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点·共识·功能：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话语表达

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唤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出场。全人类共同价值因其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基点而更具理论生命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支撑和实现可能。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追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核。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互构互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话语标识性概念和中国话语表达。新时代，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重大。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

作为应对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蕴涵着人类社会价值重塑和实践重构的双重使命。"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构建"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是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诉求的话语实践,始终围绕着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旨义、建设"五个世界"实践目标和构建立体化的传播路径而展开。"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是推动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变革的中国探索,对有效促进中国在全球治理变革中的国际话语权提升和"一带一路"实践进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从全人类共同价值视角审视国际法上的公平与正义（续）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提出,不断丰富和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立论基础,为推动国际法治与国际法的发展和研究提供了价值指向和终极目标。公平、正义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核心内容,也是国际法的制度基础。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国际法治日益凸显公平和正义的价值取向,体现公平正义的国际法哲学原理。公平与正义贯穿整个国际法的体系和结构。公平的目的是实现正义,包括矫正正义、分配正义和补充正义。公平和正义在国际法律制度和国际司法实践中,被认为是衡量国际法治的黄金尺度。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中的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

意识形态是话语的思想内核和价值基石。中国的话语权，实质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因而研究和关注中国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权就是话语权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面对该论题，需要超越“传播学研究范式”，以“实践学研究范式”优先，在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中国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实践为抓手的基础上，进而达到提升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展现主流意识形态魅力之目的，这是新时代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建设研究需要努力开拓的新视域。     

论全媒体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情怀赋能

全媒体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情怀赋能有利于夯实立德树人的文明底色，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合力，彰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同时，泛中心化、泛舆论化、逆全球化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权威性，挑战国家主权与民族共同体公信力，滋扰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力，引发信仰冷漠、价值遮蔽。全媒体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要在话语主体、话语载体、话语主题、话语体系、话语传播上厚植仁爱情怀、传道情怀、人民情怀、家国情怀、天下情怀，引领青年以青春智慧创造美丽中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青春活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

国际法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存在着价值理性弱化的困境,价值理性的趋弱使得国际社会忽视国际法在国际治理中的地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出世为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带来曙光。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初具影响力,国内政策报告已有初步的系统阐述,该理念在联合国决议中多次出现,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为国际法提供"价值指向"方面有极大的发展潜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语言系统中的诸多表述对于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皆有启示意义,从内部形态塑造来看,该理念对于"善治"价值中的"合法性""善意遵守"皆有指导性的表述,从外部环境改良来看,该理念可与"合作"价值下的风险防范、角色定位两方面相联结。为确立具备可操作性的国际法价值理性增进路径,中国、国际组织乃至全球国家都需要扮演好相应的角色,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引下增进国际法的价值理性而努力。     

习近平新时代全球治理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全球治理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通过共同协商和共同行动来协调各方利益的过程。无论是从全球治理的价值取向、规章制度还是从主客体方面,都可以看出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融合。中国在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以自己的视角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并对自身和全球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应坚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引领,以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视角参与全球治理,为全人类经济、政治和理论等方面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法律化及其落实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国实现了从政治主张到宪法概念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长期倡导和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起写在宪法序言当中,共同体现了中国的世界观,发挥着解疑释惑、克服挑战、建立和发展双边关系以及多边关系的重要作用,在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时代之问的过程中更有重要意义。在国际法上讨论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区分政治和法律概念,特别是要在国际法的范畴内,充分考虑国际法的性质、特征和运作规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方案、中国贡献,也是全人类的智慧和不同国家共同的心声,反映国际法应有之义和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积极反响,相关概念和规则先后写入联合国相关机构的决议具有积极意义。同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国际法上获得广泛而深入的确认和落实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进一步提升掌握和运用国际法的能力和水平。     

国际中文教育助力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路径研究

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支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重要内容。国际中文教育处于国际文化交流的前沿领域,是助力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跨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提高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学生的综合能力,使其坚定中华文化自信,增强对外文化传播意识,提升国际胜任力,对于缓解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的国际传播困境十分必要,同时也可为推动中外语言文化交流、世界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注入新活力新动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传播困境及突围策略

人类命运共同体,由话语到行动,由倡议到共识,由呼吁到引领,基于话语出场、话语丰富、话语深化三阶段,层层递进深化,逐步生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丰富意涵。从话语意涵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诠释了中国对“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美好设想和伟大构想,体现为对话性和协商性、共建观和共享观、合作观和共赢观、交流性和互鉴性、绿色观和低碳观共5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从话语传播实践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主要面临文化思维差异与偏执、西方话语预设与框定、西方话语污化与扩散、话语权与话语体系薄弱等传播困境,须通过深化中国话语的学术研究,强化话语传播的顶层设计,扩展话语传播的平台渠道,构建话语传播的协同机制,做好话语传播的叙事融通,夯实话语传播的实力基础等举措来彰显中国话语深厚意蕴,增强中国话语国际声音,提升中国话语国际认同,推动中国话语落地进程。     

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一种有别于西方“普世价值”的建构性话语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和平与发展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要价值，是确保人类生存和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的基本前提；公平与正义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是推动国际关系良性互动的根本保障；民主与自由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价值，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各国自主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将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才能真正认清西方“普世价值”的霸权政治祸心，推动人类社会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对话“世界社会”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核心,是当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秩序建设的历史性方案,也是人类破解时代难题的必然选择。中国理念对全人类发展的关切与“世界社会”对全球体系的审思,超越国家本位转向相互融通的整体价值观,将对世界的认识从结构定式转向作为认知建构的动态过程,在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上产生对话与共振。以传播为核心的路径阐释打开了理论与实践的新视域,启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传播为连接,探索在时间维度以搭建世界公共传播脉络为支架、在事实维度以公共信任为支点、在社会维度以连接世界公共话语为支柱的国际传播方案。东西方理念的交流与互鉴有助于中国突破国际传播困局,推动中华文化与中国观点更好地走向世界,增进世界对中国的理解与认同。     

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治创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适应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践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外交政策及其相应国际法需要而提出的新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经历了从萌芽到发展再到形成的演进过程,拥有丰富的国际法内涵,对研究当下国际法基本理论问题与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为国际法治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基于其内涵和特征,完整、系统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法制度创新的内容主要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的关系,国际法调整对象的拓展及国际法体系的价值次序与平衡等理论,以及和平安全的国际法、开放共赢的国际法、包容互鉴的国际法、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法等领域的具体实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向度及提升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既是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持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基于“还原论”,作为人类交往及发展的现实表达和理想构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一种政策信息,也是一种价值观念,还是一种行动框架。这就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应是多向度的：政策信息传播向度的信息传递、价值观念传播向度的价值传通、行动框架传播向度的行为传动。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过程中存在传而不知、传而不通、传而不动的现实困境。基于此,在信息传递方面,应由官方叙事转向多元叙事;在价值传通方面,应由单向宣传转向交互融通;在行为传动方面,应由自我主导转向共同创造,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精准传播。     

习近平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方略分析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缺乏应有的国际话语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施政战略上采取了多种措施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大力反腐,为提升中国话语权塑造良好的政治形象;大国外交,秉承亲诚惠容的睦邻政策;“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国际经济话语权;积极参与世界治理,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升中国在世界发展中的国际话语权。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韩命运共同体”:对韩国舆论的分析

相较欧美舆论,韩国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注度较高,态度更为中立、积极。其关注动机有两点,一是对中国外交路线、中韩关系、国际新秩序探索、国际合作等议题的高度关切;二是对文在寅政府依循该理念提出的"中韩命运共同体"的关注。韩国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促进地区和平与一体化、加强文化价值传播、增进人类健康福祉等方面抱有期待,亦在"中美争霸"、新"天下秩序"、民族主义等多维度存有疑虑。为扭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韩传播时呈现的抽象化、单向化倾向,中国应重视该理念与韩国重点关注议题与主流价值——如"东亚共同体"、多边主义、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环境卫生合作等的话语对接,在全球合作抗疫的背景下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传播。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意义、基本条件和中国贡献

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其对世界政治理论内容的丰富、国际社会分析范式的创新和全球治理实践方案的提供均具有重要世界意义。在当代社会,为了全人类整体利益和集体安全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世界人民的现实需要,也是各国民众的明智选择。然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尚需诸如思想共识、制度规范和外部环境等基本条件。中国政府不仅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主动实践这一理念,为世界的合作共赢和人类社会的和谐共生贡献了中国力量、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全人类共同价值：对西方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超越、建构原则及实践路径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而西方价值体系试图把世界历史终结于资本霸权体系,遮蔽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理性与正义性诉求。全人类共同价值以科学性的理论特质、正义性的伦理内核、和平发展的实践导向实现了对西方价值体系的虚假性、剥削性、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超越;它在坚持占据真理与道义制高点的先导性、抵御错误思潮与有害价值的批判性、关照人类总体发展与命运的使命性的三者有机统一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基础提供了基本原则。而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转化,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构建新型国际交往平台、加强对外宣传与国际传播,以此促进外部世界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观念认知与价值认同。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国际法史与文明互融

国际法建立在欧洲文明基础之上,作为欧洲区域法诞生,且与其他非欧洲文明的国际法律规则并存。随着欧洲国家的武力和殖民扩展,欧洲的国际法扩展到全世界,其他文明的国际法律规则随之消亡。20世纪后国际法的主权及平等原则在全球得到真正体现,普适性要素不断增加,成为全世界都能接受的唯一国际法律规则,国际法共同体也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出现了源于美国的弱化国际法的动向,中国和其他各国仍会维护国际法共同体,促进文明交流和包容互鉴,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论生态正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生态正义系人类在维护全人类的生存权益和满足生态保护愿望的基础上,遵循生态系统自身发展规律的一种正义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正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互促进、密切关联,具体体现在价值取向、伦理认同和实践过程三个层面。当前,国际社会仍存在不少阻碍生态正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的因素,唯有以生态经济超越生态霸权主义,以生态道德解构人类中心主义,以合作协商推进低碳主义才能进一步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推进人类社会文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