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社交平台的算法治理

算法是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指令。以算法技术为支撑的网络社交平台,既是私主体,也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关键场域。在微观层面,算法的非中性作用催生“信息茧房”;在中观层面,算法权力负效应侵蚀社会利益;在宏观层面,算法安全与国家安全之间强关联。然而,传统网络社交平台算法治理模式存在滞后性、碎片化和有限性的局限,网络社交平台民意的算法反馈环节仍需要改进,整合多元民意的算法能力待提升,网络社交平台算法未能有效解决非理性的参与。为此,需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从理念、技术与执行三个层面完善网络社交平台算法治理体系。具体包括秉持敏捷治理理念,加强算法治理的双向性沟通;运用多重治理工具,优化算法以统筹多元化发声;合理划分责任边界,增强算法治理制度的执行力。     

人工智能犯罪风险评估“算法歧视”现象及其规制路径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犯罪风险评估工具逐渐开始了智能化的演进。域外司法实践中使用的智能化犯罪风险评估工具并没有解决“算法歧视”的问题。“算法歧视”的成因是复杂的、多层次的。结合传统算法规制的分析框架,从问题建构维度和模型设计维度,能够对人工智能犯罪风险评估“算法歧视”的成因进行深入分析,并据此对算法规制的算法公开、个人数据赋权、研发过程规制与审核,进行特定场景下的路径探索,为走出人工智能犯罪风险评估所面临的“算法歧视”困境提供理论支撑。     

数字平台参与刑事司法治理的角色定位及其完善

数字平台的参与促进了刑事司法公私合作模式的发展。数字平台因用户授权而具备平台秩序治理的平台权力,平台权力使得平台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分化出“网络守门人”“刑事司法参与者”两类角色,从客体化的基础设施演变为治理主体。然而,平台参与伴随着对人的主体性和隐私的正当程序保障问题,其背后是公私利益冲突,以及司法逻辑和技术逻辑的分裂。完善数字平台参与刑事司法治理的基本方向在于,依据比例原则,从参与目的、干预措施和公私利益权衡这三个方面,划分公私合作界限,确立平台的拒绝权;以司法逻辑为本位,落实正当程序原则,完善平台协助和算法决策的公开透明机制,以及用户的权利保障和程序参与机制。     

算法产业促进与治理法(建议稿)

算法是人工智能乃至智能化的核心技术,与算力、数据一起被称为智能时代或数字经济的“三驾马车”。算法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算法黑箱、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算法合谋垄断、算法奴役、“信息茧房”等新型社会问题。我国关于算法的立法规定散见于《电子商务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之中,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且对诸多问题未作规定。我国宜对算法产业促进与安全监管等进行专门立法,立法的主要内容包括总则、算法产业促进、算法安全监管、算法企业的权利与义务、算法救济、法律责任、附则等。本建议稿以算法安全与发展的平衡协调为基本理念,着眼于算法产业生态建设和系统治理,建立算法安全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一体化监管体系,按照算法的应用场景、安全风险、社会影响等因素建立算法分类分级管理制度;确立监管沙盒、算法安全检测评估与认证、算法审计、算法公平性验证、算法追溯、算法终结、算法问责、算法救济、算法合规等安全保障机制,实时分析算法技术与应用的安全风险并动态采取预警和处置措施;针对算法黑箱等具体问题采用可信解释等解决方案,确保算法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可靠性;在规范算法研发与应用活...     

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治理：权力膨胀与风险

人工智能时代，算法在社会领域诱发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态势，不但深刻地影响着既有的生产关系，而且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但是，在算法全方位赋能社会治理的背后，也蕴藏着一系列内生风险，并由此引发了技术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剧烈冲突与碰撞。文章基于国内外算法治理领域对算法规则和算法权力的单向度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和比较调研的方法，结合公共管理学理论、法学理论等多学科思维，探讨算法规则向算法权力的动态转变。正是这种动态转变加速了算法权力的膨胀，这也催生了大量的算法风险，引发了社会治理的困境。因此，算法治理需要通过约束算法权力进行建构、引导和反思。算法治理的路径包括确立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提高算法的可解释性以及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治理体系。     

从热搜榜看平台算法传播公共性建构的三重困境

当下，算法正以不可见、不可知的方式运作，并持续影响着公共空间和舆论生态。本文通过对平台热搜榜的细致考察，发现由平台算法传播所建构的公共性存在三重困境：其一，多重行动者博弈下的算法价值设定是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平台热搜榜的议题呈现出浓厚的社交化和泛娱化属性，行动者们关于公共性的“问题”和“兴趣”指向并不一致，热搜榜建构的动机与最终结果均呈现非公共价值指向；其二，平台集体是一种由数据痕迹生成的用户集合，这种集合是趣味用户的归类，并不能代表现实中的大众，依据数据痕迹经由算法计算化、定制化的平台热搜榜，无法代表公众观点与意见，其中的议题建构是被区隔和伪公共性的；其三，在公共议题建构中，个性化推荐算法和集体化热点算法是一对相互矛盾的算法信息导控机制，它们在平台热搜榜中分别形成“兴趣循环递归”和“议题循环递归”,进而导致公共性供给窄化。最终，平台算法传播造成选择性偏见、情感与审美茧房以及数字化、结构性不平等等反公共性后果。     

算法规制的善治之道:缘起、挑战与路径

以大数据为基础、以复杂算法为核心的智能技术，已成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增长的重要力量。但算法自主能力提升和算法应用场景拓展，使算法治理可能成为异己的力量，引发平台垄断、隐私侵犯、参与弱化、算法歧视等风险，算法规制的善治要求应运而生。然而，寻求面对技术、经济、社会、政治问题交织叠加的算法规制的善治之道，面临着多重目标、信息壁垒以及规制制度缺位与能力不足等一系列挑战。实现算法规制的善治需要完善算法规制体系，构建算法影响评估制度和规制影响评估制度；推动有意义的算法透明，促进企业合规管理，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消除算法规制中的信息壁垒；推进规制制度变革和规制理念创新，把国家算法权力纳入规制范围，提升规制队伍能力水平和发展敏捷性规制工具。只有实现技术向善的算法规制，才能在技术应用驱动的经济发展与福利增长中创造高品质生活。     

平台经济时代劳资关系新变化及其法律调整研究

与传统劳动雇佣的管道化、从属性较强等特点相比，平台经济时代用工关系具有开放性、从属性淡化等特点，使得传统劳动法制难以完全覆盖和适用于平台用工关系。但究其本质，平台从业者与平台企业之间依然存在着身份从属与经济从属等特性，且平台企业对从业者在承接和完成派单工作任务过程中具有监督、管理等权利，以及利用算法对其工作与收益进行控制、分配等特点，这使得平台企业与传统劳动雇佣一样，都是作为资源与资本的占有方对从业者具有绝对强势与优势地位，从业者的弱势地位与处于被控制状态明显，因而并没有改变用工与被用工的基本逻辑，由此决定了在平台用工情况下，传统劳动法的实施与适用逻辑依然充分有效。将平台用工纳入劳动法调整与规范范围，符合劳动立法的基本宗旨与制度建构的法理逻辑。     

论“守门人”制度的嬗变及其对完善我国互联网平台主体责任的启示

作为“守门人”的主体具备对通道的控制力，在相关制度的发展中承担监管辅助者与被监管对象的双重角色。在我国平台责任中应厘清“以网管网”与对超大型平台特殊监管的不同规制逻辑。“以网管网”属第三方执行策略，利用第三方平台的“守门”能力以监管用户的不法行为，在此过程中平台承担着辅助监管者的角色；而特殊义务制度通过对超大型平台课以一系列特殊义务，以约束和引导其私权力的行使，防止其“守门”权力的滥用。我国应在充分利用平台“守门”能力的同时有效避免“守门”权力的滥用，强化超大型平台特殊义务的构建，通过填补相关立法空白、优化“守门人”界定、设置区分性义务、保留规则的灵活性等手段引导平台经济产业的健康发展。     

规范传播权力：超级平台对新闻出版业的挑战与反垄断监管

眼球经济时代,超级平台与传统新闻出版企业是在同一个争夺用户新闻注意力的相关市场上进行直接竞争。超级平台实施的新闻搭便车、不合理支付新闻信息使用费用、减少媒体多样性的并购等行为都有可能构成反垄断法规制的逾矩行为。相比欧盟的新闻出版者邻接权、澳大利亚的强制议价制等传播权力控制方案,反垄断法具有反市场霸权、促进经济民主的独特功能。应通过界定相关新闻注意力市场、对滥用传播权力行为进行类型化分析、将媒体多样性纳入分类并购审查标准体系等举措,让反垄断法更好地维护新闻出版业竞争。     

推荐算法平台“兴趣领袖”:内涵、功能与模式

推荐算法平台的算法迎合、物化计算和算法权力的背后,存在着能影响和引领其他用户兴趣走向的可称之为“兴趣领袖”的关键用户,其角色与作用易被忽视。推荐算法平台“兴趣领袖”体现着从内容传播到兴趣传播、从意见影响力到兴趣影响力、从网络平台到算法平台兴趣传播的面向,强调算法兴趣权力下的用户影响力、算法兴趣制造下的用户间兴趣关系、算法对用户“算计”下的用户反向驯化、算法数据主义中的计算非理性、趣缘社群之外的平台全局引领性。推荐算法平台中的“兴趣领袖”存在着高算法可见度兴趣领袖、高算法优势度兴趣领袖、高算法代表性兴趣领袖、高算法迎合度兴趣领袖、高算法活跃度兴趣领袖、高算法流行度兴趣领袖、高算法连接度兴趣领袖这些主要的角色模式。在推荐算法技术“装置”体系中,需要强调兴趣领袖的角色和传播功能,重视以算法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兴趣再生产方式。     

数字经济视域下算法权力的风险及法律规制

数字经济在经历新冠疫情后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大数据、算法、平台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动能及场域。开动数字经济发展引擎的算法因其技术性特点给生活带来巨大便利,但算法超出技术工具范畴影响或替代公权力决策,形成新的权力形态而引发的诸多风险也引起学界关注。通过算法权力风险的归因即内部逻辑冲突及外部价值失衡来探讨算法权力对公权力领域、商业领域、个人权利及法律自身带来现实风险,从公权力—私权力—私权利关系的重构角度提出公权力赋权、算法权力限权与追加义务、个体"数字人权"充权的多元治理路径。     

学术组织科层化的实践性困境——基于组织行为学的视角

从组织行为学的视角剖析,学术组织科层化的实践性困境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科层制建构组织的科层逻辑与学术组织的学术逻辑之间是异质的,使学术组织陷入行动场域困境;科层职务权力侵蚀学术专业权力,使学术组织陷入权力反转困境;制度理性优先专业理性,使学术组织陷入目标倒置困境;"官大学术高"的资源配置路径,使学术组织陷入创新困境。面对科层制对学术组织造成的诸多实践性困境,人们应反思如何规避科层制的弊端,设计出符合学术组织逻辑的治理模式。     

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境遇的道义社会学分析

强调安全生存和生存伦理,是道义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观点。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城市生存为研究对象,将城市生存的概念操作化为经济收入、社会权利、文化适应三个分析维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生存方面陷入的具体困境,主张从国家政府作为保护人角色层面建立保护与补偿制度,从农民工群体和市民群体互动层面建立平等与互惠机制,从雇主阶层的利益角度建立适度剥削与劳工人权建设等三个方面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城市生存的支持体系,最终降低威胁其在城市生存的风险。     

近代中国“软权力”的消长及当代构建

“硬权力”（hardpower），顾名思义，指武力及强制性力量。“软权力”（SOftpower），则包括文化、凝聚力等其他各种力量。曾经，居天下之中的中国．将农耕文明之精髓发挥到极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城下之盟不请自来．老大帝国仓皇四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国话语（汉语热）飘洋过海；中国概念急剧飙升。在外界话语迷阵此起彼伏之际．中国软权力何在？我们究竟如何管理中国崛起的进程？为此，本刊特发表《近代中国“软权力”的消长及当代构建》和《理解中国“软权力”的三个维度》二文，以飨读者。     

量化的爱与可见的权力：粉丝圈群与平台算法的互动

基于粉丝文化实践场域的转化,探究粉丝圈群与平台算法的互动过程。以布尔迪厄实践理论为分析框架,勾勒出了粉丝圈群算法实践行为具有双重面向：一方面,平台算法结构塑造着粉丝圈群流量至上的价值观及数据产消行为,场域的流动性又将其更深刻地卷入平台的商业链条之中;另一方面,粉丝圈群亦能主动地从算法中获取权力资源,通过“传播偶像正面信息”“根除负面信息”“仪式化展演”等实践,能动地增强着亚文化圈群于场域内的可见性以谋求话语权,暗含其突破平台规则的主体性意图,由此还原了兼具受动与能动属性的粉圈形象及其与平台之间复杂动态的关系。     

流失与再造——基层治权修复的数字化路径研究

转型时期基层政府职能重心从“经济增长”向“公共治理”转型,基层事务的量与责同步扩张,带来纵向权力介入过密化的基层治理能力困境。与税费改革时期基层政权与社会的利益联结机制被瓦解所导致的“政权悬浮”不同,当下基层能力困境表现为过密化治理中基层政权自主统筹属地事务的治权出现流失的问题。基层治权的再造面临条块关系中的治权上浮、属地管理中的治权碎片化、政社关系中治权的新型悬浮化等结构性梗阻。数字治理平台通过技术规则替代科层规则和基于信息的裁量权威生产两个环节,有效修复了基层流失的治权,并呈现出条线压力平衡、属地权威再整合和社会资源汲取等三重机制。基层政权通过技术赋能对治理流程进行局部重构,绕过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的结构性难题,一定程度增强了基层治理的自主性。但随着基层治理问题愈加复杂化,实质性地再造基层治权还需要体制改革予以更深层次的呼应。     

中国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的逻辑演进与现实借鉴

本文试图从中国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的逻辑演进中,探寻中国对外开放和全球治理的历史脉络和学理基础。中国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主要围绕“四个维度”展开,第一个维度是古代关于生产的经济思想,主要内容包括禀赋论、专业化生产与规模经济以及农业与工商业的关系;第二个维度是古代关于交换的经济思想,主要内容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展开;第三个维度是古代关于运输的经济思想,主要内容包括国际贸易的陆路运输和海运通道;第四个维度是古代关于治理的经济思想,主要内容围绕义利观和天下观展开。中国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基本涵盖了西方国际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并基于中国历史现实,从政府作用和价值观维度赋予了国际经济理论更多意涵。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为中国当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提供了历史镜鉴和理论支撑。     

论美国国会委员会制度对国会困境的补强作用

美国国会，乃至所有的资产阶级议会，都面临着无法摆脱的两重困境：它们作为民意代表机构而自诩的全社会代表性与实际上代表的狭隘性的矛盾，作为政府权力机关与实际上其地位对于行政机关的虚弱性以及对它们所担负职能的难以胜任的矛盾。这两重困境的根源深深地植于资产阶级国家的两重性之中，即资产阶级国家是“社会”权力，又是“阶级”权力，但其实质不过是以“社会”权力为表现形式的“阶级”权力，这就注定了资产阶级议会所面临的两重困境是无法摆脱的。美国国会委员会制度，虽然它不可能是万应灵药，却能对资产阶级议会所陷入的两重困…     

算法监控的逻辑理路、伦理风险及治理路径

伴随算法应用的全面普及，算法在社会运行体系中处于重要位置，一个算法社会正在到来。算法应用给社会发展和个体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同时也埋下了各种隐忧。算法监控肆意将引发一系列伦理风险，包括算法歧视隐忧、过滤气泡陷阱、隐私侵犯困境、劳动伦理侵蚀等。解决算法监控问题，要着眼于制度的规范与防范、技术的纠偏与破解、企业的自律与他律和个体的维权与抵抗，以推动算法向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