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江湖”文学场与新媒体时代的“女性向”方式

"女性向"是一种将女性定位为主要受众群体的文化类型,由女性网络社群提供技术支持的"她江湖"文学场使"女性向"阅读成为可能,其建构了一种相对女性化的阅读接受机制,在一定意义上化解了私人化写作时期"看"与"被看"的文化尴尬,呈现了新世纪女性写作的某种新症候,并在类型化书写与反复出现的过程中影响到了公众的社会性别认知。     

从“革命正史”到“民间秘史”——《白鹿原》“史诗性”创作的深层解读

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传统中作为文体的"史诗"概念逐渐演变为"史诗性"这一审美范畴。随着国外小说及理论的引入,"史诗性"与中国传统的史传传统结合成为中国当代小说最高的审美追求和评价标准。植根于关中地区久远的《诗经》、《史记》之史传传统,陕西作家的创作往往有更深的史诗情结。以柳青、杜鹏程为代表的"革命正史"写作,纪"史"有余,"诗"意欠佳。《白鹿原》以"民族秘史"纠"革命正史"宏大叙事之偏,执着于对民族精神、民族命运的探求,对历史进程中人物文化心理的摹刻;巧设叙事的历史时空,多维透视史诗人物形象,臻于"史"与"诗"的完美融合,丰富发展了了陕西文学的"史诗性"写作传统。     

“威仪”与“气志”:孔子《诗》教的人格取向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民之父母》是新出土的反映孔子《诗》教的重要文献,可与传统文献相互印证。孔子所提出的"必达于礼乐之洍,以致‘五至’,以行‘三无’,以横于天下"的理论把《诗》作为了人格修养的教材,而"威仪"和"气志"则是这种《诗》教人格取向的核心概念。孔子在接受前人关于"气"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新"气志"概念,并改造传统"威仪"概念与之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教理论。孔子《诗》教中的"气志"和"威仪"是其人格取向的一体两面。"气志"即个体人格修养所锻炼的君子"气志";"威仪"即君子"气志"所呈现的个体"威仪",其内涵十分丰富。孔子《诗》教的这种人格取向将学《诗》者的关注点从礼仪应用引向人格培养,使文学得以从集体仪式转向个体表征,完成了"诗言志"观念的文学转型,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在今天仍然有其现实价值。     

中国古代政治文学观的确立─-从孔子“诗教”说到汉儒“政教”观

孔子从"仁"学思想出发,对《诗》的特征及作用进行全面总结和分析,形成了以"兴、观、群、怨"为核心的诗教说,注重诗的道德意义和社会功用,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汉代儒士对孔子诗学观进行扬弃改造,从文学与政治敏感对应的角度,通过对《诗》的曲解误读,对《乐记》的观点进一步发挥,确立了"审音知政"的政治文学观,既肯定了诗的抒情特征,又特别强调诗的美刺和政治教化作用,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基石。     

《策林》与白居易“讽谕诗”溯源

白居易为应试编纂《策林》,其中与政治和文学相关的内容,反映出白居易对"讽教"的特别关注和独到见解。白居易的"讽教"观源于《诗经》的"美刺比兴",但《诗经》强调自上而下的政治教化,而白居易强调自下而上的讽谕、箴规,这种源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诗歌主张,成为其创作"惟歌生民病"的"讽谕诗"的理论基础。同时,"讽谕诗"的创作也与白居易自身的因素密切相关,其"惟歌生民病"的"讽谕"精神,一是出自"兼济天下"的道义情怀,二是本于"贵民"的政治思想,三是源于诗人的个人遭际。从理论到创作实践,"讽谕诗"经白居易发展成熟,后来成为唐朝诗人以诗讽谏的一种范式。     

论先秦“诗教”传统的起源与兴衰

"诗教说"的提出虽然较晚,但"以诗为教"的传统却几乎始于中华文明的草创时期.夏商周三代,"诗教"传统一脉相承,并且成为国家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时期,随着国家礼乐制度的解体,诗教传统亦盛极而衰,并开始了由官学诗教时代向私学诗教时代的转变.孔子的历史性贡献在于继承并捍卫西周春秋初期以来的"诗教"传统,恢复并进一步突出了<诗三百>在礼乐教化制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为后代儒家特别是汉代"诗教"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进退于“理”、“心”之间——宋明《诗经》学发展中的跨越与回缩

<诗经>宋学对传统汉学有了重大突破,并且开辟了较明显的以文学解诗的道路,甚至在明代后期出现了短暂的文学性研究的高潮;但理学自身的"理"心"矛盾又人为地堵上了这条路,使得宋明以后的诗经学在发展上重心偏移,一直没有能回到文学解诗的正途上来.     

独辟蹊径：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都市化特征

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上看张爱玲的创作无疑是20世纪中国都市化(现代化)建设命运的象征.作为都市文学的典范之作,张爱玲的创作具有鲜明的特征.张爱玲将"五四"以来"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传统与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为读者而艺术"的文学传统连接起来,她以超道德写作、个人主义写作、物化写作和奇异智慧的写作独辟蹊径,开辟了一条有无限生机但却充满危险的道路.     

走向“情感”的文化政治——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的“情感教育”论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修正早期的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回归文学的审美属性,将文学的功能定位在"情感教育"上,而这并非标榜唯美的文学立场,其中正体现了深刻的现实关怀。梁启超将文学视作对现代国民进行人格教育的有力手段,从而为"开拓新政治"奠定民众和人才的基础。他发扬孔子开创的"诗教"传统,强调借助文学培养国民"趣味化"的人生观,并将传统文学作为教育现代国民的重要资源,着重指出文学在重构转型期国民的文化认同、铸造民族精神当中所能发挥的特殊价值。梁启超的"情感教育"论与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启蒙主义的文学功能观显出差异,构成对话。     

论90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

新时期文学的女性写作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特别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和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深入发展,中国女性作家对自已的女性意识有了更深的自觉。女性作家对自已的“女性”不再采取回避的姿态,无论是在写作观念上,还是在更深层次的艺术处理上,都较以往有了显著的变化。女性作家以女性视角直面人生的书写更有力度,对商业社会的把握更有穿透力;女性个人与历史的对话更加孤独也更加执著;商业视野下的女性写作也有了更为广阔和自由的艺术空间;一些女性作家如陈染、林白、海男、徐小斌等,则将女性的生存体验以一种执拗的“私语”化(或曰“个人化”)方式描绘出来,渐渐形成一股90年代新的女性写作态势。     

儒家诗教与“礼乐”传统

从典籍中关于"礼乐"传统的记叙和<左传>中的引<诗>赋<诗>例看,早在孔子诗论之前,作为儒家诗教基石的功利诗学观和"中和"艺术现已具雏形,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以孔子诗论为源头的儒家诗教,只是对"礼乐"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并不具备原创性.儒家诗教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量,其根本原因在于它脱胎于有着深厚民族文化底蕴的"礼乐"传统.     

杜甫“行”诗之“变”的音乐涵蕴

杜甫"行"诗,从篇章到句式改变了初唐歌行的体调特征,独构新格.这一成就的取得,与当时歌舞大曲盛行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基于对音乐的敏感与对"乐府"传统的弘扬,杜甫创作"行"诗,内容上追踪汉魏行曲歌辞讽刺时事的关刺功能,结构上借鉴歌舞大曲多解组合以及行曲"简单而刚健明快"的特点,达到了声律与情感的契合.可以说正是杜甫充分吸收当代歌舞大曲的结构特质与音乐风格,以其"语不惊人死不体"的精神,结构了富于魅力的"行"诗,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境界,从而为他在诗体发展史上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区域女性文学史”的写作实践及理论建构

区域女性文学史的写作实绩来源于区域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文学史批评的不断增长。区域女性文学史写作是对传统的文学史理念和写作模式的突破,也是对女性文学史批评的细化。区域女性文学史是女性文学批评、文学地理学批评、文化生态研究等多种批评融合视阈的产物。区域女性文学史,是在区域的地理和文化版图上绘制“女性文学地图”,探寻女作家的“地理籍贯”,开掘女性文学的“地理基因”,阐释其具有“区域地标”意义的地理意象,探寻女性文学的地理叙事特点,发现女性文学区域性文化和审美差异,从而建构中国女性文学生态化格局。     

空间生产及其文化表征实践——关于20世纪90年代“身体写作”的再思考

20世纪中后期,西方文化思想界开始了所谓的"空间转向",空间理论影响到包括文学写作和研究在内的多个社会科学领域。在中国,90年代的"身体写作"从女性身体出发,通过一系列的文化表征实践活动,成为建构女性存在空间的起点,由此打破了历史主义的线性逻辑,进一步将空间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写作实践进行了相互的印证。     

女性主义批评视阈下的西方女性形象解读

女性主义批评是当代西方文艺思潮之一。它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对男性文学歪曲妇女形象进行批判与拆解。女性主义批评以女性形象、女性创作为切入点,构建不同于男性的女性文学传统,颠覆男性中心主义传统对女性创作的误读,提倡一种女性主义写作方式。本文试图从男女作家对女性的写作角度,运用女性主义的批评观点去正确解读西方男作家笔下的女性意识观。     

论《北回归线》中的“恶魔叙事”

亨利·米勒是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上最富于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创作的颠覆性使他的作品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恶魔”气质.无论从叙事章法、审美取向还是对性描写的态度上来讲,米勒都超脱了以往传统文学的框架,开拓了文学表达的新境界,表现了作家卓越的写作功底和充满先锋精神的美学态度.     

论“文革”时期“地下文学”对人性的呼唤

"文革"时期的主流文学由于受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严重忽视对人性的书写,进而导致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陷入全面萧索状态。而在主流文学之外,既有一批老作家延续着他们的文学创作生命,也有一批文坛新星积极从事文学创作,他们从事的"地下写作"依然坚守着艺术的自由领地。"地下写作"与主流文学相比所具有的重大而显著的特征即在于对人性的弘扬,尤其体现在对爱情的赞颂和对女性品格的重视上。     

徐渭与袁宏道“竹枝词”创作比较

作为文学观念前后相续的晚明诗人,徐渭和袁宏道不约而同成为明代创作“竹枝词”最多的诗人之一。无论所反映的内容是乡土风情诗、市井风俗诗、游历诗、还是时政抒怀诗,他们都力图突破旧有的文学观念,体现出对民间“真诗”的自觉借鉴与创益。但由于各自性情遭际和社会背景的差异,他们的“竹枝词”创作又呈现出一个静谧清新、一个佻达猛厉,一个含蓄沉郁、一个诙谐幽默,一个激愤而富于哲理思考和批判意识、一个鲜活敏锐而在愤懑中终归消极等种种风格情态的差异。通过比较,我们确实从中感受到这两代诗人在相对文人化与世俗化、社会化与个人化的道路上的转变。     

发现与逃离:“娜拉现象”之女性意识透析

“娜拉现象”作为二、三十年代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试图构建一个觉醒的女性群体,并有意强化其女性意识,它揭示了现代新女性在发现人的存在与价值并逃离传统的同时,也逃离了女性意识的真正自觉。其女性意识是追求个性解放与自由的“五四”时代精神在女性领域的具体体现,表达了对旧道德秩序的强烈批判和对新道德观念的热切呼唤,而并未达到当代女性文学女性主体自我确认的高度。     

“诗具史笔”与“史蕴诗心”——钱钟书历史诗学思想试析

钱钟书先生虽以文学家及文艺批评家著称,但其在史学思想领域也颇有创见。他针对诗、史联系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诗具史笔"与"史蕴诗心"。钱氏这一诗、史联系理论同西方新历史主义"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理论相比照,不难发现钱氏历史诗学思想实质即在坚持"诗、史有别"的前提下融通文学与历史,进而强调文学与历史间的"互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