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法律机制探析

总量控制是减缓气候变暖、减排温室气体的重要制度。通过分析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路径选择，论述了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法律机制的概念、特征和内容。结合我国国情，分析了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法律机制的体系与内容构建，提出了建立以政府温室气体总量管理为主导，具体排放源减排温室气体为主体，公众广泛参与及国际密切合作的法律机制目标，为保障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的实现提供法制化的基础。     

能源利用效率不同区域大气污染物协同减排协议研究

针对能源利用效率不同区域间的大气污染物协同减排问题,构建区域间纳什讨价还价模型,分析绝对数量、相对比例、经济补偿三种区间协同减排协议的有效性.分析表明:绝对数量与相对比例两种协同减排协议无效,而经济补偿能实现区域间大气污染物的协同减排,且均衡的减排数量和经济补偿金额与发达地区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经济效用价值系数正相关,与欠发达地区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效用价值系数负相关.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总效用的增加值,总体上随着两地区大气污染物排放经济效用价值系数的增加而增长.     

草地碳汇、草地治理与中国减排目标的实现

气候变暖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重要问题。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发展碳汇是缓解气候变暖的两条途径。草地是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拥有巨大的储碳能力。草地质量的提高不仅可以增加草地生产力,同时也可以增加碳汇。本文通过对草地的固碳能力及草地中的有机碳与大气中的碳进行循环的描述和分析,探讨草地质量的变化对其碳汇能力的影响,通过对比治理前后草地的储碳能力,分析我国草地碳汇的潜力以及其对于我国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影响。     

《大气污染防治法》将温室气体排放纳入控制体系的评析

对于温室气体控制是否应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调整范畴,一直都有争议。不应将温室气体控制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调整范畴,这不仅是由于温室气体不属于大气污染物,也是由我国现阶段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决定的。温室气体主要来源于能源生产等“上游活动”和公众生活消费等“下游活动”。我们应对其进行上堵下疏：一方面力促清洁生产,另一方面倡导低碳生活,将市场机制与行政手段结合起来,多管齐下共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没有必要将温室气体控制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调整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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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权交易的理论与实践——以欧盟减排交易机制为例

基于价格控制的税收手段和基于总量控制的碳排放权交易手段是温室气体减排的两个经济手段。碳排放权交易手段的理论依据是资源稀缺性理论和产权交易理论。《京都议定书》的三个灵活减排机制推动了碳排放权交易。欧盟减排交易机制下的欧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全球最大的规范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尽管碳排放权交易手段在控制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在运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而且关于碳排放权交易研究也需拓展理论视野。     

美国SO_2排污权交易的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排污权交易是污染物防治的一种重要经济手段.当前,我国将SO2作为最主要的大气污染物控制对象,提出了明确的减排任务和目标,但政策实施的效果却很不理想,究其原因是制度设计上存在问题.美国在SO2污染物防治方面的制度安排是排污权交易,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其成功经验对我国的SO2排放和减排有着重要借鉴意义.研究排污权交易可以为我国开展的SO2减排工作提供有效的政策工具.     

“双碳”目标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法制保障体系之重塑

随着“双碳”目标战略的实施，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新时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实现从量变到质变飞跃的必由之路。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的调整升级意味着与之相对应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也要随之调整和升级，以满足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法治需求。受制于时代背景和立法目的的局限，我国现有的生态环境法制体系存在诸多不足，没有将“降碳”问题纳入其中，与“减污”问题作整体考虑和协同安排。应以《宪法》规定的“生态文明”“新发展理念”“美丽中国”等法治思想为指引，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目标融入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目的性条款，从整体性治理、协同治理、增强主体责任原则出发，夯实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防控的制度基础，重构以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总量协同双控、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中央环保督察、协同管理体制等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探索制定《碳中和促进法》,并对《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进行修改，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理念融入其中，为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提供法律依据，为实现协同增效提供制度保障。     

全球能源系统转型趋势与低碳转型路径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转化和使用与碳排放密切相关。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大量使用化石能源,排放CO₂、甲烷、 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造成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快速上升,全球气候加速变暖。因此,控制能源系统碳强度、增加非化石能源占比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举措。目前,全球约70%的碳排放来自于能源部门,21世纪中叶实现CO₂的净零排放首先必须是实现能源系统的净零排放。2022年4月,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AR6）第三工作组（WGIII）报告《气候变化2022:减缓气候变化》正式发布。报告指出,2010—2019年全球温室气体年平均排放量处于人类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但增长速度已经趋缓。为实现《巴黎协定》提出的2℃和1.5℃温控目标,各行业都需要实施温室气体深度减排,其中,能源系统减排尤其重要和迫切。为实现1.5℃目标,整个能源系统都需要彻底转型和持续变革,包括大幅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建设由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广泛推行电气化等。在此,基于IPCC AR6第三工作组报告,综述了全球能源转型的特征与趋势,未来的机遇与挑战。     

我国用能权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衔接问题研究

为实现“双碳”目标,我国在环境权益交易市场体系中分别建立起用能权交易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前者用于控制用能单位能源使用和消耗的上游环节,后者控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的下游环节,两制度有效衔接将有利于节能减排目标完成的高效协同。两类交易制度存在理论背景的一致性,但同时也面临着法律依据、配额分配方法等不一致的地方。因此,我国未来应从立法路径、制度安排及保障措施三个方面入手,为用能权交易制度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衔接所面临的相关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欧盟、德国温室气体监测统计报告制度立法经验及政策建议

欧盟、德国温室气体监测统计报告制度,作为欧盟及德国温室气体排放监管体制的基本要素,不仅是欧盟温室气体排放监管的基本手段和行政执法的重要依据,也是欧盟和德国进行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创新以及构建基于市场机制的温室气体减排制度体系的物质保障和法律政策保障。其在监管主体权责科学配置,确保排放主体如实履行报告义务,第三方查验机构准入监管和核证机制构建,碳配额登记与交易注册平台建设等方面的立法经验,值得我们在建立和完善碳减排政策体系和进行减排制度创新时予以借鉴。     

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新发展——国际航空业碳抵消与削减机制

2016年10月召开的国际民航组织（ICAO）第39届全体成员国大会决定建立一个“国际航空业碳抵消与削减机制（CORSIA）”,以实现自2020年起的“碳中和增长”目标。一方面,碳抵消与削减机制是ICAO长期持续致力于航空业温室气体减排所取得的成果,同时也与国际航空减排的紧迫性与航空企业的认可相关联;另一方面,碳抵消与削减机制也是欧盟在国际航空减排谈判中进行积极推动与单边威胁的结果。CORSIA的特点主要表现为适用范围有限、分阶段实施、“前松后紧”的抵消义务等。当前,CORSIA的发展前景尚面临着诸多挑战,如可用于抵消的合格排放单位的资格要求将成为实施CORSIA的主要障碍,CORSIA自身缺乏遵约与处罚机制。为促进CORSIA的顺利实施,同时尽可能减少其对航空市场的扭曲,ICAO应进一步完善CORSIA的执行方案,或由成员国调整其自主性航空减排措施。CORSIA的有效实施也有赖于《芝加哥公约》下的成员国“自助机制”。     

碳交易市场支持“双碳”目标的实现路径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是运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大创新,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举措。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迅速,但仍存在碳市场流动性不足、碳价格发现功能有待加强、碳市场制度体系亟待完善、碳市场金融化程度较低等问题,未能充分发挥减排效应。对此,提出碳市场支持“双碳”目标实现的路径,主要包括完善碳市场运行机制、建立灵活的碳定价机制、健全碳市场相关制度体系建设以及推动碳金融建设发展。     

2008年英国《气候变化法》评介

作为世界上首部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国内立法,英国2008年《气候变化法》为减排目标的实现确立了经济上可行的路径,它将削减碳排放、适应气候变化和向低碳经济转型相结合,并从制度、程序和机构方面作出了规范。这既有助于实现其减排目标,又彰显其在气候变化和低碳经济方面的领导力。在我国面临的碳排放控制与削减压力日益严峻的背景下,该法为我国探索如何兼顾碳排放管理与发展经济提供了经验和启示。     

区域大气污染预报预警和协同控制

区域大气污染预报预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当今环境科学研究的热点与挑战。建立我国自己的多尺度空气质量预报模式,通过各类预报方法与手段相结合,对细颗粒物、臭氧等大气污染物在不同空间尺度下的污染过程进行模拟、预测和预警,是当前城市及区域灰霾等大气污染协同控制与治理的重要前提和有效途径。     

能源与环境:新的问题(下)

推荐:战略的构成 一项用来面对环境/气候挑战的明智的战略要力求能将大气中一氧化碳的浓度控制在500ppm下,同时,即使温室气体浓度有所上升,也要有额外的步骤来试着减少气候恶化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的危害。从原则上来讲,对于整个问题,这样一项战略的成分只有4种可能的分配。 尽可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消除先前所排放的大气温室气体;     

贸易措施在减排温室气体度安排中的作用

贸易措施是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措施的重要部分,它也将是2012年后的后《京都议定书》安排中所必然采取的措施之一。在以市场为基础的减排温室气体的模式中,限制和贸易(cap-and-trade)是能够比较灵活地包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利益而且对全球减排量予以稳定控制的模式;碳税作为另一种更加节省成本的经济措施,将在一些区域或者国家之间得到实施。限制和贸易模式的实施机制,如清洁发展机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改革和完善。能够实施广泛参与的多边机制应该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共同的努力目标。     

企业大气污染防治的行为逻辑及其补偿探析

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是政策驱动行为,企业在大气污染物减排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未能发挥其主体地位作用。还原企业主体地位是建立企业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机制的关键。文章通过对中国企业大气污染防治动力不足的原因进行分析,探讨企业大气污染防治的利益取向与行为逻辑,并建立大气污染防治补偿机制,以驱动企业减排,进而达到激励企业主动进行大气污染防治的目标。大气污染防治可以采取财政转移支付、税费优惠、发放排污权和押金退款制度政府补偿方式;也可以采取排污权交易与一对一交易市场补偿方式。      

论英国《气候变化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英国于2008年率先颁布和实施了世界上第一部《气候变化法》,该法案确立了温室气体减排的中远期目标,规定了碳预算每五年计划,设立气候变化委员会,建立国内碳排放交易体系等,为其他国家制定本国气候变化法起到了示范作用。中国也面临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多重压力,应对气候变化的任务繁重。因此,有必要全面系统地考察英国《气候变化法》的出台背景,梳理、分析和提炼出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与主要特征,指出我国现行立法和执法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在参考和借鉴英国成熟经验和合理成分的基础上,为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提出法律对策。如尽快由全国人大或常委会出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法》;根据该法的原则和精神,构建完善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设立部级单位能源和气候变化委员会统一管理和部署全国节能减排工作;构建国内排放贸易体系,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     

论国际温室气体减排信息公开制度的构建

国际上对温室气体减排信息公开问题的研究,集中在私人减排信息披露领域,西方发达国家的私人减排信息披露制度建设比较成熟,对于公共减排信息披露也就是公共减排信息公开问题的研究成果则很少,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建立的区域性的公共减排信息披露制度也存在很多问题.哥本哈根会议提出了建立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全球统一的减排信息公开制度的要求,中国等发展中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应该坚持以人均历史排放理论为基点来构造全球指标配额体系、发达国家出资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信息披露的各种软硬件设施的原则,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全球减排信息公开的统一规范与监管体系.     

"双碳"目标下碳交易体系与绿色低碳政策的互动整合研究

“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减排与节能双重驱动。碳交易体系与绿色低碳政策在适用范围、主要目标、实施效果方面具有交叉重叠性,多个环境政策工具并用能够有效应对减排问题的复杂性,但应注意环境政策工具之间的张力与内耗。碳交易体系与绿色低碳政策在推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具有一定的“默契性”,后者能够弥补前者的一些不足,如市场失灵、金融风险、道德风险等。然而基于两者目标上的潜在重叠,碳交易体系的配额价格传导性和“水床效应”对绿色低碳政策的外部性影响应予以有效规制。我国应确立碳交易市场在减排体系中的统领地位,首先避免绿色低碳政策与碳交易体系在规制范围上产生交叉或重叠,降低政策内耗;其次要完全评估绿色低碳政策对减排的影响,确保以一种兼容和透明的方式与碳交易体系并存;最后要合理管控其他绿色低碳能源政策对碳交易体系减排的渐进影响,确保减排的有效性和经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