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淇《春秋左传旧注疏证》探析

《春秋左传旧注疏证》是清代扬州学派仪征刘氏家族历经几代而未竟的学术名著。通过对其编撰背景、过程的分析,说明该书是清代学者尊崇经典、回归汉学学术思潮影响下的重要研究成果;通过对该书两大主要内容——旧注和疏证的归纳分析,概括其特点分别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和广考博征、精审独到;通过以上分析揭示该书的价值不但在于进一步疏通了《左传》文意,而且在辑录和疏证旧注的过程中,梳理了《左传》学史。     

《春秋经传集解》点校商榷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是《左传》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而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春秋经传集解》是现今最通行的《左传》杜预注本。但该书在校勘标点上时有疏忽,问题主要有三：一是沿袭丛刊本之误;二是校点时有可商;三是《经典释文》混入《集解》。     

竹添光鸿《左氏会笺》研究述要

《左氏会笺》三十卷,亦称《左传会笺》,日本竹添光鸿撰。它是对日本金泽文库古钞卷子本《春秋经传集解》的疏证汇释之著。竹添先生学问淹通,洽闻强识,能博涉群书,搜罗中日,采掇古今,荟萃众家之长,融旧铸新,于《左传》注疏及研究多有所得。该著明治36年（1903）付梓以来,一直受到学界重视。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左传》叙事的解经意义

《左传》是《春秋》三传之一,对于解读《春秋》之“义”,它的价值在于,只有通过《左传》的叙事,才能了解《春秋》“事”的始终本末,进而探求“文”的“笔削褒贬”之“义”.     

论《左传》的外交辞令

《春秋左氏》,堪称“三传”之“雄霸”,“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它被奉为儒家经典,沾溉后人,流惠深远。它亦史亦文,反映了春秋时期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与《战国策》一起成为先秦史家之文的两座高峰。而《左传》的外交辞令尤其受到历代学者的推崇。它不仅表现出春秋外交人员的精神风貌,而且语言美妙传神,为《左传》增益光彩。探究这一问题,无疑有助于对《左传》的全面研究。     

《左传》“秦穆公遂霸西戎”之叙事与解释

秦穆公,为夷狄之君,所以名列春秋五霸者,原因有二：一,秦穆定晋之乱,成文之功,左右霸主,使中国再振。二,虽贪利违谏,千里袭郑;崤之战,为晋军所败,匹马只轮无返者,然穆公知错悔过,任贤增德,《左传》以为贤,遂称美之,曰“遂霸西戎”。晋文公在位,秦晋相善;文公即世,秦晋交恶,崤之战实为分界。其本末原委,《春秋》所书,可见端倪。《左传》诠释《春秋》,尤有相应之历史叙事,以见终始本末。除了以史传经外,《左传》颇以“君子曰”发表己见,以书法之解释传《春秋》,以简捷之判断传《春秋》,如《公羊传》《谷梁传》之以义传经者,《左传》亦多有之。《左传》传经之模式,“秦穆公遂霸西戎”之本末,其叙事与解释,已具体而微,可见一斑。     

“《左传》丽人谱”之文姜论

春秋早期的鲁夫人文姜在《左传》中共计出场15次之多,堪称该书用墨最多的女性人物。文姜是春秋时期闻名遐迩的美女之一,《诗经》对她的生平也多有记载。由于《史记》中对其与齐襄公兄妹乱伦的宫庭秽史言之凿凿,人们对她的评价一贯不高。但结合《春秋》、《左传》之记述,文姜不仅是一个美艳动人的女子,还是一个有着杰出才能的女性政治家和外交家,她的一系列作为为鲁国在庄公时期赢得了罕有的国际地位,其功业不可忽视。     

《春秋》经传的研究思路与特色 ——张高评教授访谈录

张高评教授研治《春秋》《左传》四十余年,出版相关专著九种,发表论文八十余篇。前三十年,张教授大抵着力于《左传》文本之探讨,先后从古文义法、以史传经之视角,考察《左传》之文学价值,以及《春秋》书法之运用;近十年来,张教授掌握属辞比事之要领,诠释孔子《春秋》之微辞隐义,对于中国叙事传统之脉络,尤有正本清源之提示。为传播学术,沾溉后学,特就《春秋》学一题访谈张高评教授,以飨读者。     

《左传》的“实”

《春秋三传》中“实”字的使用《左传》最多。“实”在《左传》中充当主语、宾语、谓语、状语,能修饰形容词、动词、副词。除表示对动作行为或事物的强调、肯定外,还表示动作行为已经实现。在一定语言环境中,起判断词、假设连词的作用。从“实”和“是”、“寔”的关系,可窥见其功能之发展变化。     

论杜预《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的地位

汉代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是《左氏春秋》是否传《春秋》,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通过确定“正例”、“变例”以及《春秋》学传授系统,并著成《春秋释例》,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左氏《春秋》学体系,使《左氏春秋》从一部史书变成解经的《春秋左氏传》,标志着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杜预构建的左氏《春秋》学体系,对后世《春秋》学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成为《春秋》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兴文县志》纂修源流考略

兴文县建制始至明末 ,县名县治几经更改 ,未见地方志乘流传。清康熙以来 ,由于统治者重视和提倡地方志的修纂 ,兴文县几度修志 ,有诸多传本散留后世。对《兴文县志》的纂修溯本清源 ,由此管窥清代地方志的繁荣。     

民国《西昌县志》的编纂及其学术价值

民国时期的《西昌县志》是凉山地区重要的地方旧志,在体例和内容上对清末的几部志书《西昌县志》既有传承又有创新, 该志在地理、食货、产业、政制、教育等志下均有新类目出现,志书体裁和门类设置更加科学合理,体现实用性。此外,民国《西 昌县志》更设“武备志”“兵寇志”“夷族志”,这与西昌所处地理与政治环境相关,也与修志者对于战争、少数民族的重视程度有 关。由此反映出民国《西昌县志》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真实地展现了清末至民国年间的西昌社会经济 状况和社会历史变迁,是研究西昌以及凉山彝族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试论中国训诂学的起源与特质

中国训诂学的真正源头,在中华先民的原初性解释活动,在中华先民的经典解释活动,在中华先民解释活动不断提升的进程之中,在汉初训诂学逐渐形成的进程之中。而从中华先民的原初性解释活动开始,就孕育了诠释学特质的种子;这颗诠释学特质的种子,在中华先民的经典解释活动中萌芽,在中华先民解释活动不断提升的进程中生发,在汉初训诂学逐渐形成的进程中茁壮成长,在后来训诂学的发展历程中开花结果。这就全面地、有力地说明,就其大体而言,中国训诂学确实具有诠释学的特质。     

《左传》对偶艺术之实证研究

拟通过实证之法,具体剖析<左传>对偶运用的艺术特色,以期为其语言风格的研究提供新的参考.     

徐中舒《左传》学论析

徐中舒在系统考察西汉时代《左传》流传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申论了作为古文一系的《左传》之可信,有力批驳了晚清以来今文经学家刘歆伪造《左传》的谬说。在经学史学化的影响下,徐氏发挥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以《春秋》、《左传》为史,其意义不仅在于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经学传统下的《左传》经史之争,同时也为新的学术背景下,回归原典《左传》学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徐氏由此重新考察《左传》与《春秋》、《国语》之间的关系,提出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徐氏根据《左传》所用有别于《春秋》周正的夏正和《左传》中预言资料推测,《左传》就是魏国霸业鼎盛时代的作品,其成书年代在公元前375年—公元前351年之间,《左传》的作者可能就是子夏一再传弟子,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假说。徐氏的某些推论得到了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春秋事语》和湖南慈利楚简《国语·吴语》的印证,结论的科学性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此同时,徐氏《左传》学的学术价值亦在长期的学术争鸣中日渐得到彰显。     

天一阁藏五种孤本明代专志考录

<吴山志>、<罗浮山志>、<齐云山志>、<香泉志>和<撮山栖霞寺志>等五种明代山水志和寺院志现藏于天一阁,从其版本特征、卷次篇目、序跋、著录、纂修和流传等情况来看,这五部明代专志均为海内孤本,其中<齐云山志>、<香泉志>还是各志中现存最早之本.它们对于方志学研究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新材料,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如道教、佛教和旅游文化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引起学者的关注.     

试论《元和郡县图志》的成就及特点

《元和郡县图志》是唐代历史地理学家李吉甫撰写的一部地理学名著,历史上人们对该书一直给予了较高评价,但这些评价均不够全面。本文从历史地位、学术风格、实用价值、军事主旨四个方面对《元和郡县图志》的成就及特点进行全面评述,认为该书不仅是奠定李吉甫学术地位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巨著。     

范宁及其经学成就

范宁为东晋著名经学家,其所撰《春秋穀梁传集解》为现存《穀梁传》最早的注本, 与何休《春秋公羊解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并称,是中国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该书汇集众家之说,并陈三传得失,书中体现出的“择善而从”、“据理通经”的治学态度,更是开启唐宋学者舍传求经,自由研讨的风气。此外范宁对《尚书》和礼学也有相当的研究。     

《左传》引《诗》范围的界定

《左传》277条言《诗》可以分为“赋诗”、“诵诗”、“歌诗”、“言语引诗”、“作诗”、“泛称诗”六类,其中“赋诗”、“诵诗”、“言语引诗”皆属引《诗》;“歌诗”的一部分属于引《诗》,一部分不属引《诗》;“作诗”和“泛称诗”皆非引《诗》。界定《左传》引《诗》的范围,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其学术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