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的判例制度

判例,泛指可作先例据以决案的法院判决。判例法(Case law)是英美法系的主要渊源。它是根据以往法院和法庭对具体案件的判决所作的概括。其根本之处在于“把先前的判例看作一种规范,并且期望从中得到根据惯例应该、并在某些情况下必须遵循和适用的原则或规则”。①现代意义的判例制度源自西方,这是公认的,但就法律自身形成发展的历程来说,东西方法律都     

论英美判例法在我国涉外民事审判中的适用

在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中,常常遇到需要适用的实体法律是外国法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判例法的问题.英美判例浩如烟海,了解其运作模式和司法精神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英美判例法主要是以"遵循先例"为司法原则,并以"区分先例技术"为运作特征的.在处理我国的程序法规范与英美判例式实体法规范的协调问题时,必须以实现我国法律的基本追求和我们自己的司法理念为原则,同时借鉴外国判例法的某些作法,在不改变我们基本的法律观念和价值追求的前提下,探索出一套具有我们自己特点的涉外民商事审判机制.     

关于民事判例法制度在我国的可行性思考

判例法制度是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时所作的司法判决,依"遵循先例"原则所形成的制度.中国在走向民事法典化的同时,能否引进判例法制度,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文章认为中国实行判例法制度是可行的,应借鉴普通法系国家创制判例法制度的经验,构建我国的判例法制度.     

浅谈遵循先例原则

判例是英国法的主要法律渊源，判例法也就成为英国法的法律传统。而遵循先例作为这一传统的支撑力量，成为美国法中的一项重要的司法原则及英国司法制度的核心和基础。在美国遵循先例原则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原因，包括哲学因素和制度性因素。本文简短的指出遵循先例原则形成的历史及成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该原则在司法过程中体现的利弊问题。     

当代中国判例制度的构建

判例制度在弥补制定法不足,维护司法公正,体现法律至上理念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10多年前,我国法学界曾就中国是否要引入判例法有过激烈的争论,现今大多数学者已经认同判例在中国的运用.基于中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对判例适用的迫切需求,而制度上又未给予相应的支持,构建一套完整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判例制度,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需要比较判例与判例法的不同,确认中国适宜建立判例制度而非判例法制度.并从判例的效力地位、创制与确认主体、确认程序、判例格式等多方面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判例制度.     

德国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 规范体系、发展趋势和借鉴价值

德国在文化遗产领域已经形成了以成文立法为主,司法判例为辅的规范保护体系。其中的成文规范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但是在制度层面也存在着结构性瑕疵和内容性缺失的不足。相关的司法判例群在现实中也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不仅可以对法律条文进行补充解释,而且还承担了规范续造和内容创新的任务。德国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始终遵循着一定的逻辑线索而向前运动,并且呈现出国际化、欧洲化以及去国家化的内在变化走向。在借鉴德国相关经验成果的基础上,中国《文物保护法》应当在立法理念、立法模式、形式结构以及制度内容等方面予以修订完善。     

论中国判例法的历史传统

判例法是中国传统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判例法传统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变迁,到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它是由制定法的超稳定性、儒家思想法律化和判例法本身固有的优点几方面原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和英美法系不同,中国的判例法从属于制定法,并通过国家立法机关认定的方式,实现向制定法的转变。     

担保权的性质另有看法

把担保权作为物权是一种有逻辑缺陷的思维,是学者抄袭德国、台湾地区物权理论而并未对物权本质做深入思考而做出的错误理解。通过对物权本质特别是物权必须对物进行直接支配的性质的透彻分析可以得出担保权不是物权的论断,通过对形成权及担保权特征的对比,可以认为担保权是一种积极的形成权。     

建立我国判例法制度的困境以及对策

判例在我国并不是一种正式法律渊源,在我国也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判例法。然而,不承认判例的法律效力和判例法制度的缺位使我国的法律制度及其适用深陷诸多困境之中。应当适时地建立我国的判例法,尊重法律的权威,最终形成以制定法为主要法律渊源,以判例法补充制定法,进而形成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     

担保机构与银行合作的最优担保规模

商业银行和担保机构之间不平等的地位造成了双方无法达成双赢的担保规模,应用拉格朗日乘数法,对商业银行和担保机构合作中,满足各自利润要求时的最优担保规模进行了求解,同时对担保比例、担保规模、代偿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与现实比较.指出要促使担保规模合理化,需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法律法规体系与中小企业的信用评级体系,建立担保机构的资金补充方式与合理的银行-担保机构风险分担模式.     

公司对外担保的理论与实践——规范定性、善意认定与缺省决策机关

相较于1993年《公司法》第60条第3款,现行《公司法》第16条可谓立法上的一大进步,但却仍在规范定性、担保权人的善意认定、第1款的缺省决策机关等问题上未臻明确。主流学说与判例虽意识到第16条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第16条之合同应依越权代表规定确定效力;但并未指出其实为"强制法中非命令性质的赋权规范",反而一再落入定性之争的条件反射之中。要求担保权人承担对决议的形式审查义务可能造成"利益失衡",应借鉴英国公司法理论,从内部管理规则的视角"推定"担保权人的善意。董事会应被"原则上"确定为第16条第1款中的缺省决策机关;但在对外关系上,宜因应"交易安全"的需要做适当调整。     

美国判例法的运作机制

众所周知,美国属于判例法国家,但是多数国内学者对于判例法的认识,往往停留在较为粗浅的层面。本文主要从判例法的含义、类型、表现形式,判例法的基本原则、法律方法、法律地位,以及判例法与制定法的关系入手,对美国判例法的运作机制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案例引证制度的源流——一个制度史的考察

当前我国对判例法的研究,往往聚焦于判例制度与判例汇编.然而,制度发展史的考察表明,案例引证制度同样是形成判例法的重要制度,其重要性甚至远超于判例本身.从制度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诺曼王朝时期的英国统治者通过引证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习惯,基本确立了案例引证制度的雏形;美国则是受"律师职业化"以及法学期刊引证规范的影响,才形成了本土化的案例引证传统;德国仅以职业惯例的方式形成了案例引证传统,而未在制度层面加以确认.反观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恰是由于指导性案例缺少制度化、规范化的引证方式,才导致指导性案例适用率低的现象出现.因此,案例引证制度的构建与发展,将成为案例指导制度后续发展的一大趋势.     

中美刑事诉讼法律规模比较研究--从秘密侦查制度切入

制度规模的研究不仅可以体现法律的重视程度、考察体系的完备程度,还有利于把握历史发展态势,检验立法技术水平。就秘密侦查而言,美国联邦层面对乔装型秘密侦查主要通过判例和内部规范来实现规制目的;而对监控型秘密侦查则形成了包括成文法、判例和内部规范在内的较为全面的法律规制体系。我国对秘密侦查的规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直到新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出台,才真正将秘密侦查纳入法治化轨道。但是与美国相比,我国对秘密侦查的制度规范在类型规模、规范数量、配套规模等方面有明显不同,立法者的立法技术还处于亟待提升的状态。     

判例法制度构建探析

现行成文法固有的抽象性及滞后性,导致适用法律存在差异和出现法律真空,判例法制度的构建,能有效弥补相应的缺陷,实现法治的功能与价值,使法治的统一性及适应性得以完善.我国在存在构建判例法制度的条件下,应从判例法制度的确立方式、构建多层次的判例体系、建设相应的审级制度等方面进行判例法制度的构建.     

判例法与中国走向依法治国的现实构想

确定判例应遵循一条原则,即由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典型案例进行准确判决,并以判例的形式确定下来用以约束地方法院的判决。推行判例法有利于保证制定法的稳定性,可以作为审判的衡量标准,可以避免地方行政权力对司法的干扰;最高人民法院所确定的判例与其所作的司法解释可以起到相互补充、相互完善的作用;推行判例法可以保持司法的稳定。判例法可以单独地从纵向角度作为统一体成为法律渊源之一;判例法的推行可以有力遏止行政权对司法部门的制约。     

多层次信贷市场建设与融资性担保体系发展——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

多层次信贷市场建设与融资性担保体系的完善有着多重关系.融资性担保体系运行与政府、中小金融机构及中小企业等经济主体息息相关.现实中融资性担保体系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和困境,需要从多方面着手分阶段、分步骤地加以解决.     

民事判例制度渊源考辨——以比较法的研究方法为视角

民事法律制度是当前民事法律体系的有益补充.但长久以来,研究者们总是将民事法律制度与判例制度和判例法相混同,这一做法极大地制约了民事法律制度的正常发展.本文拟从民事判例制度的渊源入手,论证民事判例制度在具有判例法和判例制度共性的同时,还具有独立的民事法律个性,为早日在我国建立民事判例制度提供制度渊源的理论参考.     

马耳他刑事法典之解读与反思

由其独特的历史背号所决定，历经百余年沧桑的马耳他刑事法典兼具成文法之体例与判例法之精神，并集多种法律理念之熏陶，成为体系完整、罪刑设置规范周密的规范体系。泛犯罪化的刑事政策所罗致的严密刑事法网与极具关怀的人文主义情怀，对于正在发展中的我国刑法典而言，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启示意义。     

中国法官造法的必要性及制度设计

大陆法系国家,受理性主义影响,奉行成文法主义,英美法系的基本原则则是“遵从先例”,法院判决要受到判例的约束。但是在长期的司法过程中,法典法和判例法的局限性,促进了两大法系相互靠拢的趋势。因此,中国法官造法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应该确立中国法官造法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