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性赋权:基层政府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基于国家级贫困县J村的田野考察

“赋权”是理解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视角。田野考察发现基层扶贫实践既有“赋权”又有变通的“控制”,由此导致了扶贫过程中“精准”程度有所差异,为此,需要从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分析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从外部选派驻村扶贫工作队,由于较少受到当地社会网络的约束使其能够“理性行动”,但在“限期”脱贫的目标责任制下,基层的扶贫工作队受到了“规避责任”与“追求政绩”的双重约束,故此工作队根据自利原则策略性地选择了赋权或控制策略。进一步考察发现,扶贫工作队主要通过利用传统权力结构、地方性知识及现代化知识话语“异化”赋权策略,从而构建了“控制性赋权”的实践逻辑。基于此,地方政府应着力于构建“外派”与“内生”相结合的基层扶贫工作队,设置部分基于“赋权”“参与”的考核指标,培训提高扶贫干部对贫困户的尊重和理解,从而使得长效脱贫的精准扶贫政策能够得以执行。     

后扶贫时代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信任培育机理及启示——以S社会组织扶贫实践为例

总结提炼扶贫攻坚时期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成功经验,对于新时期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和解决相对贫困等治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中国扶贫治理实践表明社会组织是我国农村扶贫开发行动中重要的社会力量,而信任是社会组织有效开展扶贫开发工作的基石。在中国扶贫开发工作中,社会组织与农民主体信任培育存在一定困境,阻碍了社会组织多重功能的发挥。为此,社会组织在建立与农民扶贫联结关系时,应引入政府部门的参与,以民主的方式建立合理规范的制度内容,以此生成制度信任的空间和形成以业缘为纽带的圈层结构,同时也应注重发挥关系信任对社会组织与农民关系升华的作用。     

精准扶贫长效机制的法治路径研究

中国精准扶贫事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长效不足的问题。扶贫权力的"双刃性"、扶贫活动的"正外部性"和贫困主体的"弱势属性"是精准扶贫长效不足的重要原因。作为一种现代化、规范化的贫困治理机制，依法治贫有助于扬弃扶贫权力的"双刃性"，缓解扶贫活动的"正外部效应"，改善贫困主体的弱势属性，因而能有效保障精准扶贫的长效发展。但同时，当前依法治贫也面临着精准扶贫的法律供给不足、扶贫权力运行的实施体制滞后、社会参与扶贫的激励机制低效、贫困主体的民生权利虚置等问题。因此，研究建议：完善精准扶贫的法律规范体系、优化扶贫权力运行的法治实施体系、健全多元主体参与的法律激励机制、构建贫困主体的民生权利体系，使扶贫活动在法治框架内规范运行。     

多重制度逻辑与产业扶贫项目的异化 ——组织场域的视角

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途径,产业扶贫在实践过程中常常出现瞄不准或瞄准了但效果不突出的情形,组织场域为揭示其中的奥秘提供了有益视角。Y村的案例表明,在产业扶贫的组织场域内,地方政府与烟草公司在各自领域制度环境的制约下对自身参与产业扶贫的行为作出适应性的调整,改变了产业扶贫场域内的资讯交换渠道与资源传递方式,进而形成了组织行为主体参与产业扶贫的隐形运行逻辑。循此逻辑,非正式权力与利益的勾连固化了组织行为主体的权力关系与场域位置,扶贫资源经由村委会与合作社的承接更多流向村干部及种植大户等村庄精英群体,贫困农户则处于边缘位置。组织场域内中心--边缘关系结构的形成最终导致产业扶贫实践中制度表达与项目实践的背离。     

教育扶贫的基层实践创新———海南省及琼中县教育精准扶贫调查

教育扶贫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方式,在扶贫工作中具有先导性和基础性作用。 教育扶贫从理念、政策到实施,需要通过实践创新进行实践转化,而实践转化的程度体现政策设计的合理性和适用性。海南省是较早开展教育扶贫的地区之一,先后实施了教育扶贫移民、职教扶贫等反响较大的项目。 开展精准扶贫以来,海南省以“全上学、全资助、上好学、促成长冶作为教育扶贫的目标,制定教育精准扶贫政策体系。 文章基于实地调研,概括海南省教育精准扶贫思路及省级层面政策设计,并用琼中县教育精准扶贫工作经验来证明,基层的实践创新可以将省级教育扶贫理念和政策设计变为现实。 海南省、县两级政府加大投入、利用教育系统人力资源优势,在教育保障、教育资助、贫困和留守儿童关爱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     

易地扶贫搬迁的实践及其后果：一项社会文化转型视角的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一项政府性的组织行为和任务,在操作上过于注重经济效果的考量,较少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加以审视,忽视其综合性的特征,应注重整个搬迁过程中社会文化转型的推动力。社会文化的转型使得组织和个体的观念与行动发生改变,也导致了权力的支配方式从显性转变为隐形,且支配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持续加强。所以,当前的易地扶贫搬迁在拆迁与生活安置等实践过程都需要加入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文化治理要素,并慎重考虑贫困群众的意愿与适应能力,做好及时的成效评估,若非如此,则可能产生不愿看见的相应后果。     

常规治理、运动式治理与中国扶贫实践

精准性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反贫困实践,采用常规治理还是运动式治理成为精准扶贫可能与否的关键。 除照章办事的科层运作外,常规治理还有策略主义、半正式治理、“不出事的逻辑”等内涵,其内在弊端“模糊治理规则、影响政治绩效”使得它在恰当的时机下向运动式治理转化。 依托于首长负责制、驻村工作队、群众动员等组织运作机制,地方政府声势浩大的扶贫运动取得显著成效,然而也表现出精心应付的缺点。 作为常规治理的重要补充,运动式治理不可能消失,其偏离运动目标诱发多重紧张的弊端及相应纠偏机制值得继续深究。     

遭遇搬迁：精准扶贫视角下扶贫移民搬迁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以陕南王村为例

文章通过对陕南王村扶贫移民搬迁四个阶段行动逻辑的分析发现,行政主导下压力型体制的威逼与普适性政策的诱导共同滋生了“背皮”搬迁的发生,从而导致精准识别的错位。另外,在搬迁过程中制度衔接的缺失与行政联合的缺场使扶贫治理陷入了碎片化的困境,背离了精准帮扶与精准管理的目标要求。最后,国家、地方政府、贫困户各自行动逻辑、制度选择与利益诉求的差异使扶贫搬迁陷于了一定的制度性逻辑困境之中,搬迁后的村民生计出现了一定的式微,威胁到了扶贫移民的可持续生计。针对扶贫移民搬迁政策执行偏差的问题必须从国家政策制定,扶贫治理体系构建以及扶贫移民的可持续生计等几个方面来完善制度建设。     

公益组织嵌入精准扶贫行动的生态网络构建

在攻坚脱贫战略中,社会扶贫是政府、市场、社会联合行动的“三位一体” 大扶贫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就实践和学术研究来看,社会扶贫仍然是“大扶贫”格局的短板。公益扶贫是社会扶贫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使命追求与政府精准脱贫目标内在价值的契合性、扶贫公共产品供给功能的发挥和政策供给的支持、政府主导扶贫模式的“碎片化”和多元协同扶贫模式的正面效应并存、“互联网+公益”模式与网络扶贫行动的联合驱动成为公益组织嵌入精准扶贫行动的内在逻辑理路。因此,要发挥公益组织的扶贫合力,提高公益扶贫的效果,补齐“社会扶贫”的短板,就需要从核心支点、基础条件、制度嵌入、技术支撑4个关键要素着手,构建公益组织嵌入精准扶贫行动的生态网络。     

教育扶贫政策的理念蕴含、机制解构与未来接续

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举措,是社会实现脱贫攻坚的关键环节。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基本形成了完整的政策体系,在价值取向、行动定位、扶贫内涵和工作机制等方面与时俱进,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教育扶贫的政策制定、贫困识别、措施落地和脱贫巩固四个行动中渗透着激发教育扶贫内生动力、提升教育扶贫主体自觉、精准教育扶贫手段、重塑教育公正价值、调整教育扶贫目标及行动的理念蕴含。教育扶贫政策的未来接续在于进一步完善教育扶贫主体参与共同体、建立综合性专项教育扶贫措施、健全教育扶贫政策联动协作机制、创新教育扶贫政策评估工作和逐步完善教育扶贫政策保障机制。     

从参与式扶贫到协同式扶贫：中国扶贫的演进逻辑——兼论协同式精准扶贫的实现机制

参与式扶贫和协同式扶贫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扶贫模式。参与式扶贫源于西方发展理论,强调扶贫对象的参与。由于其存在着理论上的瑕疵和实践上的"久扶不脱贫"的贫困治理困境,发展进程极为缓慢,逐渐被协同式扶贫所取代。协同式扶贫是一种理想的扶贫模式,强调扶贫主体的多元化、扶贫目标的一致性、扶贫系统的开放性、扶贫过程的动态性和扶贫行动的合作性。无论从扶贫主体、扶贫内容还是扶贫方式来看,协同式扶贫与参与式扶贫相比,均有其自身的优势。协同式扶贫在扶贫过程中有利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现行的精准扶贫将逐渐走向协同式精准扶贫。实现协同式精准扶贫,需要扶贫信息的协同、扶贫制度的协同、扶贫文化的协同和良好社会资本的培育。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精准扶贫的协同效应,实现贫困治理绩效的最大化。     

基于AHP-熵权法的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益评估研究——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旅游扶贫已成为民族地区一种全新、高效的扶贫方式,科学评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益已成为该领域的研究重点。基于AHP-熵权法,遵循全面性与典型性、目标一致性及科学实用性原则等,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保及精神文化等4个效益维度构建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益评估体系,进而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对各指标进行主、客观组合权重确定,并运用综合指数法实现效益综合测度,最后,从评估指标权重及效益评价得分2个角度进行系统剖析。这不仅科学衡量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诊断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对策建议,以进一步提高民族地区的旅游扶贫效益。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衔接中村级“小微权力”规范运行

为研究村级小微权力规范运行在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衔接中的重要作用,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以山东省派东平县第三轮第一书记扶贫工作实践为研究对象,从村级“小微权力”规范运行视角,构建了农村小微权力“村支两委、第一书记与扶贫工作队”双轨治理主体,在识别归纳工作实践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及分析其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选派第一书记工作长效机制、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提升小微权力规范运行的质量和效率等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村级“小微权力”规范运行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保障,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对实现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无缝衔接,推动乡村振兴行动,建设高质量的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从土改到乡村振兴:农村工作队的研究回顾与议题前瞻

面向农村选派工作队是党和国家开展农村工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农村工作队在联结政府与农民、进行政治动员、贯彻国家意志等方面发挥了独特效能。系统梳理建国以来工作队的学术史发现,已有研究主要涉及到土地改革工作队、四清运动工作队、新农村建设工作队、驻村扶贫工作队和乡村振兴服务队。乡村振兴服务队将是下一步研究的热点,如何处理好非常规治理与常规治理、嵌入性组织与内生性组织之间的关系,如何实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以及如何避免工作队与其他基层组织相互叠加导致权力内卷化等将是值得关注的重点议题。     

产业扶贫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基于产业扶贫政策的一项效果分析

产业扶贫是当前中国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方式。如何推进、其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到精准扶贫工作的成效。研究表明:产业扶贫在政策目标上是确定性的,即要为贫困户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稳定的收入来源,实现"造血"功能,但由于受参与者、政策结构、技术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实践过程和结果又充满着不确定性。因此,如何创造条件,以扩大产业扶贫的确定性结果,最大限度地缩小不确定性的边界,既是当前中国精准扶贫的主要目标,也是精准扶贫工作取得实效的重要路径。     

文化治理视阈下教育扶贫的逻辑与路径

教育扶贫作为扶贫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备受实践与理论领域关注。反思当前教育扶贫实践与研究,呈现出"强"政策依赖性、"窄"教育扶贫内容、"工具化"教育扶贫目标等现状,以致于过分关注"扶教育之贫",而忽视了"依靠教育扶贫"的整体目标实现。文化作为教育的上位概念,是我国"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重要环节,教育扶贫工作必须关注文化的存在,且教育作为文化核心承载要素,文化治理逻辑符合教育扶贫要义,能够承担起教育扶贫的重任,可通过对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的治理,从观念、能力、行动方面,关注"人"的存在与发展,使得贫困群体实现"要我脱贫"—"我要脱贫"—"我能脱贫"—"我会脱贫"的转变,这既是对扶贫过程的关注,也是对扶贫效果的重视,最终通过以人化文、以文化人、以文促建等路径,尊重公民的文化权利,最终实现人的发展和促进国家"五位一体"战略发展的双赢局面。     

精准扶贫研究现状综述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从顶层设计维度对农村扶贫工作进行了战略规划。精准扶贫不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构建与完善我国扶贫治理体系有着深远的理论意义。当前,我国学界对精准扶贫的研究,重点集中于其内涵特征、实施困境、问题成因、对策路径、经验启示等方面。这些研究为下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石。在未来的研究中,学界需要将研究重心放在精准扶贫的价值定位、内涵指向、视角转换、系统优化、基层治理等方面。只有不断推动精准扶贫的理论创新,才能深入推动精准扶贫的具体实践。     

国家与社会互动下精准扶贫的运转逻辑——以“第一书记”的制度框架展开分析

为了实现精准扶贫的政策目标并完成精准脱贫任务,国家通过选派"第一书记"的做法,意图构建国家与社会的接点,将国家权力和公共资源传递到基层社会。但从现有实践来看,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第一书记"扶贫制度的运转逐渐出现了资源依赖性、治理短期性和基层权力结构冲突等制度实施困境。本文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以鄂西L村的案例进行研究,探寻"第一书记"扶贫制度在基层的落地与运转成效。结果发现:在国家资源与权力的不断弱化下,"第一书记"代表的国家力量在与社会韧性的互动中经历了主导型合作、竞争型受限、排斥型失控等阶段,在基层受到了来自乡镇一级政权、村民自治力量和群众认同感等多重排斥因素,在有限的任期内"第一书记"很难达到预期的治理效果。为了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国家需要避免急功近利和短期主义,在顶层设计上逐级完善驻村帮扶的方式,并以培育村民自治的内生性作为治理核心。     

精准扶贫视角下农村产业化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以Y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为例

文章通过对环京津贫困带一贫困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析发现,产业扶贫实施前的权力主导和弱势吸纳,实施中扶贫资源的股份化运作以及实施后的事本主义共同导致以合作社为依托的产业扶贫功能的式微。在产业扶贫所呈现的中央和地方“委托———代理”关系中,双方利益诉求的差异迫使地方以打造“戴帽项目”和“亮点工程”来进行权力寻租,产业扶贫目标靶向出现了偏离;另外,扶贫资源资本化和蔬菜种植规模化的产业发展模式使产业扶贫陷入了重产业发展而轻扶贫济困的困境,扶贫和开发处于一定程度的脱嵌状态;最后,产业扶贫以项目制为核心追求的短、平、快逻辑形塑了产业发展的非持续性。面对产业扶贫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产业申请、考核、验收与评估,建立产业依托主体的准入制度,制定产业扶贫的后续扶持政策。     

基层各扶贫主体的互动机制、困境及对策——基于豫北Z村的精准扶贫实践

扶贫开发是一个从中央到村庄"一竿到底"的系统工程,治理目标逐级行政发包,最终的实践执行者就在以县为主导的基层体系内。能否实现"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基层各扶贫主体的互动样态。研究发现,基层扶贫主体可概括为乡镇驻村工作组、县直帮扶责任人、第一书记及村两委四大类,各扶贫主体的扶贫动力主要来源于两个层面,既包括自上而下的体制压力,又涵盖自下而上的村庄"倒逼机制";其互动机制表现为合作中的"策略主义"及压力考核下的"避责"逻辑,这与精准扶贫实践形成一种"互构"。另一方面,在分析精准扶贫实践的困境基础上,文章认为应突出第一书记在基层扶贫实践中的"桥梁"功效,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发展乡村旅游,营造扶贫帮扶的"造血"能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扶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