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入宪探析——从“吴氏宪草”到《中华民国宪法》

1933年吴经熊以个人名义发表《吴经熊氏宪法草案初稿试拟稿》,其中的第一条规定,引起了争议。①1936年公布的＂五五宪草＂中该条并未作任何改动,再次招致激烈批评。耽于抗战,该草案未正式通过。1946年重新修订宪草时,经过多方角力,最后达成妥协,该条更改为＂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宪草第一条所引起的争议以及最后的改动反映了各党派以自身立场为出发点的利益考量,也折射出社会各界对民主宪政的普遍期待以及对防止重蹈专制独裁之路的高度警觉,同时还体现了时人对国民党党治的不满以及对三民主义的不信任。     

憲草评论

自立法院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以来,努力草憲之工作,以備将来国民大会之採择,去岁立法委员吴经熊氏会有宪法草案试稿之披露,彼时对於其试稿全文及第二编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有所论列,今立法院又制颁憲法草案初稿,徵求各方人士之批评,蓋以制宪大业,关系国本,故不 (三)体裁必求其简要不繁,凡事涉细微,或须因时因地变通者,应让诸普通法律之范围,不必事事列入宪法。 (四)内容必求其首尾贯澈,自成系统,而不致互相抵牾,又必求其切合实际,足增效率,而不致推行多阻     

《立法法》修改的宪法学分析

《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第5条缺乏宪法依据,该条规定将造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方略之间的冲突,且和《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第4条之间的逻辑关系混乱。《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第22条不是"根据宪法"制定出来的,其性质不能被视为对现行宪法第100条的修改或者拓展性解释。《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中没有涉及经济特区授权立法、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方面的内容,也没有明确国务院发布的决定、命令相较于其他类型法律规范的位阶关系,应该将它们纳入其中。     

吴经熊法学思想中的西方与东方

吴经熊作为近代中国"现象级"的法律精英,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吴经熊本人受过西方系统的法学教育,对中国文化亦有比较深入的研究,自我期许为"超越东西方"。学界普遍认为,吴经熊早期为人为学有"全盘西化"的倾向;他中年之后醉心于中国传统文化而非法学研究,也被解读为是在中国法律现代化过程中遭遇严重挫折后的转向。可是我们检视吴经熊早期的法学作品,发现其法学思想中仍包含很多东方的元素,甚至有"中体西用"之嫌;在对待西方各法学流派的态度上,吴经熊选择性地接收了以霍姆斯为代表的法律实用主义与庞德的社会学法学,这些思想都与中国传统法哲学思维有会通之处。他中年之后致力于东西方宗教与哲学的研究,或许正是为了从基础做起、真正"超越东西方",最终实现中国法的"文艺复兴"。     

《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设计之中央政制的比较分析

《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是张君劢依据“政协十二原则”起草而成,它在中央政制的设计上匠心独具,以“五权之名,行三权之实”,打破了“五五宪草”的制度架构,经过修改后,成为《中华民国宪法》的底本。本文将《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与“五五宪草”及《中华民国宪法》进行了对比分析。     

“熔炉”思想与孙中山1919年之后的民族主义新论述考释

从1919年开始,孙中山重新阐述三民主义,美国"熔炉"理论成为他民族主义新论述的思想源泉。在处理中国国内民族关系上面,孙中山以他所理解的"熔炉"理论为武器,全盘否定他曾经宣扬过的"五族共和",主张国内各民族以汉族为中心进行"调洽"、同化,构成中华民族这一新民族。他认为辛亥革命只完成了民族光复这个消极民族主义目标,积极的民族主义则是要效仿美利坚模式,将中国国内各民族"合为一炉而冶之",同化"成一大中华民族"。     

联邦体制下的“五权”设置——论《四川省宪法草案》的权力结构

《四川省宪法草案》的"五权"设置,是川省实力派军阀在联省自治地方主义影响下兴起、发展及质变之产物,是根据调整政治权力关系的需要而促成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五权"设置初步廓清了省与国家以及省与地方的关系,创设了融合中西分立制衡的新"五权"以及新"五权"的载体。它虽然最终成为被四川军阀大混战和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洪流推至岸边而搁浅的民主实验品,但除去联邦制因素,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制化企划,对依法治国的推进仍有重要的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三民主义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展和坚持,中国共产党阐明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主张的一致性,阐明了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阐明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不同,要求国民党统治集团真正实行三民主义,批评和批判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对三民主义的背弃和背叛.回顾这一问题的历史,可以使我们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面向世界的"中国论"——理解中国宪法序言的一个新视角

中国宪法序言作为当代中国人民经过法定程序确认的"中国论",它主要体现为四对范畴:历史与阶级意识,统一国家与统一战线,多民族国家与民族关系,以及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历史与阶级意识揭示了当代中国的根基,"历史"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其实也是中国固有的方法,宪法序言中表达的阶级意识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当代中国的体现。统一战线与统一祖国是传统中国的"大一统"与现代中国的现实格局融会贯通的产物,尤其是统一战线,它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同时也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多民族国家与民族关系是现代性的产物,也是民族意识觉醒的产物,是置身于世界的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时代化表达,更是对中国必须面向之世界的直接回应。     

私人财产权立法中的国家主义--以民法典草案物权法编第61条为例的分析

以民法典草案物权法编第61、62条和现行宪法和相关法律涉及私人财产的立法都非常强调"依法取得"和"合法"的修饰语,这是私人财产权立法中的国家主义的表现.它不仅导致了物权法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矛盾,而且会造成种种实践弊端.这种国家主义有着历史原因和深刻的现实政治原因,必须首先有立法加以克服.     

宪法序言:中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

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八二宪法有着长篇幅的序言,这给以司法适用为导向的狭义宪法解释学带来了理论困难,也给以人权规范为核心的规范宪法学带来了体系整合与价值协调的难题。如何认知和处理宪法序言的效力及其与宪法正文的关系,成为一个严格的中国宪法科学问题。在社会主义宪法传统与中国宪法语境下,宪法序言的主要功能是对体制的合法性论证,既包含历史合法性维度,也包含政治原则的规范维度,包含了规定并塑造中国宪法权力结构与权利体系的"根本法"规范,充当了中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宪法序言对社会主义特定的政治安排予以吸纳,在体系上要比经典的近代宪法更加繁杂,其规范形态还有待进一步演化,但其规范性不容忽视。宪法序言构成了理解中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对宪法序言之历史叙事模式与原则论证理路的精准与合目的之解释,有利于真正建立中国的宪法科学理论。     

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

编撰民法典是我国当前最重大的立法任务。文章叙述了我国民法典的起草经过,介绍了民法草案的主要内容,认为我国应制定一部具有严格逻辑性和体系性的民法典,主张草案应保留"债权"概念,设立"债权总则编"以统率"合同编"和"侵权编",反对人格权单独成编,应将人格权置于总则中的自然人一章。     

陈寅恪民族融合与国家凝成思想试析

陈寅恪的民族与国家思想中有两点特别重要：一是民族与文化的关系;二是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他很重视确定胡族的种族特征,但进一步提出,胡汉之分不在血统,而在文化。胡汉之分的文化内涵表现为政治之分、经济之分、军事之分诸面相。在胡汉融合中,民族观发生了从血统到地区再到文化的转化。民族与文化、地区与国家的不断互动,加速了民族的重新融合,孕育了国家的重新凝成,造就了隋唐制度文明。     

"民法帝国主义"的虚幻与宪法学的迷思——第三只眼看"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争论

我国宪法学界和民法学界曾就<物权法>(草案)没有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是否属于形式违宪,展开过激烈的争论,而且这种争论并没有因<物权法>的通过而停息.分析双方共识难以达成的原因,进而找出一个较为合理的答案就显得重要而紧迫.尽管民法学出于对法治的向往和对市民社会的渴望,但由于选择了一种不是很合适的论证路径和方式,因而得出了一个值得商榷的结论.毫无疑问,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只有宪法才是"惟一根本法".但是,"宪法是根本法"却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在法律制定中有诸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之类的条款,宪法学界在此问题上的坚守可能是对"宪法是根本法"这一命题的误解.围绕<物权法>的制定所生发出来的学术争鸣既折射了我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种种复杂与艰难之境遇,也彰显了学科之间进行交流与沟通的必要性.     

汪精卫政治思想的演变及特点

汪精卫一生的政治思想复杂而多变.他以主张民族民主革命和宣扬三民主义始;以鼓吹"和平反共建国"及歪曲三民主义终.其政治思想的特点有三:一是以复杂多变为表象;二是以权力斗争为中心;三是以"党义"、"党统"为工具.其政治思想的实质是日益走向扭曲蜕变的三民主义理论.     

朱元璋"以德怀之"的民族关系思想

以"以德怀之"来处理民族关系是朱元璋民族关系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他的这一思想包含诸多方面的内容,充分体现了朱元璋对民族关系的重视态度."以德怀之"的思想,是对以往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朱元璋把历史经验与现实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以德怀之"思想在明代民族政策中的实践,成效显著,影响深远.     

民族习惯法回潮的困境及其出路--以青海藏区"赔命价"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习惯法出现了大规模回潮,它反映了传统文化面临社会压力所做的重整努力.习惯法是一个民族整体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各个民族的法律没有高下之分、先进与落后之别;现行民族法律政策在实践中受到文化沙文主义的影响,应当在部门法中将宪法规定的民族平等原则具体化为明确的法律制度.     

《物权法(草案)》合宪性之分析

在我国,对于某一个具体的部门法,其《宪法》依据可能只是《宪法》的一、二个条文,《宪法》的任一条文并不是针对任何的部门法都无条件地适用。《草案》的《宪法》依据主要是《宪法》第15条关于市场经济的规定,此外还有第13条关于收入储蓄等合法财产所有权的规定。《宪法》第12条主要是《刑法》上惩治侵犯(公共)财产罪的《宪法》依据。《草案》对不同性质所有权以平等保护为原则,但也有例外,这符合《宪法》关于实行市场经济的规定。《宪法》第12条和15条之间不存在抵牾。《草案》和《刑法》各有其性质和方法,亦各有其《宪法》依据,二者可以同时合宪。《草案》细化和完善了《宪法》和《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符合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符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草案》不违宪。     

宪法的民族观——兼论"中华民族"入宪

宪法的民族观应当呈现出多层次性,即主权民族、自决权民族和自治权民族.自宪法诞生以来,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属于"民族国家"的谱系,因此,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应当表述"民族"这一历史范畴.同样,无论当代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构成状况如何,都在一定程度和形式上建构着各自的主权民族.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我国已从实质意义上构建了主权民族--中华民族,但尚未从宪法上予以确认."中华民族"入宪的社会、法律和政治等基础已经具备,因此,为维护国家主权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保障国内各民族共同发展与繁荣,"中华民族"入宪势在必行.     

"中华民族"入宪:民族共同体理念的文本轨迹和演化逻辑

2018年的修改宪法首次将"中华民族"的表述载入宪法中,填补了"中华民族"之于宪法文本中长期缺位的遗憾。实际上,在"中华民族"入宪之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已长期内嵌于政治话语逻辑之中,并在法律法规、党代会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及习近平总书记公开系列讲话文稿中有不同程度的显示。"中华民族"入宪实则叠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民族关系、构建民族共同体问题上颇为厚重的反思与沉淀,亦是立基于现实经验、响应时代需求的综合性考量。当然,文本语汇变迁的背后必然面临着深刻而复杂的历史性处境,也诠释与回应着各自不同的时代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