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基督教在中韩两国传播之比较

近代以来,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先后进入了中韩社会,开始了与传统的东方儒家文化的接触与碰撞,冲突与交融。但是,基督教在有着相似社会背景和相同文化类型的中韩两国的传播进程却有很大差异,较之中国,基督教在韩国取得了更大的成就。究其原因,两国的政治环境、文化特点以及基督教在两国进行文化本土化的程度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浅析文化本土化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以基督教在近代中韩两国的传播为视角

近代以来,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先后进入了中韩社会,开始了其在传统的东方儒家文化社会中的传播历程。但是,基督教在有着相似社会背景和文化类型的中韩两国的传播进程却有很大差异,较之中国,基督教在韩国取得了更大的成就。究其原因,异质文化传播过程中传播主客体双方所进行的文化本土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跨文化语境中儒学道德观对现代社会之启示

以超验的基督教为西方文化原型和以世俗性的儒学为中国文化主干的简单二分法,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虽然受到批评但确实具有概括性意义。西方的伦理精神在经过历时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后,已经陷入危机之中。随着全球一体化不断深入,通过对基督教和儒学中所包含的道德体系进行比较,以揭示儒学的核心价值取向,对缓解由现代化引发的社会问题,具有现实的启发意义。     

论基督教在中韩两国传播的现代命运

基督教在现代中韩两国具有不同的命运。相比较而言，基督教传道事业在现代韩国更成功些，其原因除了韩国独特的社会客观环境与时代动因外，是基督教内在的革新传统与普世主义精神，以及它诞生时的原生态特征，在现代韩国找到了更好的归宿。此外，中韩两国基督教本色化的问题，也是探求中韩两国基督教现代命运差异的深层原因。     

儒与耶:近代本色神学的最初探索

近代来华传教士以基督教真理为准绳,对儒学的上帝论、人与神的关系以及祖先崇拜进行了细致的分析。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传教士并没有打算在信仰层面上接纳儒学。尽管如此,传教士的这些看法既充分展示了基督教思想的内部张力,又为后来中国的本色神学的建设提供了某些思想资源。     

洪秀全儒学态度之演变

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既源于基督教,又掺杂、糅合了儒学等中国传统文化.洪秀全对儒学,是既反对孔子崇拜和大力抨击,又利用它来改造基督教教义,以有利于拜上帝教的传播.洪秀全对儒学的反对与利用同时并存,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亦有不同表现,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万国公报》对儒学的评析

在晚清社会有着相当影响的《万国公报》是寓华新教传教士的舆论阵地 ,是一分以宣传基督教为主旨的刊物。在长达近 40年的时间里 ,它对儒学的评析既有“耶儒相通”之言 ,也有“救世教成全儒教”之语 ,更有以基督教取代儒教之论。这些言论有合理的成分 ,但更多的是以基督教文化为中心 ,对儒学采取了非科学的态度     

近代教会学校儒学教育考察——以登州文会馆为个案

狄考文创办登州文会馆后,在课程设置、学生培养、师资配置及招生条件等方面均采取了许多措施以置重儒学教育。其目的不仅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是为教会学校自身的发展。登州文会馆的儒学教育对基督教传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作为一种传教手段,它贬低了儒学的伦理和社会价值,不利于文化间的平等对话和基督教在华的长远发展。     

殊途而别归 ——《新儒学批判》韩文版自序

拙著<新儒学批判><新儒学批判>中文版由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10月第1次出版发行.即将在韩国梓行.此事襄成,既可使当今中国学术走向友邦,亦可加强中韩两国思想文化的进一步交流.     

宗教传播与文化调适--关于佛教儒学化与基督教儒学化的比较研究

在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正统思想的中国封建社会,外来宗教文化的本土化(中国化)主要表现为儒学化或儒学伦理化.佛教和基督教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都曾采取文化适应的策略,但却取得不同的结果.这充分说明在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中通过和平而又有选择有制约的交流、对话所产生的创造性的融合更值得提倡.     

论景教的"他者"特征与景教碑的文化身份

景教 ,在西方亦称“聂斯脱利派” ,是基督教的一支。景教因其教义跟正统的基督教之教义相左 ,而被后者视为异端。这样 ,景教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就成了一个“他者”。在中国文化中 ,由于景教所传播的宗教思想跟中国传统思想在本质上的不同 ,它就更是一个“他者”。但景教为了在中国传播 ,它又努力跟中国本土文化相适应、融合 ,广泛地采用佛教和道教的术语来阐释自己的教义 ,这又使得它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特征。     

从孔子与基督教视角看人的判断权

比较研究儒家与基督教两大思想体系对于人神关系的界定。分析后发现,儒家和基督教的起源都关涉于对神的理解和对神的虔敬：儒家认识到神的不可僭越性后,从言说＂人神相通＂转到对＂心性＂的理解;而基督教通过耶稣,向世人敞开了＂人神相通＂的大门。还发现,这两大思想体系转换的共同方式是＂人之判断权的上交＂：前者导致了＂不语怪力乱神＂,而后者转向了信仰。     

早期在华传教士"独厚儒学"原因初探

受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影响和怀着对中华悠久文明的敬仰,以及出于发展自身、与新教抗衡之目的,以意大利耶稣会会士利玛窦为代表的基督教士在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在传教期间,他们基于传教现实和教义融合的考虑,“借儒宣教”、“独厚儒学”,成功地促成了中西哲学思想的一次大融合。他们的传教策略与在传统儒学接触中所采取的承认、包容和尊重态度对于我们今天的中西方文化交流有巨大的启示作用。     

汉语学术神学视野中的耶儒对话

在汉语语境中开展基督教与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对话及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开展耶儒对话首先必须注意"基督教"和"儒家"概念的多义性,从"双重身份"或"多重身份"的视角来选择基督教和儒家的代表人物.耶儒对话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儒家对基督教的"救赎论"的理解.儒家虽不承认上帝的存在,但追求人天合一,从目的性上说,这与基督教的救赎目标相似.但是二者的救赎方式不同,儒家主张"内在超越",而基督教的得救方式则类似于"外在超越".基督教的"成圣"比"称义",更容易与儒家的"内在超越"找到契合点.     

太平天国失败新说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原因当是太平天国政权对儒家积极思想的背叛,是洪秀全思想中的矛盾性:他既反儒教又对儒家思想中的糟粕予以认同,他崇奉基督新教又对新教教义一知半解。这种矛盾性使太平天国始终没能建立起一个指导思想,没有在整个太平天国内部形成一种向心力。对儒家传统思想和知识分子的排斥又使太平天国处于极为孤立的境地。而曾国藩却不失时机地打出了维护儒教和传统文化的旗帜,并且用儒家思想牢牢控制军队,把道德说教与儒家功利主义有机结合起来。从本质上说,太平天国的失败是外来基督新教对中国本土儒教的失败。     

基督教与儒家群己论比较研究

基督教认为,人是“属灵的人”,又是“社会的人”;而在儒家看来,人是完整的“社会的人”。基督教把人的社会价值的依据归于上帝,否定社会价值的独立性;而儒家直接肯定人的社会价值,并将其看作是个人价值的实现。但这种超越层面的“异”落脚到具体的实践中,二者群己关系论却表现出很大的“同”。首先,二者均怀忧国忧民情怀,力求救国救世;其次,二者均肯定个人的社会价值,重视“兼善天下”;第三,二者均倾向于从个人修养和贡献社会两方面来完成个人的社会责任。     

论洪秀全的宗教哲学

洪秀全是中国近代史上以耶反儒又会通耶儒的农民启蒙思想家,他的宗教哲学体现出批判吸收儒教思想的某些成分,也自觉接收了西方科学、民主和功利思想。洪秀全宗教哲学的耶儒对峙体现了时代性,提供的宗教信仰具有世俗性,提倡的通商兴利具有先进性,内含的人文关怀具有特殊性。对于中国农民正在进行现代转型,但农村基督教信众又有所增多的现实来说,洪秀全的宗教哲学启示我们必须坚持爱国热爱人民的立场,必须推进基督教的中国化,必须加强先进文化的传播,必须深切关怀农民的利益。     

从利玛窦和艾儒略的传教策略看晚明基督宗教与儒学对话机制的缺失

本文以利玛窦、艾儒略和叶向高为例,分析晚明儒学与欧洲天主教的交往特征,认为双方都具有强烈的文化本位意识,并试图以自己的观念为基础构建文化统一性。这种心态制约儒学与天主教的进一步接触,使双方无法真正对话,而作为一种认识论模式的"对话"在近代早期的历史条件下难以真实存在。本文亦对文化交往中的"对话"模式的内涵提出设想,认为反思"对话"在历史上的缺失将有助于当下之人更重视对话论和有意识地将交往模式导向对话。     

《马可讲义》: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立与融合

《马可讲义》是德籍传教士花之安为了向影响中国社会的官绅和文人学者传播基督教思想而写成的,但《马可讲义》对于中国文化核心问题的批判和评价的确值得我们借鉴。本文通过对花之安在《马可讲义》中对于中西文化所进行的以儒释耶、耶儒互释、耶佛道墨关系等的分析,认为花之安的传教动力驱使他深入地研读中国文化,从而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一些根本的理解上虽有对抗但最终达成了融和,《马可讲义》是花之安"孔子加耶稣"思想的躬行实践。     

佛教在中国历史上跨文化传播理念的思考

与自唐代开始传入我国的基督教相比较而言 ,佛教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无疑是成功的。同是外来的宗教文化 ,佛教成了与儒、道相并列的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 ,波及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领域 ,广泛渗入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而基督教则一直徘徊在中国文化的主流之外 ,虽然中间经过一些传教士观念转变后的努力 ,也有过平和而短暂的文化过渡 ,但最终还是没有为中国传统文化接纳和吸收 ,究其实质 ,佛教在跨文化传播中所采取的正确传播理念使它获得了最后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