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为诗与新诗正统的确立

五四前后的白话诗是白话与新诗的时代结合,由白话诗过渡到新诗概念主要来自白话自身地位的确立。在放逐文言为诗的正统地位之后,白话为诗取而代之,并在"白话"与"诗"两者之间,形成一个新的钟摆现象。这一历史过程,既参杂着白话新诗与古典诗歌决绝后自身命名的特殊性,也含纳白话为诗作为常态与正统地位的时代特征。     

语言失范 精神缺席——新诗批判之一

新诗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确实面临着读者大量逃亡的现实,其主要原因是新诗创作完全陷入了语言失范的泥潭,诗人们"极度个人化"的写作也造成了新诗精神的缺席.新诗要走出低谷,必须重视诗的深度价值和境界,重视诗体形式的重建和重视新诗作为汉语诗的语言张力.     

论诗的文体可能性

虽然超越文体学的潜能是丰富的.但文体绝不应被理解为绝对自由的领域.哲学的著名命题“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对于文体学同样有充分有效性.诗不例外,它也只能在自我把握中争取最大自由.中国新诗有两个长期议论不清的话题.一是“诗与现实”,即诗的艺术性、纯粹性与诗的现实性、社会性的矛盾:一是“诗与散文”,即诗与散文在美学建构上的异质.第一个话题的模糊,使得中国新诗在七十来年的几次时代大潮中都出现过“脱轨”的热闹,而热闹一经退潮,新诗留下的历史化石就远比艺术珍珠为多;同时相当部份的老诗人在参加革命活动后出现了思想水平与艺术水平不协调的“后期现象”;前者的提高反而带来后者的降低.第二个话题的模糊,使得中国新诗对中国诗歌读者几千年来积淀起来的鉴赏趣味适应能力贫弱,七十年来常常出现这种现象:诗人小圈子热闹,读者大圈子冷落.     

新诗诗形建设的历史透析及现实反思

相对规范的诗形是诗的重要的文体标志,诗形建设是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的重要内容.新诗的形体建设道路曲折,百年间始终存在着诗形的自律与自由的极端对抗.在现代人的图像思维高度发达的图像时代和新诗的传播手段丰富多彩的网络时代,更应该加强以新诗的形体建设为重心的诗体建设,适度规范诗形.目前新诗界的"诗体重建"运动更要高度重视新诗的"诗形建设".     

《努力周报》与新诗

《努力周报》在论政的同时一直兼顾新诗的建设:扶持新人,发表多种题材、体裁和风格的诗作品,积极探讨新诗理论,重视译诗及歌谣的发掘。《努力周报》在中国新诗史上具有独到的地位。     

论钟敬文的新诗研究

钟敬文的新诗理论和批评,主张构成诗歌的各种因素要适切、均衡,并在尊重文学史、正确整理古典文学经验的基础上推动新诗的创作;他还进行了一种学科交叉式的诗学实践,以民俗学知识论诗,把口头文学传统与新诗研究结合起来,丰富了中国新诗理论的成果;他采取接近古典诗学的诗话和格言警句文体论诗,形成独特的论诗文体,使他成为新诗学界具有自我风格的诗论家。     

新诗自觉:晚清"新学诗"的诗史意义

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创作于1896至1897年间的"新学诗",原称"新诗",又名"新学之诗".他们不仅首次提出了"新诗"这一诗歌史上具有变革语言和解放诗体内涵的诗学概念,而且还进行了迥异于古典诗歌的"新诗"创作实践,成为诗体探索、新诗尝试的肇始和走出传统、面向世界的起点,并由此构成了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的第一阶段."新学诗"不等同于"诗界革命",它是"诗界革命"的先声,同时也对20世纪初年南社青年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从概念、理念到创作,"新学诗"的出现,都意味着新诗的自觉.     

新诗旧诗之辨与废名的新诗观念

从"辨明新诗与旧诗的性质"入手,探讨"新诗的前程",是废名《谈新诗》的问题和方法。废名从"诗的感觉"入手,把新诗的源流上溯到晚唐的"温李"乃至六朝,为新诗发展寻找源头活水。废名标举"诗的内容",是希望打破对旧诗形式的迷恋,同时为1930年代现代派诗歌正名。废名以"内容"为本体的诗学观,颠覆了传统诗学的形式本体观。废名的"散文的文字"、"诗的内容"的新诗观念,体现了新诗发展的历史趋势,他和朱自清所见略同,但早于朱自清。     

作为方法的"最大量意识状态"——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方法阐释

袁可嘉作为重要的诗论家,创立了"新诗现代化"——"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的理论,其作为方法的则是经常被强调的诗歌应表现"最大量意识状态".从这一方法来看,其理论视域非常开阔,主要来源于瑞恰慈、T.S.艾略特和里尔克诗论.英语诗人艾略特与德语诗人里尔克在各自的诗学文化背景中都强调"诗是经验"的理论,却有着内化与否的区别.袁可嘉以此为基础找出了他们之间的共通之处,并把他们的理论与瑞恰慈的心理学诗学融合在一起,把"最大量意识状态"作为综合现实、象征、玄学的新诗学的根本方法,为中国新诗确立了新的规则.     

吴奔星新诗中的故乡情怀

对吴奔星先生的研究视角大致有三:诗人、学者、教育家,其中以诗人为对象研究居多。本栏目此次推出的三篇笔谈从三个方面研究诗人吴奔星:葛乃福以《诗的创作与欣赏》为切入点,讨论吴奔星的诗学观;吴心海通过回忆父亲的轶事,解读了其诗歌的家国情怀及创作流派;张新芝则探讨了吴奔星诗歌的创作风格及内容的嬗变与发展等。作为吴奔星诗歌研究的最新成果,我们将它奉献于读者,希冀以此为契机将吴奔星研究推向深入。     

新诗还是应该叫白话诗

新诗,也曾称为白话诗、自由诗。但"新诗"一名不能标明其任何文体特征,"白话诗"古已有之,"自由诗"在格律体新诗出现之后已不能概括全部新诗。人们目前能够想到的命名,如"现代汉诗"、"现代诗"、"语体诗"、"西诗"等,都不大得体。"胡诗"虽然比较传神,却不大可能被普遍接受。故这一诗体,还是叫回它最初的名称"白话诗"为宜。     

为中学语文新诗教育进一言

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中国是诗歌大国,更是重视"诗教"大国.过去中学语文教材,在诗歌的编选与要求上,重古诗,轻新诗;新诗仅是一种点缀.     

平实的深刻:论朱自清的《新诗杂话》

《新诗杂话》是朱自清先生研究中国现代新诗的一部著作。朱先生在这部诗学著作中,坚守诗歌文本的分析,坚持对诗歌意义进进缜密详实的“解读”,并认为这是新诗研究的基础。论及范围宽泛,富于创见性,是这部著作的显著特点。以“解诗”为出发点,《新诗杂话》探讨了诗与感觉、诗与哲理、诗与幽默、抗战与诗、诗与建国、诗的形式、歌谣与译诗、新诗的进步性、新诗的发展趋势等诸多关系,平实而深刻,精确而简洁,“将深化为浅”是《新诗杂话》最富于生机与活力的语言叙述原则。     

建构新诗美学的蓝图——吴奔星教授《写诗余论》述评

对吴奔星先生的研究视角大致有三:诗人、学者、教育家,其中以诗人为对象研究居多。本栏目此次推出的三篇笔谈从三个方面研究诗人吴奔星:葛乃福以《诗的创作与欣赏》为切入点,讨论吴奔星的诗学观;吴心海通过回忆父亲的轶事,解读了其诗歌的家国情怀及创作流派;张新芝则探讨了吴奔星诗歌的创作风格及内容的嬗变与发展等。作为吴奔星诗歌研究的最新成果,我们将它奉献于读者,希冀以此为契机将吴奔星研究推向深入。     

现代性视阈中的汉语"纯诗"理论

"纯诗"是汉语新诗之审美现代性诉求的重要内容.作为现代诗学的重要范畴,"纯诗"在进入汉语语境以后历经了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变化过程.早期的"为诗而诗"和穆木天、王独清所倡导的"纯诗",实现了新诗在"文体"上的自觉;梁宗岱和刘西渭对于"纯诗"意蕴的阐发,确立了新诗独立的"审美"意识;而唐湜和袁可嘉对于"纯诗"之内在规律的探索,则进一步显示了新诗在"艺术自律"层面的现代性诉求."纯诗"的诗学取向正是汉语新诗最终实现其现代性转换的根本归宿.     

论“五四”新诗雅俗契合的审美取向

中国新诗是在历史性冲突与文化变迁中成长起来的,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同诞生的,中国新诗的发展道路也和“五四”时代的社会生活一样曲折、复杂、多变。“从要把诗做得‘不象’到把诗做得‘象诗’,这一思路画出了中国新诗从孕育到成长的轨迹。”从历史和审美的视角去研究“五四”新诗,从“不象诗”到“象诗”正是经历了“文化回流”到“雅俗契合”的审美过程:“五四”新诗的审美追求有着它自己独特的历史和传统,有它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由审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交互影响,共同决定的。     

略论吴奔星现代主义诗歌创作

对吴奔星先生的研究视角大致有三:诗人、学者、教育家,其中以诗人为对象研究居多。本栏目此次推出的三篇笔谈从三个方面研究诗人吴奔星:葛乃福以《诗的创作与欣赏》为切入点,讨论吴奔星的诗学观;吴心海通过回忆父亲的轶事,解读了其诗歌的家国情怀及创作流派;张新芝则探讨了吴奔星诗歌的创作风格及内容的嬗变与发展等。作为吴奔星诗歌研究的最新成果,我们将它奉献于读者,希冀以此为契机将吴奔星研究推向深入。     

荆棘上的生命——20世纪30年代河南新诗简论

20世纪30年代中原大地灾难深重的社会现实,孕育了河南新诗的发展.一大批富有社会责任感和文学良知的诗人承袭中原大地悠久的诗歌传统和"五四"新诗的熏陶,唱出了河南诗歌的最强音,形成了一个以现实主义诗歌为主流,象征主义、现代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风格流派并呈的繁荣局面.成为30年代中国新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新诗在30年代发展的一个缩影.     

困惑与诱惑:方言入诗的两难选择

方言与中国现代白话新诗存在复杂的内在联系.一方面,诗人对语言的提炼、纯化,外部势力强加于语言的"雅正"、"规范化",使得新诗不断地去方言化.另一方面,新诗因语言整体走向上的白话化、口语化倾向而与原生态方言保持着血缘关系.新诗的去方言化与方言入诗,可以喻之为方言入诗的困惑与诱惑,它们构成了现代白话新诗语言维度上的钟摆现象,具体的摆向依赖于特定历史时期对新诗语言观念差异性因素的认识.     

一座诗的丰碑——为《朱英诞集》问世而作

<正>像波兰作曲家萧邦在西方音乐史上以"钢琴诗人"名世一样,朱英诞这个名字,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就意味着诗。自1933年在报刊发表新诗《印象》起,至1983年创作最后一首新诗《飞花》后不久谢世,朱英诞的写诗生涯长达整整半个世纪。他一生留下了三千多首新诗,一千多首旧体诗,可以说是以诗始,也以诗终。他曾自称"一个大时代的小人物",但他以他自己与众不同的诗,新诗和旧诗,还有同样与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