对贫困问题将被相对贫困问题替代,发达地区的贫困问题会日益突出,贫困呈现出群体性特征,且贫困不仅是收入问题,更表现为社会排斥和阶层固化。相对贫困治理的目标在于防止脆弱人群陷入贫困、缩小社会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为此,中国的贫困治理机制要实现两个转变,即从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治理、从超常规转变为常规的贫困治理,而转变的核心是从聚焦贫困地区逐步转变为聚焦贫困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