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2016年我国精准扶贫研究趋势分析——基于知识图谱视角

精准扶贫是党和国家提出的重要战略部署。自2013年实施精准靶向式的目标任务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运用Citespace分析软件对CNKI数据库收录的2013—2016年间中国扶贫领域的论文从发文时间、作者、关键词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相关的知识图谱,从中梳理出近年来精准扶贫的研究热点、变化规律以及发展趋势。研究发现： 2013—2016年扶贫文献呈现增长态势;扶贫领域的主要热点关键词为“精准扶贫”“扶贫工作”“扶贫开发”以及“产业扶贫”等;精准扶贫研究重心发生了一定的转移,从精准扶贫初期的相关理论和政策研究,向如何将精准扶贫落到实处、如何检验精准扶贫的成效、如何让脱贫后的农民自我“造血”、如何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等方面不断推进。     

精准扶贫的元要素聚焦与整体治理路径

举全国之力开展精准扶贫,业已成为当前农村建设发展的重点工作。但从全局看,精准扶贫中仍存在政策消解现象增多、项目制扶贫的负面效应凸显、脱贫主体面临短缺与流失的挑战以及区域协同合作比较匮乏等碎片化难题。破解当前困局,需要尽快聚焦精准扶贫的元要素,既要大力联合脱贫主体,积极构建扶贫产业,同时也要促进扶贫政策耦合,加速区域协同扶贫。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一方面,通过整体培育脱贫主体与人才,并以资源整合促进扶贫产业发展,为精准扶贫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政策合并构建扶贫政策圈,同时统筹扶贫的区域合作治理,为精准扶贫营造良好环境。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对华北李村产业扶贫项目的考察

以华北李村“整村推进、连片开发”产业扶贫项目为例,发现在产业项目申请阶段容易出现“精英捕获”与“弱者吸纳”;在产业进行中易遭遇由逆向软预算约束带来的“政策性负担”以及规模化经营不善等问题;最终在产业完成之后又面临着后续维护的缺失与农民生计系统的损害。产业扶贫的地方实践背离了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目标。产业扶贫背后隐藏着扶贫济困的社会道德逻辑与产业发展的市场化逻辑的矛盾,前者决定了产业扶贫是以项目为载体,后者则容易导致规模化的经营方式,两种逻辑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增加了产业扶贫项目失败的风险。     

教育扶贫的基层实践创新———海南省及琼中县教育精准扶贫调查

教育扶贫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方式,在扶贫工作中具有先导性和基础性作用。 教育扶贫从理念、政策到实施,需要通过实践创新进行实践转化,而实践转化的程度体现政策设计的合理性和适用性。海南省是较早开展教育扶贫的地区之一,先后实施了教育扶贫移民、职教扶贫等反响较大的项目。 开展精准扶贫以来,海南省以“全上学、全资助、上好学、促成长冶作为教育扶贫的目标,制定教育精准扶贫政策体系。 文章基于实地调研,概括海南省教育精准扶贫思路及省级层面政策设计,并用琼中县教育精准扶贫工作经验来证明,基层的实践创新可以将省级教育扶贫理念和政策设计变为现实。 海南省、县两级政府加大投入、利用教育系统人力资源优势,在教育保障、教育资助、贫困和留守儿童关爱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     

关于宝鸡市实现精准扶贫的思考

我国政府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宝鸡市作为陕西省的农业大市,贫困人口还为数众多,扶贫工作任重道远.目前宝鸡市的扶贫工作还存在着扶贫目标偏离贫困户的意愿、政府的初衷和农户的打算难以有效结合、扶贫项目开发整合不足、扶贫政策缺乏灵活性等问题.宝鸡市的扶贫工作应采取调动广大贫困户的积极性;结合实际精准确定扶贫目标;积极整合地方扶贫开发项目,制定灵活可变通的扶贫政策;聘请专业的农业专家长期驻村等措施.     

精准扶贫视域下的产业扶贫实践与路径优化——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系列研究之三

产业扶贫是我国脱贫攻坚战中的主要脱贫模式之一。文章梳理了我国产业扶贫的发展进程和主要模式,认为我国产业扶贫实践虽然取得了显著的减贫脱贫成效,但是仍然存在产业趋同、贫困户参与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缺乏、绿色生态保护有限、风险抵抗机制不健全、科技投入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在深入阐释精准扶贫方略和产业扶贫实践的相互关系以及精准扶贫方略对产业扶贫实践的新要求后,指出了注重政策规划对产业发展的协调作用、建立有效的利益捆绑机制与精准共享机制、重视风险保障机制的建设及研究、通过绩效考核有效监督生态绿色与产业发展的结合、结合互联网＋、大数据等高新科技的产业扶贫实践优化路径。     

精准扶贫及其法治化路径探讨

精准扶贫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是我党对以往扶贫工作的一种总结和提升。当前我们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 阶段,开展精准扶贫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有重要意义。由于诸多原因,当前的精准扶贫工 作中还存在着缺乏完善的法律保障制度,扶贫政策落实不到位以及腐败等问题。为此,我们要充分重视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 用,加强精准扶贫的立法,推动贫困判定标准的科学化、法治化,强化扶贫腐败治理的法治化,为精准扶贫提供法治保障。     

精准扶贫:现实挑战与路径优化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为确保全国人民在2020年一道迈入小康社会,我国在扶贫领域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政策及措施.研究发现,精准扶贫在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考核方面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针对这些挑战,提出了应从优化扶贫对象识别机制,整合扶贫资源形成扶贫主体多元化格局,通过金融扶贫和产业扶贫的有机结合实现金融精准扶贫的成效精准,完善扶贫绩效监测机制等四个方面进一步完善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的路径,以确保精准扶贫政策的实际成效.     

西部地区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的企业扶贫模式探析——基于恒大集团大方县扶贫的经验

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深入推进,我国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应实施多种组合扶贫方式,各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特别是民营企业可利用自身独特的优势提供可持续产业链支持,对贫困地区及贫困户精准施策,实现共同富裕。本文通过调查分析民营企业恒大集团对贵州大方县的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工作,总结其易地移民搬迁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就业扶贫等综合全方位扶贫的经验,提炼出斩断穷根式的易地搬迁模式、搬迁点配套产业模式等精准扶贫的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政策建议。     

精准扶贫中的博弈关系与矫正策略

精准扶贫是新一代领导集体关于贫困治理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是当前我国反贫困工作的高层战略。然而,精准扶贫在实施过程中因存在着多方利益主体间不间断的利益博弈,使得精准扶贫相关政策的实施出现了"异化"。精准扶贫中的贫困者与非贫困者、上下级政府、村委与地方政府、贫困户与地方政府等主体之间存在的非均衡的零和博弈与负和的非零和博弈关系说明,构建多元的精准识别体系,完善精准扶贫考核机制,推动精准扶贫方式由"项目"扶贫向"主体培育"转变,是扶贫资金得到正向效应的有效策略。     

增材制造钛合金微观组织及性能研究进展

科学选择的扶贫产业可以保障其长期稳定发展,对贫困农民更友好的公平分配可以实现产业精准脱贫。以现有的产业扶贫理论和产业选择理论为基础,结合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的实际情况,构建了科学的扶贫产业精准选择指标体系。以指标体系构建和多主体参与运作为核心,分析并解释了基于不同贫困层级的产业精准选择机制和内生的利益分享机制,认为持续的产业脱贫是外源性的产业扶贫与内生性的利益分享机制的统一。     

精准扶贫背景下光伏扶贫问题研究

精准扶贫是关系到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关键。光伏扶贫是在贫困地区开展精准脱贫的一个重要手段和有益尝试。在实践推广中,要理解光伏扶贫的时代渊源和新内涵,理顺光伏扶贫的政策设计和运行机制,针对现实困境,坚持精准脱贫、遵循因地制宜、加强统筹规划,通过做好精准识别、鼓励和支持创新、积极开展"光伏+"应用、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等路径来提高光伏扶贫的扶贫效率。     

反对称热流边界条件下双弥散多孔介质内对流传热研究

从不完全契约的理论视角,运用“剩余控制权”的概念,分析产业精准扶贫中政府、扶贫企业和贫困农户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研究发现,产业精准扶贫的剩余控制权冲突主要表现为：扶贫产业选择合理性与紧迫性之间的冲突;扶贫产业开发盈利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冲突;扶贫产业发展嵌入性与挤出性之间的冲突。应当从明确产业精准扶贫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制定产权整合规则、提高社会嵌入程度和完善法律解决机制等方面化解剩余控制权冲突,以降低扶贫产业开发风险,减少扶贫产业开发的交易成本,增加贫困农户的内生工作能力,促进产业精准扶贫质量的提升。     

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有效衔接初探

在后扶贫时代及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巩固和提升产业扶贫成果对于乡村产业振兴有积极意义。在论述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有效衔接的内涵与价值基础上,提出政策-要素-利益的融合分析视角,并结合广西P县个案"扶贫车间"的回访调查,分析政策、要素、利益三者在产业衔接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影响。研究发现,在后扶贫时代,通过强化政策保障机制,使扶贫产业的政策投入作为输入型资源,从兜底扶持转变为激励策略,从项目制打造扶贫产业点到政策集合助力培育和布局核心产业;建立要素融合机制,增强产业竞争力应当引导企业、合作社等主体依托区域市场提升产业链拓展功能,实现产供销有效性整合;优化利益协调机制,强调产业振兴主体的多元化,实现政府、企业、村集体以及农户的利益均衡和共享。过渡期的有效衔接将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效能提升,在诸如产业融合发展、产业链条拓展、利益均衡分配以及产业发展基础性制度建构等方面呈现出积极效能。乡村产业振兴的目标导向存在地区差异性,其最低目标在于维持劳动力的有效就业,保持集体经济的活力以及实现农村生产要素资源的有效利用。     

产业结构、空间溢出与农村减贫

在对我国省域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水平进行测度的基础上,构建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设置邻接权重、地理权重和经济权重三种空间关联模式,从空间维度实证检验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农村贫困影响的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我国省域农村贫困率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高-高”与“低-低”集聚的特征;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不仅能促进本地区农村减贫,还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邻近地区农村减贫;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也有助于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农村减贫。提出应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产业融合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减贫。     

云南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产业集群与扶贫战略思考

通过分析云南自然保护区的现状、特点,归纳了其已形成的自然优势,进而针对当前自然保护区周边居民贫困的现实,以实现其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提出了充分利用这种优势来建立云南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产业集群,以达到扶贫解困的战略思想。     

生态扶贫研究

生态扶贫是我国扶贫攻坚进入精准扶贫新时代所推进的一项重大扶贫举措。基于贫困与生态环境相互关系是一个动态的、多面的客观现象,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视角研究生态贫困的形成,将生态贫困界定为特定时空情境下,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地”维度上的剥夺及其制约“人”“业”维度的发展或导致彼此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和状态,进而提出生态扶贫的机理与路径。     

扶贫陷阱与扶贫资金政府管理效率

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政府扶贫战略是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边际效应降低时推出的一项公共政策。长期以来,中国扶贫开发成效主要以年均贫困人口减少和扶贫投入的关系为评价指标。通过扶贫资金性质、管理及其在贫困村的实际运作,贫困人口数量和扶贫资金投入量之间的相关性等的实证研究,分析政府扶贫资金管理机制的不足,提出扶贫陷阱的概念以及跳出扶贫陷阱的几个选择。     

基于可行能力视角的产业扶贫增能

在诸多扶贫举措中,产业扶贫被视为治本之策。学术界关于产业扶贫减贫效应的分析大多聚焦于经济学意义的增长,既忽视了扶贫产业嵌入性的特征,也忽视了贫困农户产业实践的多重减贫效应,因而无法突破产业发展与贫困农户发展之间的抽象对立。因此,我们需要关注扶贫产业的嵌入性特征,关注产业扶贫的经济性和福利性双重属性,发现产业扶贫对贫困农户的最大作用,不是增收,而是增能。为研究产业扶贫的减贫效益,探讨扶贫产业发展如何促进贫困农户发展和能力提高,需立基于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构建产业扶贫何以增能的分析维度和研究框架,将对产业扶贫的认识从经济发展项目扩展为社会政策项目,将产业扶贫发展从效率导向转向成效导向,从权利和能力等多维视角考察产业扶贫的减贫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