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目”、“眼”、“眼睛”相关问题的商榷

关于“眼”、“眼睛”表示眼睛义位的始见年代、“眼”与“目”不复区别始于何时、“眼”取代“目”始于何时,学者们见仁见智,各自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眼”表示眼睛义位的始见年代应为战国时期,“眼睛”表示眼睛义位首见于汉代,“眼”与“目”的分别不复存在的时间应当推迟至宋元以后,“眼”在口语中取代“目”应当始于隋唐。     

瑞典：“富而思进”榜样国——专访原瑞典驻华大使雍博睿博士

无论在广州还是上海，每天都有翘首以待的游人大排长龙想一睹它的尊荣——“哥德堡”号重返中国引爆了中国媒体和民众的“瑞典热”。     

“花儿”研究与“花儿学”

“花儿学”著作出现之后 ,“花儿”研究走进了低谷。对“花儿学”的新理解———从“花儿”研究的其他领域 ,可能会使“花儿”研究范围得以开拓 ,但实践此研究方法的条件难以轻易完备。因此 ,对“花儿”研究的预测是 :过去的热闹局面不可能重现 ,但随着上述理论、方法的宣传和实践 ,有较高学术质量成果的出现是可以期待的。     

信天游“兴”简论

信天游“兴”具有两大特征：一是上句只借物以起兴，与下句歌意了不相关，但可从韵脚、语势上引起下文，这称为“起兴”，是信天游“兴”的初级形态，带有原始性；二是上句未全为比而借物取兴，与正义相关，这称为“比兴”，可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激起人们广泛的想象，标志着信天游“兴”的成熟，是信天游“兴”的富于艺术性的高级形态。信天游“兴”的发展，不是高级形态取代初级形态，而是同时并存，足见信天游“兴”的历史悠久，根深蒂固。近半个世纪来，陕北民歌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信天游“兴”的艺术表现手法却处于低谷，这警示我们，莫让信天游“兴”成为一种文化遗产束之高阁，而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扬光大。     

“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还是“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农民政治行为两种分析框架比较及重构

农民政治行为研究有两种分析框架,“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渊源于农民政治行为“顺从与反抗”的经典模式,关注底层社会及其抗争性行动。“基层社会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从三个方面批评“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一是认为其误解了1949年后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二是指控其革命意味太浓；三是认为其未看到农民抗争行动的创造性后果。同时,从重新界定当代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以“基层社会”取代“底层社会”和以“创造性政治”取代“抗争性政治”三个方面建构自己的分析范式。二者在分析范式、研究对象和学术影响三个方面各有不同,融合二者,重构一个“底层社会与抗争-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对农民政治行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费尔巴哈的“宗教”情感

费尔巴哈的“宗教”情感和传统的宗教情感有本质区别，是费尔巴哈作为一个无神论唯物主义者热爱自然、热爱人类、热爱生活的崇高精神境界。他试图建立“新宗教”取代旧宗教，实质上是要建立新的哲学取代旧的哲学，也意味着用新的文化取代旧的文化。他反对宗教，但不否定宗教的精华，实质是反对过时的旧的思想、理论。他提出的用爱的情感取代宗教的思想，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农民负担”中的核心变量分析

从“皇粮国税”至“农民负担”，这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租”、“剩余”、“费”三个核心变量导致和加速了农民负担问题的出现。而隐藏在变量之后的是国家、农民与“中间组织”的利益非均衡分配的关系，并折射出不同时期的国家类型。     

审美观照之“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中国“出入”说、“虚静、物化”说与西方“移情”、“距离”说之比较

东西方的美学理论,有相同的共性,但其文化的差异,使得它们在具有共同规律的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差异。文章试图将中国传统的“虚静、物化”、“出入”说理论与西方具有可比性的“移情”、“距离”说进行比较分析。“出入”说虽然由来已久,但真正从审美观照角度来谈“出入”法的是王国维,而“虚静、物化”理论则从老庄就开始了。西方的“移情”、“距离”说是近代西方美学具有巨大影响的理论,它们产生的时间和观念虽与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有着不谋而合的某种契合,但与中国的美学观念还是有本质的差异的。文章以中国的“出入说”、“虚静、物化”理论为主轴,以“移情”、“距离”做比照,分析其同异。     

克服“假”“大”“空” 做好思想政治教育

本文对“假”、“大”、“空”进行了批判。认为可以从教育活动、手段、方法、思想、理论、目标等方面克服“假”、“大”、“空”,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并为此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     

朱熹论“义”、“利”及其现代意义

为探讨朱熹“义”、“利”思想的现代意义,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朱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朱熹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指出“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其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既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冲突时首先要取“义”。     

张载的“一”“两”说与“仇”“和”论

张载是北宋“气”学的代表人物。张载为规定和诠释“气”范畴,运用了“太和”“太虚”“太极”“神”“化”“道”“易”诸范畴,张载对这些范畴的理解和说明,又离不开对“一”“两”范畴的理解和应用。通过对张载哲学中的“一”“两”范畴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与辨析,可以真实地论定张载哲学的基本架构与理论价值。     

唐五代“屯田”与“营田”的关系辨析

在唐五代,“屯田”和“营田”是封建土地制度中两项重要内容。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史学界长期争议不决。本文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分阶段理清了两者的关系,认为在唐前期,“营田”泛指经营土地,“屯田”是一种特殊的官营土地制度。唐后期至五代,出现户部营田务管领的营田,乃是与屯田并行的另一种官田系统。文章还否定了唐后期屯田转化为营田的说法。     

楚简“虖”、“[虎口]”、“[虍壬]”的用法及其形体传承辩证

在楚简文献中,“虖”、“[虎口]”、“[虍壬]”皆既可用作实词,又可用作虚词。用作实词时,三字各不相同;用作虚词时,三字有同有异。“库”、“吝”在楚简之前的文献中即已出现,后世也有传承;而“妻”仅存现于以楚简为主的战国出土文献中。三字在与楚简同时地出现的传世文献中未见,系后世更改所致。     

说“东”道“西”话“南”“北”

我常常想,“东”（柬）这个字,为什么是“日”在“木”中呢,“日”在“木”上为“东”,即“杲”字,“日”在“木”下为“两”,即“杳”字,不是更好吗,好记又容易理解。偏偏造个“柬”字是“日”在树林（木）中,多不显眼呀。     

“错误出生”之诉与“错误生命”之诉辨析——以中国的诉讼案件为视角

“错误出生”之诉与“错误生命”之诉是在我国司法实践上新出现的案件类型,因理论研究的缺失,使法院在具体处理时出现了一些偏差。文章通过三个有代表性的案例的分析比较,理清了概念以及两种诉讼的发展、存在的问题,力图给我国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民初上海文学“甲寅中兴”考索

民初上海进一步都市化形成的消费性文化市场和辛亥革命后南社文人的创作 ,是 1914年“甲寅中兴”出现的原因 ;“甲寅中兴”主要表现在“言情小说”创作和“家庭戏”演出两个方面 ,为几年后的“五四”新文学提供了必要的资源 ;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更主要是文人的精神蜕变 ,导致了“甲寅中兴”的迅速衰竭 ,民初上海文学遂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目标。     

“反全球化运动”的特征及其在“9·11”事件后的发展

本文分析了“反全球化运动”的起因 ,阐述了“反全球化运动”的一般特征 ,并对“9·11”事件后的“反全球化运动”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认为 :“反全球化运动”虽然目前出现了分歧 ,但从长远来看具有被整合为全球统一力量的可能。     

“泡沫经济”之我见

本文对“泡沫经济”形成的原因及后果进行了分析，并针对“泡沫经济”的出现提出了对策，在经济高速增长中要谨慎区别正常和反常资产升值，加强宏观指导与管理。     

“べきだ”“ほずだ”“ゎけだ”用法探析

日语中的“べきだ”“ほずだ”“ゎけだ”有时都可译成汉语的“应该”、“应当”、“理应”等旭在日语表达中三者并不相同。以“べきだ”“ほずだ”“ゎけだ”各自的使用特征及它们的使用区别为中心，结合汉语的“应该”、“应当”等进行对比性的探讨。     

漫谈“族”尾词

近年来,汉语中出现了一大批新型的“族”尾词,以指称“具有某种共同属性的一类人”。列述此类“族”尾词的结构和意义类型,并对其产生的社会动因进行简要分析,可以发现此类“族”尾词还存在诸多有待规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