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政治联系与民营上市公司投资

本文以2004～2006年中国沪深两市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政府干预、政治联系对民营上市公司的投资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地地方政府、中央企业和异地地方政府对民营上市公司的投资过度活动没有显著影响。当地地方政府干预对民营上市公司投资不足没有显著影响,而中央企业和异地地方政府对民营上市公司投资不足有显著影响。这说明,中央企业和异地地方政府可以作为制度的替代机制保护民营上市公司不受当地政府干预的影响。     

欧盟非市场经济地位制度对我国企业的影响

欧盟非市场经济地位制度对我国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反倾销应诉领域中。根据欧盟反倾销法的规定，有关非市场经济国家主要适用“类比国制度”、“一国一税制度”和“分别裁决制度”。针对这些制度提出了我国企业应采取的应诉策略，即：积极申请市场经济地位或分别裁决待遇；加强企业自身管理制度的完善；减少政府干预；加强政府管理和服务。     

论公司登记中政府的角色

市场经济与行政干预的论题历来被学者给予高度的重视,具体到公司登记中,体现为政府在公司登记中应该扮演的是全能政府的角色、有限政府的角色、抑或是完全放任的角色。通过对行政干预的历史演变规律分析从而得出有限政府在当今社会的正确性。在公司登记领域就是要实行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相结合的登记审查制度。但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之间的界限如何确定?政府对公司登记的干预程度如何确定?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并且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对我国公司登记中的政府角色进行了分析。     

我国县域生态农业型示范区建设中政府行为优化对策研究

在生态农业型示范区建设中,县域政府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行为欠缺与行为异化,制约了县域生态农业型示范区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加强县城政府能力建设,提升政府对示范区建设整体服务水平和深化县域政府制度建设,防止对示范区建设过度干预成为县域生态农业型示范区建设中政府行为优化的必然方式。     

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

以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制度环境对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金融市场化进程显著正向调节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关系;地方政府干预对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呈倒“U”型关系。因此,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和适度的政府干预有利于研发投资绩效的提升。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政府角色定位的偏差与矫正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有企业的并购重组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步进行,达到优化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的目的。但政府存在角色定位偏差问题,仍有较强的政策指导与干预冲动。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政府应将角色定位于政策指引者、信息中介者、服务提供者及监督监管者,同时强化制度创新,破除阻碍企业并购重组的旧机制,健全完善规章制度。     

财政压力下的日本制度变迁研究

本文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探讨财政问题对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影响。战后日本在经济赶超过程中形成的"强政府干预"发展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改革势在必行。但由于日本的"强政府干预"模式是一个长期形成的稳定且复杂的系统,而政府主导的改革又无异于"自我革命",因而制度变迁是困难的。本文通过对日本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改革的动因——效果(即"政府、企业、个人"关系变化)的考察,认为财政危机是构成日本制度变迁的"硬约束",财政压力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结束后"官主导"模式演化的直接起因。     

社会保障中的政府责任--兼评中国的政府责任问题

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进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而如何恰当的分配与规范社会保障中的政府、企业、个人以及社会责任则逐渐成为理论研究与制度设计中的热点与难点.重新审视与调整政府参与的作用和应然模式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必要之举.社会保障中的政府责任应在肯定了政府参与社会保障的必要性的基础上,根据各国政府参与社会保障的程度和形式,将其分为三种"理想类型"包办、主导和不干预.根据中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中政府责任的承担状况,中国目前是处于一种正在向主导型过渡的"包办+不干预"的形式.     

养老保险政府责任的经济学分析

从理论上分析并探讨政府在养老保险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明晰政府在养老保险制度中应当担负的责任,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理论为基础,对政府介入养老保险的必要性和政府应适度干预养老保险的必要性从经济学角度进行了分析,并对政府在养老保险制度中应当担负的责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社会保障中的政府责任——兼评中国的政府责任问题

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进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而如何恰当的分配与规范社会保障中的政府、企业、个人以及社会责任则逐渐成为理论研究与制度设计中的热点与难点。重新审视与调整政府参与的作用和应然模式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必要之举。社会保障中的政府责任应在肯定了政府参与社会保障的必要性的基础上,根据各国政府参与社会保障的程度和形式,将其分为三种“理想类型”:包办、主导和不干预。根据中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中政府责任的承担状况,中国目前是处于一种正在向主导型过渡的“包办+不干预”的形式。     

隋唐时期中日佛教交流述论

佛教交流是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在佛教交流的途径上,既有日本政府向中国派出的遣隋使、遣唐使,又有中国僧侣应日本之邀或出于自发的赴日传法。隋唐时期中日佛教交流活动构成了中日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它对推动中日佛教体系的共同完善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日法律近代化差异的反思与比较

阐述了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国际环境因素在中日两国法律近代化发展过程中各占主流的主要观点。通过将精神因素即国民性与前三种因素分别进行比较,揭示了精神因素在两国法律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它不仅是日本法律自近代以来获得长足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可以为中国法制发展有所借鉴的重要因素。     

集团主义文化与日本金字塔式垄断体制的沿革

作为日本文化的核心特征,集团主义贯穿于日本社会。无论是战前财阀体制的形成,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文化与制度的剧烈冲突,还是战后财阀"复活"与新型金字塔垄断体制的确立,在日本金字塔垄断资本结构发展延续的历程中,集团主义文化像一只无形的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集团主义文化与日本金字塔式垄断体制的沿革,启示中国在企业制度构建过程中要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影响作用,处理好制度学习引进与本国文化兼容的问题,并根据环境变化努力突破文化的路径阻力,实现企业制度的创新性发展。     

抗战时期美国对华经济援助评析

抗战时期美国对华经济援助是美国援华体系的重要环节,它在援助力度与援助性质上随着远东战局的发展和美日矛盾的激化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与美国对华政策日趋积极和国民政府外交重点转向美国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对战时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日本企业文化中的尚儒思想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从二战废墟中走出来的日本,经过短短30年的建设就跻身于世界经济大国之列,除了日本紧紧抓住了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历史机遇外,特色鲜明的企业文化对其经济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企业文化是中国儒家思想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结合的典范。本文论述了儒家思想在日本企业中的具体表现,进而指出它对中国企业发展的启示。     

重视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工会职能的转变

经济体制特轨引起了国家、企业与职工三者之间利益格局的变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工会在维护职工利益、协调劳动关系方面越采越体现出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真正代表和维护职工利益的工会组织的存在,对于建立、协调稳定的劳动关系和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     

日本教育非营利组织（NPO）研究及其启示

二战后日本通过了包括《教育基本法》在内的大量法律法规,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和促进了日本发达的教育体系.在日本教育中存在着很多教育非营利组织（NPO）,它们为日本教育的发展和壮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中国教育NPO组织的发展具有启示与借鉴价值.     

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融资困境与战略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 ,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且根据资源比较优势 ,我国有进一步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的必要。然而由于中小企业本身的原因和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 ,当前中小企业发展中融资困难的问题相当突出 ,这直接制约着中小企业的持续发展。提高中小企业自身素质 ,建立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体系是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关键。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现状的途径在于改革商业银行 ,提供政府支持 ,发展中小银行 ,建立信用担保体系和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制度创新、企业技术创新与出口贸易协同演化研究——基于国有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研究

随着企业国际贸易额的不断增加,出口贸易对于我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企业要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优势地位,就必须形成自己的技术优势并且得到适宜的制度保障。该文在分析三者相互作用机理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系统协同演化模型,对2008—2012年我国国有高新技术企业统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有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制度创新与出口贸易以及企业技术创新与出口贸易的协同度是密切相关的,三者协同演化发展,这种协同演化发展的趋势将促使中国国有高新技术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并影响中国的制度创新,同时其出口贸易额也将不断增加,进而提升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在国际上的优势竞争地位。     

中国自然灾害危机管理中政企合作框架初探——基于"全面整合"的视角

中国是世界上突发性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虽然政府在自然灾害危机管理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单一的政府救助模式无法获取最优的救灾效果。国有企业作为盈利性和公共性并存的特殊组织,在自然灾害危机管理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无法比拟的优势。以“全面整合”公共管理模式为理论基础,从理念、组织、制度、流程等层面构建一个政企合作治灾的框架,解决目前政企合作治灾中政府引导不足、企业盲目参与等瓶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