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促进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法

《乡村振兴促进法》是全面推进和实施乡村振兴,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行动规范,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是全体人民共享美好生活。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指引,农业强国建设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稳固根基,推进共同富裕成为诠释执政党治国理政奋斗历程的最佳注解。劳动创造幸福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绿色生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模式,医养结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民生保障,在共同富裕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最佳的人权表达。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遵循,扩大社会公众参与范围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基本路径,完善政府绩效评估方式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有效监督。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共同富裕研究

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乡村是中国的根脉,是国家大厦的基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始终是一项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重点关注的问题。当前,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极其繁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乡村共同富裕成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路径和历史选择。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现是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解决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重要问题,就必然要聚焦于乡村场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同时,乡村全面振兴不可能仅以乡村资源要素实现乡村现代化,更要从上层政策制定、下层举措落实等全方位推进乡村全面建设。通过梳理乡村共同富裕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并基于乡村共同富裕发展建设现状发现,我国乡村共同富裕以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方面建设为着力点,以实现农民共同富裕为阶段性发展目标。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共同富裕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依旧存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共同富裕难以有效推进;乡村生产资源要素缺乏,难以满足乡村共同富裕的资源要素需求;乡村缺乏优势产业支撑,乡村共同富裕建设难以切入等诸多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减缓了乡村共同富裕目标实现进程。新阶段新征程,乡村发展建设现状明显难以适应现代化发展步伐,故而要从高处着眼,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现实意义,从细节入手,解除当前阻碍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现实障碍,实现乡村共同富裕。加快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加大其建设资金投入,加强其规划引导和管护,为乡村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破除乡村资源要素制约,革新村集体产权制度,优化乡村社会保障政策,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资源要素保障。推动乡村产业多元化、现代化发展,加强龙头企业对集体经济的带动作用,切实推进乡村产业化经营,打破城乡二元壁垒,实现生产资源互通共享,释放要素活力,实现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以乡村振兴实际工作为切入点,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主线,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分析当前乡村共同富裕建设中的发展逻辑和现实问题,补齐短板,提高质量,以探寻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的内在耦合与实践进路

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的重要战略要求和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赋予了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新的时代内涵。在中国式现代化重要视域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与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具有内在耦合性,即两大战略推进实施进程中的价值目标、实践主体和实践内容彼此契合。基于两大战略举措的内在耦合性,把握“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的实践进路,要坚持党政协同发力、合力攻坚,要深化新发展阶段农村制度体系改革,要统筹兼顾、科学推进“五大振兴”、坚持物质与精神“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体积极性、创造性,从而全面推进我国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承继全面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正值乡村振兴战略的紧要实施关头应运而生。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程度的不断加深,顺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乡村振兴促进法》既要严格符合乡村振兴战略,同时还要符合“三治融合”,保证有效实现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虽然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存在乡村正义与治理秩序等多元价值,但是,其在实现与推进过程中仍需要关切不断出现的“三农”问题,并以立法体系、执法监督、纠纷解决和人才培养等多元手段应对治理法治化的现实障碍,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全力构建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     

论乡村振兴促进法的类型、功能与实施关键——以制度功能主义为分析视角

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乡村发展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关系是乡村振兴促进法要调解的关系,由此决定了这部法律是发展促进法,以规划和干预促进农业农村农民振兴,依法促进农民发展权的实现,依法调整城乡、工农关系,依法保障农产品供给和粮食安全,依法促进共同富裕;实施关键是依法保障农民主体地位,依法促进人口与人才振兴协同发展,依法保障城乡融合发展,依法促进乡村特色发展,依法进行乡村治理。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逻辑与路径优化

多样化途径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和根本保证。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是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理论中国化的继承与创新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业农村全面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艰辛探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诉求。面对近年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自身发展及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存在的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应依循强化党建引领作用凝聚内生发展动力、夯实人才队伍力量提升农民发展信心、完善保障机制和治理机制等有效路径持续推进,最终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促进全体农民共同富裕。     

乡村生态振兴法治保障的困境与出路

在中国式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推进乡村全面依法治理是时代必然。乡村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亦是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应有之义。我国推进乡村生态振兴具有深厚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但这需要法治的保障。当前在乡村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生态立法不够完备,执法权责模糊,司法能动不足,监督体系不严等问题。因此,未来需要通过强化法治自觉,落实法治行动,深化法治担当,提升法治理念,来完善乡村生态振兴立法体系,严格乡村生态振兴执法规范,发挥乡村生态振兴司法能动性为乡村生态振兴注入新动能提供法治保障。     

乡村法治建设的困境及路径选择

围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关于"建设法治乡村"的总体要求,深入分析当前乡村法治建设困境及产生的原因,提出提升农村各个主体的法律意识、营造良好的法治文化环境、建立和完善农村有关法律制度、健全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等对策。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内涵、意义与建设路径

在乡村治理中自治、法治、德治不是并列关系，自治是法治和德治所追求的目标，法治是自治和德治的保障，德治是自治 和法治的基础。“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要强化党的领导，立足自治体系建设目标，推进 乡村法治和德治建设，使得自治、法治、德治协同作用于乡村治理。     

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价值耦合、行动构设与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需要法治保驾护航,法治乡村建设助推乡村振兴实现。在目标逻辑上,法治乡村与乡村振兴在现代化、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与生活美好层面的价值耦合是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前提;在实践逻辑上,乡村法治建设中的法治思维意识淡薄、法治体制构建滞后、法律运行机制不畅、法律服务供给不足的困局构设着要增强农民主体性、筑牢政治基础、提升治理效能和强化民生保障的乡村振兴行动方向;在策略逻辑上,探索多途径法治教育、加强权力规范化建设、强化法律有效实施和创新多元法律服务供给模式明确了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战略:历史脉络、理论逻辑、推进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追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历史脉络、理论渊源,研究其主要推进路径,有利于更好地开展我国新时代农业农村工作。从历史脉络看,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历史逻辑;从理论逻辑看,乡村振兴战略依循了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和城乡关系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城乡融合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伟大实践;从推进路径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健全“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快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     

习近平关于农村民生重要论述的理论意蕴与实践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张 “精准脱贫”的扶贫方略改善农村基本生存型民生,通过创新土地经营制度和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建构农村发展型民生,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来推进农村普惠型民生,布局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农村民生的高质量发展。习近平对农村民生的理论创新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着新时代我国农村社会建设的基本思路。这成为全党在新时代开展“三农”工作的指导思想,有利于我国在新发展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利于我国农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新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农村的理论依据。     

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及其辩证关系研究

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学界就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就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及其辩证关系进行探讨。研究认为：（1）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在经济发展处于新常态条件下提出，以发展为核心，以高质量为衡量尺度，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质量与经济适度增长相统一，以及独特的发展指标体系，一系列发展战略保障等特征。高质量发展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关键表征。（2）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彰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全面建成都要以共同富裕为基础。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富裕。共同富裕的实现有先有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首先是富裕，然后是全体人民一同富裕。共同富裕是全面富裕，是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实现富裕。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3）高质量发展同共同富裕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首先，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发展是富裕的前提，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进行；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其次，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的结果。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和结果；是高质量发展的体现；高质量发展推动的共同富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保障。最后，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相互促进。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高质量发展影响共同富裕的实现，共同富裕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发挥；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产生作用，共同富裕也对高质量发展产生作用。高质量发展是前提，共同富裕是目标。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共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基于共同富裕的健康扶贫政策优化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尤其是近几年的脱贫攻坚战,中国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征程中,健康扶贫将长期持续,因而需要基于反贫困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健康扶贫政策的三个转变:从“以治病为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从“医疗帮扶”到“疾病预防”;从“最少受惠者”扩展到“次少受惠者”。据此,现阶段健康扶贫政策优化的重点如下:一是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逐步实行个人医疗费用封顶制;二是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三是增强个人健康管理意识和管理能力;四是关注贫困人口的心理健康;五是建设有益于健康的环境。     

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及实践反思

乡村振兴作为国家"三农"工作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的总要求。社会工作作为致力于回应社会问题和助人自助的应用性学科,关注社会变革、民生福祉和能力建设,在价值理念和发展目标等方面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以昆山市W机构的乡村社区建设项目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行动研究发现,案例村在沿袭单一的行政性管理模式下面临村庄治理和服务供给困境,继而为农村社会工作介入提供了可能与可为空间。基于项目背景和目标,构建了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生计、生态、生力、生活、生命"五生逻辑框架并应用于实践。在此基础上,对W机构提供的社会工作服务成效进行实践反思。最后从实务改进的角度,提出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优化建议。     

基层组织嵌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理论契合、路径选择与改革方向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是农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之生态宜居的客观要求。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国家顶层提出基层组织作为基本单位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结构。研究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从优势、治理嵌入以及制度安排方面阐述基层组织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理论契合,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梳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路径选择,提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未来的改革方向,为基层组织有效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政策参考。     

《宪法》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法治保障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和文明发展进步的显著标志。全过程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特征,具有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完整的参与实践,有利于保证过程民主与结果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有效衔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必须构建中国人自己的全过程民主的阐释标准,形成中国人独有的民主话语体系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阐释力,凸显《宪法》规制的全过程民主的人民主体地位,彰显“依宪治国”“依规治党”的有机统一。《宪法》是全过程民主得以实现的法治保障,《宪法》的生命力和权威在于《宪法》实施。依宪治国与依宪执政是全过程民主的体现,党性与人民性统一是全过程民主的本质,宪法监督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保证,全过程民主标志着美式民主神话的破产。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法治举措是:健全体现人民民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基本人权制度,全面加强党对民主法治建设的领导,坚定中国特色全过程民主的制度自信。     

从制度批判到制度治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贫困理论集中体现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与批判。中国共产党以此作为思想基础,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前提,围绕物质、精神和民生保障,展开了反贫困的制度探索历程。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带领人民围绕“精准扶贫”治理物质贫困;通过把教育扶贫、“扶志”与“扶智”相结合,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式,加强对精神贫困的治理;以全民性、公平性和差异性为原则,实施共享型民生保障制度。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已经做到系统化的制度治贫,完成了从制度批判到制度治理的跨越,全面推进了反贫困思想和实践的深化,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百年奋斗目标。      

保险素养、收入差异与农民商业保险参与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激发了农民在“医、养、住、行”等方面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之对应的各类保险保障需求也随之涌现。对保险素养影响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机理进行了阐释,并使用陕西省565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保险素养对农民商业保险参与选择的影响,以及农民个人收入差异对保险素养影响其商业保险参与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保险素养会显著促使农民商业保险参与概率增加3.1%。此外,个人经济收入差异对保险素养促进农民商业保险参与并未发挥出调节作用,即提升个人收入水平并不会增强保险素养对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促进作用。因此,有必要采取提高农民保险素养、有针对性地开发设计符合农民诉求的保险产品等措施促进农民商业保险消费,进而促进商业保险在农村地区的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内涵、国际经验与实现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共同富裕这一目标愈受关注。由于中国长期执行城市偏向性的政策,城乡差距长期存在,阻碍了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城乡融合发展这一新的理念,以解决城乡发展失衡的问题。城乡融合发展注重城乡之间的平等关系与要素的自由流动,在物质、权利、发展机会、精神和生态环境等维度上与共同富裕的内涵紧密联系。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针对农民权利、产业发展、收入分配、教育公平、生态价值转化、村际一体化发展等角度的政策路径将有效推动城乡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