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关之思和隐遁之念——庾信后期作品两大主题论析

纵观庾信后期的创作,可以说有两大主题贯穿其中,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乡关之思和隐遁之念。这两大主题的形成,应从庾信入北后的政治、文化、生活环境的状况及由之引起的庾信思想感情的变化等方面去予以说明。梁武帝承圣三年(554)十一月,万纽于谨攻下江陵,庾信遂被留北不遣。接着,在江陵被捕的一群梁朝文人学士也来到北方。据一些记载,他们在北方都受到了极好的对待,如《周书》卷四十一《王褒传》谓江陵陷后,褒与     

南北朝经学异同与社会政治

本文指出:虽然南北朝经学所宗经说不同,但均以特重《礼》、《易》而异于汉和宋。于《礼》,南朝经学重《丧服》,以强调亲疏等级观念;北朝经学则重《周官》,以裨北朝统治者开国立基。于《易》,南朝经学重在义理研究,以满足门第士族智力上的需求;北朝经学则承东汉谶纬之学,以助胡族统治者的设计行事。总之,北朝经学是为现实政治和帝王服务的学问,南朝经学则是为门第服务的学问。     

论庾信入北后创作中的意象

庾信入北后的持节愿望、乡关之思、隐遁之念等心态有时通过种种繁富的动植物意象的运用含蓄表达出来,这是其后期之作呈现出幽冷蕴藉的美感的原因之一。     

由籍贯看东魏文士的地理分布

从籍贯来看,东魏文士中山东士族是主力,其次是汉化少数民族士族,再次是关中士族、地方士族和非士族,最后是南来士族。东魏文士籍贯分布的不平衡是政治形势造成的。东魏是北魏后期文学成果的集中时期,也是对南朝宋齐文学因素的消化时期,同时也为北齐文学达到北朝文学的顶峰做好了充分准备。所以东魏是北朝文学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     

李德裕“奖拔孤寒”考论

唐代名相李德裕的选材方针颇令人费解。一方面,李德裕重用高门士族子弟,牛李党争中的李党代表了传统山东士族的利益;另一方面,李德裕又十分重视选拔孤寒之士,受到寒士的拥戴。这两种用人策略并不矛盾,唐代山东高门早就丧失了其北朝时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地位,沦为孤寒之士。李德裕所奖拔的孤寒之士多出自山东士族,社会地位崇高的唐代山东士族很多沦为孤寒。     

庾信诗赋中"隐遁之念"辨析

庾信集中涉及隐居内容的诗赋为数不少,这些诗赋创作于庾信入北后的前、中两个时期。前期创作集中于入北的最初六年,流露出向往隐居的强烈意愿,其实质是借隐居来消解心理重压。中期创作于周武帝建德初,庾信受当时北周内部政治斗争的影响而赋闲在家,诗赋表达的是不甘于隐居、渴望被重视的"求官"意图。庾信入北以后,其仕宦经历、思想历程都曾发生各种变化,对庾信诗赋中的"隐遁之念"应辨正地看待,把握其变化与实质。     

从两汉社会的发展看士族门阀产生的根源

<正> 众所周知,士族门阀这一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萌生于东汉,形成于魏晋,至唐末方在历史舞台上消失,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七、八个世纪之久;士族门阀政治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上的基本特点,对社会诸方面起着重大影响。但是,士族门阀产生的根源何在,史学界却很少有人全面论及。我们认为,土族门阀是在两汉社会发展过程中孕育出来的。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做以粗浅探讨。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的婚姻观及其影响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士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处于特殊的地位，为了维护门第的庄严性和血统的纯洁性，这一时期的士族婚姻板重门第。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合理性的婚姻观念和准则，逐渐暴露出诸多弊病，危害到门阀士族自身的发展，并加速其衰落。     

士族门阀政治与九品中正制

士族集团形成于东汉 ,并于东汉后期作为第三种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庶族阶层的代表曹操终其一生对士族豪强实行抑制与打击的政策 ,但迫于形势 ,又不得不同时实行拉拢政策。正是由于曹氏集团对士族集团的拉拢与妥协 ,九品中正制得以创设 ,从而 ,为士族门阀制度的确立铺平了道路。     

民族融合与中国古代狩猎诗的中兴

从汉魏至齐梁，是狩猎诗的消歇期，这和文学本身的分工有关，也是农业文明导致作家片面发展的结果。北朝民族融合使狩猎诗在《诗经》之后出现中兴局面，它的作者既有北朝本土文人，又有自南入北的王褒、庾信。北朝狩猎诗表现了游牧民族的风尚，把狩猎作为纯娱乐活动看待，但还缺少深刻的意蕴，猎手形象的个性不够突出。唐代真正实现了狩猎诗的中兴，注意对单独猎手的刻划，同时又流露出对时政的关心和参与，用政治功利对狩猎活动加以规范。狩猎诗从北朝到唐朝的演变过程，在辽金元到清代又再度重现     

陈独秀与武汉

五四时期,从对武汉地区青年进步团体的思想影响,到直接指导武汉地区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为武汉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大革命时期,一方面,陈独秀争取对大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一方面则是执行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错误策略;抗日战争时期,在武汉、重庆宣传抗战思想的言行,表明晚年的陈独秀,至少是一位保持了晚节的政治思想家。     

司空图晚年行迹考

政局的动荡,仕途的险恶,使诗人从理想跌回现实。晚年司空图放弃了仕途,回到家乡王官谷,过着归隐田园的生活,保全了名节。考证这段时间司空图的生活,对研究诗人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从出身寒门到联姻左氏——李梦阳研究之一

李梦阳是明代著名诗人，同时还是复古派“前七子”的领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他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颇有争议的人物。他的一生，尤其是他几十年的宦海浮沉的生活、执拗的性格、耐人寻味的诗学观念，都极具传奇色彩。深入、系统地研究李梦阳其人，对我们进一步了解明代的官场、文坛和某种类型的士大夫的性格都有很大的帮助。然而，这一切，我们又必须从最基本的方面入手：首先了解李梦阳的家世出身与婚姻状态。     

论列斐伏尔对现代日常生活的瞬间想象与节奏分析

列斐伏尔早期对日常生活主要采取了一种相对比较哲学化与乐观化的立场,认为日常生活是各种社会活动与社会制度结构的最深层次连接处,是一切文化现象的共同基础,也是导致总体性革命的策源地。而他中后期则对日常生活理解得更加微观即社会学化,也相对悲观了一些,并侧重批判了作为现代社会异化现象的"日常生活"及作为现代性的机械重复节奏的"日常性"问题。他在其中期重新厘定了日常生活批判概念,建立了一整套批判现代性日常生活现实的哲学范畴体系与社会学方法,确立了日常生活作为"层次"或"平台"而存在的理念,描绘了一幅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理想相区别的"瞬间的星丛"图景。到了其晚年,列斐伏尔又提出了"节奏分析"思想,认为现代日常生活是包含着诸多对立的二元节奏。     

李白与谢安

李白十分推崇谢安,诗文中出现次数很多,因为谢安适合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李白与谢安的气质相似,人生态度也有相似之处,生活理想也很相似。隐居待时、功成身退,是李白仰慕的政治理想;狂傲自负、志存高远、不慕荣华是李白钦佩谢安的另一方面。然而,谢安既有政治才能,又有得天独厚的社会环境和特殊地位,建立了盖世奇功。李白富有政治热情而无政治才能,也缺乏政治家的素质;政治理想没有实现,但不幸的经历却成就了世界级的诗人。     

理解沈从文——也谈沈从文改行

沈从文改行,是沈从文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沈从文从事文学创作25年左右,从事文物考古却有40年左右。如何估价后40年,也是沈从文研究中回避不了的问题。应该承认,沈从文必有政治的原因,同时,其个人的兴趣爱好因素、“人弃我取”的择业思想,也应给予充分重视,否则将难以正确估价沈从文后40年的工作和人生道路。     

韩偓谪居期间诗歌创作的情感心态浅说

韩的诗歌创作,以其被贬谪为界,具有明显的前后变化。在其漫长谪居期间的诗歌创作中,他对李唐王朝怀抱忠敬之心,表现出一种坚贞无悔的孤忠心态,同时又受唐末政局和自己被两度贬谪的人生遭遇的影响,认同了远祸全身、疏离官场、避世隐遁的生活模式,表现出一种较典型的谪居情感心态。     

“江郎才尽”的身份误读——兼议历史语境下古代文人的人生悖论

对江淹的身份误读使我们对＂江郎才尽＂惋惜至今。在文学史语境的影响下,大多数人把江淹当作文学家来看待,并以此来要求他。其实,江淹一直抱有强烈的＂立功＂理想,执著于政治人生,最终实现了自己的仕途目标。但人们一直欣赏和回想不绝的是他穷愁失意时的文学人生。古代中国的很多文人都陷入如此历史语境中的人生悖论。     

论沈从文生命观的内在矛盾及其影响

沈从文的思想与创作充满着令人困惑的矛盾现象,这可以从其生命观的内在矛盾中找到根源。沈从文生命观的内在矛盾表现为生命本体观与生命价值观的内在矛盾。生命观的这种内在矛盾不仅深刻地影响到沈从文的社会政治观念与文学思想,而且在其创作中表现出来,深刻地影响到其创作格局与艺术风格的建构。通过探讨沈从文生命观的内在构成及其矛盾,可以透视其创作中的许多重要现象,把握其创作独特性的一些重要方面。     

艺术个性和大众接受的调和--论张艺谋的电影策略

艺术个性与大众接受是艺术创作者难以解决的矛盾,两者兼顾需要艺术创作者选择适当的方法。在电影界,张艺谋导演的作品获得普遍认可,其原因之一就是他采用了几种方法很好地调和了其中的矛盾,本文就此考察他的几种电影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