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境阈之下的“新”经学

民国之建立,将漫长的中国历史划为古、今两段。科举制与传统君主制相伴而生,其本质是一个塑造士人群体之品质的人才选拔机制。经学则是塑造士人品质的核心内容。辛亥革命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之一是塑造了作为现代政治之基础的个体,与之相应的是传统经学之消亡。但如何能将"一盘散沙"般的个体凝聚成团体乃至国家,是共和革命之后中国所面临的根本困境。在这一困境中,康有为和梁漱溟分别以"孔教"和"伦理"作为团体生活之基础,将传统的教化植入现代政治生活之中,勾勒出两种不同的"新经学"模式。     

重审现代政治思想史中的梁漱溟——思想困境及其当代启示

当代中国正在进行更深入全面的政治改革,这关键在于新政治习惯之养成,任重而道远,此时研究梁漱溟关于培养新政治习惯的思想极具现实意义。梁漱溟一生的事业几乎全部紧紧围绕"建国"问题展开,但其建国之路始终在两难之间徘徊,即独立于政权之理想与依附于政权之现实。就理论而言,梁漱溟对中西社会结构的认识过于笼统,对中西文化精神的理解过于片面;就现实而言,其社会政治实践多数尽归于失败。但这并不足以否定其思想之价值。当下的中国,无论在国家还是在社会层面,都要求建构新的市民社会,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而建国前,梁漱溟就一直守定社会立场,致力于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这为当代市民社会建构提供了极有意义的借鉴。与同时代多数知识人相比,梁漱溟关于政治问题的诸多思考都立足于国情,以老中国为出发点,都是"中国式的",这些思考为面临诸多思想困境的当代中国提供了丰厚的理论资源。     

“理性”的制度含义：理解梁漱溟思想转变的一个角度

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把调和持中的人生态度作为中国文化的根本,对传统的"家"和政治持批评态度,主张在保留中国式人生态度的基础上,全面引进西方式制度。此后,梁漱溟转而从"家"的特点出发阐发"理性",并将之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和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理性"起源于"家"伦理而通于"天下",与外"无对",和西方以有边界的"团体"为源头的政治观念形成鲜明对照。"理性"在"家—团体—天下"诸种组织框架的比较中得到确认和刻画,具有了普遍的制度含义,焕发出对西方政治的批评能力,并成为梁漱溟建立中国式制度的基础。解决"中国问题"是梁漱溟提出"理性"的重要推动力。梁漱溟突出中国思想的制度含义的思路在当代获得了呼应和更深入的思考。     

梁漱溟民族复兴思想析论

梁漱溟曾对民族复兴问题做过深入的思考与探索,提出了视角独特、内容丰富、见解深刻的民族复兴思想。他认为民族复兴首先要昭苏中国人积极、合理的人生态度,因此需要从复兴中国文化尤其是复兴儒学入手;其次,民族复兴还要在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崩坏之后重建中国新社会组织构造,同时经济上"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由乡村建设以复兴中华民族";再次,民族复兴是"要从一个老根上(老文化、老社会)发新芽",是传承旧传统与开出新生命的统一,一方面要守护民族精神这一"老根",守护中国文化中"伦理主义"与"人生向上"两大长处,另一方面"民族复活""一定要有'新芽'才能活",要弥补"团体组织之缺乏"与"科学技术之不足"的缺陷。梁漱溟对民族复兴的不同道路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与"俄国共产党发明之路"都是"不通的路",而"共产党这条路""走通"了。梁漱溟民族复兴思想的独特价值在于,使国人认识到要全面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关注人生态度、社会组织结构等软实力的重塑,推动中国乡村社会、乡贤文化的复兴,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梁漱溟民主观的演进及其特征——基于梁氏思想转变过程的历史性考察(1906-1949)

梁漱溟自言一生关切两个密不可分的问题: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他对人生问题的追问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即重事功、遁空门及归儒学;与之相对,在思考社会问题上,梁基本保持了一以贯之的态度,即寻求建立一种适合中国文化特质与社会结构的现代公共生活。从历史发展过程上讲,梁漱溟对民主的认知始于其思想历程的第一阶段,在第二阶段中暂时回避讨论民主,第三阶段则重新回顾民主的内涵与价值,反思其对中国社会进步之意义。就逻辑发展脉络而言,弃事功而遁空门与出佛家而归儒学的两次思想转变造就了他能够在文化比较的思路中观照现代公共生活并对民主政治给出独特的儒学式理论诠释。     

公德与私德辨正

梁启超开启了以公德与私德这对概念来讨论中国文化和中国问题的先河,此后该主题引起了学界普遍而持久的探讨。梁启超、梁漱溟和李泽厚这三个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对公德私德有着不同的理解,尤其是关于公德的理解分歧颇大,梁启超的公德论侧重国家伦理,梁漱溟的公德论侧重团体生活,李泽厚的公德论强则调个体权利的优先性。当今学界尤其关注公德私德之划分的标准问题,在诸多划分标准中,引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概念区分作为划分公德与私德的标准最为根本,它有助于澄清公德与私德的本质和特征以及它的施及范围,有助于论定儒学是否缺乏公德和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判断和评价,亦有助于现代社会公德观念的型塑。     

浅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方略

乡村建设是梁漱溟为复兴本真儒家人生和解决现实中国政治、经济问题而得出的一个结论或方案。这种初衷与国民党原无相关之处。因而梁漱溟从主观上一直力图摆脱国民党对乡村建设的控制，竭力避免乡村建设成为国民党加强官僚政治的工具。无奈乡村建设实验权和财权一直仰给于国民党，梁漱溟又不愿与国民党发生直接冲突，因而最后乡村建设逐渐偏离了其理想设计，落入了国民党的控制。     

现代化过程中的“习惯”重建——以梁漱溟为个案的研究

作为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 ,习惯是社会制度的基础。在 2 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界的宪政思潮中 ,梁漱溟是较早地从民众习惯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方面讨论中国政治制度改造的思想家。他认为 ,要将一个缺乏组织系统的文化中国转变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必须从基层的农村社区做起 ,通过乡村建设 ,建立团体组织 ,造成农民参与社会事务的空间 ,培养农民的新型政治习惯 ,以奠定国家现代化的基础。他的理论 ,就是在今天也仍有着方法论的启发意义     

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未能找到当时中国问题之根本解决方法，但这些探索的闪光点，如强调重视乡村地位、中华文化复兴、知识分子责任、乡村教育、团体组织的重要等在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人才思想及其借鉴意义

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实际,在对民族自救运动进行冷静反省、对西方文化进行认真研究,并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梁漱溟形成了其乡村建设人才思想.重视知识分子人才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知识分子人才要与农民相结合、注重培养人才的团体精神等是其人才思想的深刻内涵.其发展农村教育、全面培养农村人才等思路和措施,对于推进"科教兴农"、"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实现社会和谐,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约翰·密尔对民主价值的伦理考量

密尔相信,民主的价值既体现在它能够促进公民的公共精神和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上,又体现在它意味着公民平等地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上。然而,他对民主价值的论证中又凸显了平等与精英之间的抉择困境,这种困境背后其实隐藏着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之间的张力问题。其实,民主不是万能钥匙,不能解决社会中的一切问题,其真正价值就在于它自身蕴含着的平等价值。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民主建设与政治稳定

毛泽东主席曾在会见黄炎培先生时说过,克服以往旧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匆焉"的办法是民主.解放后,中国以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而赢得较长时期的稳定与发展,也曾因民主的不完善而使国家陷入空前的动乱.今天,中国又面临来自民主建设中政治稳定问题的困惑,如何在建设完善民主政治的同时,保证政治稳定并继续推动民主建设,成为人们迫切思考的现实问题.本文旨在探讨民主建设与政治稳定的有关问题.一、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不稳定现象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及其现代意义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基本架构为:"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重建一新社会组织构造;"促兴农业以引发工业";"农民自觉"与知识分子作用.梁漱溟提出通过乡村建设实现保存并光大中华文明传统的思路,以及关于文化建设、中国发展道路等问题的独特见解,具有重要价值和现代意义.     

现代"公民社会"公共生活之意义彰显与民众公共人格的养成

转型社会道德价值的普遍疏离,使社会面临着公共生活之"道德合理性"基础缺失的窘境:在一个充满不公、不义的社会里如何"为公"、"取义"?市场经济和尘世功利社会的自由、个性和竞争等铁的法则对人们美好生活梦境的全面主宰,使以集体主义、社会公正和公共精神为伦理文化支撑的社会本位的道德理想被边缘化了。公共生活何以可能——合理的公共生活样式的反思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就社会价值追求而言,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并不只表现在经济基础方面,它还包括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的培养。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现代公共生活传统的国家,发育公民社会,培育现代公民意识与公民精神,提高全体民众的公民素养,不仅事关中国公民公共人格的形成,而且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国家形象"树立的核心内容所在。     

梁漱溟的“尚情”说

在对中国传统儒学思想中的情感要素的张扬和对近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积极回应中,梁漱溟提出了"尚情"的理想人格."尚情"即崇尚真情、情理,讲究真情实感,坚持"主观的情感"而不是"客观的道理".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在物质生活上的知足常乐;在社会生活中的"尚情无我";在精神生活中的行"仁"求"安".梁漱溟的"尚情"说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当时国人在人生要义等问题上的困扰,帮助他们树立了自主独立、积极进取的人生信念,同时它对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中的中国市民社会建构

市民社会理念依据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求解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困境。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市民社会理念范式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建构中国市民社会必须超越泛政治主义传统,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形成双向适度制衡的发展型互惠关系。此视野下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是: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和相对独立的社会;自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政治结构的调整和政治文化的重构;独立自主的公共舆论。     

知识分子"下乡"与近代中国乡村变革的困境——对20世纪30年代县政建设实验的解析

辛亥革命后,中国乡村社会日益落后的现状与知识分子的理想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一部分知识分子带着重建乡村社会的理想"下乡",并在20世纪30年代与国家政权改革县政的政治追求相结合,形成了一股县政建设的潮流。这些知识分子通过"民族文化的重构"、"科学的西化"和"国家权力向下渗透"等方式对乡村进行改造,却又因近代以来国家政权的长期不合理而导致的乡村社会转型内驱动力缺乏的困境,最终又无可奈何地离开了乡村。     

自由之目的:对萧公权自由主义观的一种思考

萧公权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其关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思考主要包括两方面,即宪政民主问题和自由社会主义问题。透过他的思考,我们可以看到他基于黑格尔式目的论传统在中国情境中重构自由主义道德基础的努力,以及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出发完善自由主义并使其在中国落实的尝试。他的努力和尝试既丰富了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内涵,也向我们呈现出黑格尔式宏大目的论在现代社会所遭遇的典型困境,即面对实践问题缺乏必要的、稳定的微观基础和现实动力机制。理解此种困境,有助于我们在思考现代中国政治问题时领会抽象"正义规则"的重要意义。     

当代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的兴起与内在理路

政治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发展到当代的一种新形式,它的代表人物有后期罗尔斯、阿克曼、拉莫尔等人。总的来说,政治自由主义是在坚持中立原则的基础上,以理性对话为途径,试图不以任何特殊形上论或认识论为基础,仅就基本政治理念达成共识。它的兴起乃是缘于以往自由主义所不能解决的方法论困境,对这种困境的摆脱决定了它在形式上必须从"广包的"转变为"自由站立的"。针对自由主义的这种新形式,当代自由主义阵营内部也有不同的态度和立场。政治自由主义的命运如何,不仅取决于一个只有"政治"版本的自由主义能否得到辩护,还取决于它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它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因为如何促进共识也是当下中国社会必须思考的一个现实问题。     

论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三大困境

清末以来,中国开始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历届中央政府(清末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等)都把建设一个主权完整的、具有集权性质的现代民族国家作为重要目标.但是,它们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面临三大困境:政府无法整合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从而使得其矛头指向自己;政府缺乏权威资源进行有效的中央集权,也无法实现央地关系的有序化和制度化;政府缺乏应对政治参与和社会运动的政治智慧和能力,从而无法实现国家与社会领域的良性互动,双方的恶性博弈最终导致政府合法性的丧失,使得其失去了领导国家建设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