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诗断论

中华书局版《欧阳修诗编年笺注》撰稿过程中,关于六首诗的片断思考,拾掇成文,论证《汉宫》是今存欧诗最早的作品,《奉送叔父都官知永州》作于天圣五年途经黄州,《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马上作》的写作时间在年前而非年后,《水谷夜行寄予美圣俞》的写作地点在山西而非河北,《小池》诗启迪杨万里的同题诗写作,《日本刀歌》尚难定论非欧阳修所作。     

欧诗断论

中华书局版《欧阳修诗编年笺注》撰稿过程中,关于六首诗的片断思考,拾掇成文,论证《汉宫》是今存欧诗最早的作品,《奉送叔父都官知永州》作于天圣五年途经黄州,《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马上作》的写作时间在年前而非年后,《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的写作地点在山西而非河北,《小池》诗启迪杨万里的同题诗写作,《日本刀歌》尚难定论非欧阳修所作。     

日本汉诗西传举隅——以《杨文公谈苑》为例

日本汉诗的西传,虽在学界几乎无人染指,但却是体现中日文化互动的一个重要课题。宋代杨亿《杨文公谈苑》中所收日僧寂照诗一首,可谓日本汉诗西文公谈苑》的这首汉诗实现了对故乡的回流。日本汉诗的西传,对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认知意义,自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华夷变态》与清代史料

"唐船风说书"是日本江户时代以中日贸易为背景形成的一种口述史料,自其被江户幕府儒官林恕、林凤冈父子汇编为《华夷变态》以来,就被日本学者应用于清初中国史、唐船贸易史及日本对清关系史的研究中.国内学界因语言和文本解读的困难,至今未能有效开发和利用这份珍贵史料."风说书"作为江户幕府海外情报搜集制度和清日贸易的产物,其史料价值是多方面的.除其本身所具有的文献学价值之外,不独对清初中日关系史、中日贸易史、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数据,对清初政治史以及中国沿海地域社会经济史、航海史研究,甚至日本对外关系史研究来说,也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史料来源.     

昭君怨文化主题的历史演变——结合韩国南羲采《龟磵诗话》所辑文献展开

自昭君出塞以降,其寂寞情怀得到诸多诠释,而昭君哀怨于史学渐备其体,民间传说延其命脉,至文学而成大观之势,演变为一种文化主题。韩国学者赵钟业于《韩国诗话丛编》辑录南羲采《龟磵诗话》,其所录昭君怨诗,以歌探心,对昭君怨文化主题演变有着弥足珍贵的补益价值。     

《万叶集》中的“杂歌”

《万叶集》是日本最古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诗歌四千五百多首,其中主要的是日本“大化革新”后一百三十多年间的作品。那时,中日文化交流已达到异常繁盛的地步,日本统治阶层中的一些人物也摹写汉诗,并且有汉诗集产生。而《万叶集》则是日本诗,当时称之为歌,以后,人们又把由《万叶集》以来所形成的定型的歌叫作和歌,用来和汉诗作鲜明的对比。这就是和歌名称的由来。因此《万叶集》也就是日本第一部和歌总集。     

明末清初中国文人东渡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在明末清初的朝代更替中，有不少中国文人由于种种原因东渡扶桑，在形成一次移民浪潮的同时，也掀起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中国向日本进行文化传播的高潮。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中国文人在儒学、教育、史学、文学、武术、建筑、书法、绘画、医学等方面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日文化交流的辉煌和中日政治文化的异同——论菅茶山的史诗式汉诗《开元琴歌》

《开元琴歌》是一首七言古诗,写作于天明六年(1786)末,共70行490字,真部一韵到底.菅茶山以一千多年的历史时间为纵线,以中日对比历史观和文明观为横线,构建了一个上至周文王,下至日本光格天皇(1779-1817年在位)的诗歌意象空间.《开元琴歌》的情感基调集中在一个“愤”字上.这是一首史诗式的“真诗”,诗人在中日历史文化时空的对比吟唱中,让读者领会到中日文化交流的辉煌和中日政治文化的异同.     

中国茶叶与日本茶道

源流于中国的植茶、制茶、饮茶知识,今天已遍及世界各地。而日本茶道则是以中国的饮茶知识与日本的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被誉为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一朵奇葩。考察中国茶叶的东传与日本茶道的产生,这对探讨中日文化交流是件有意义的事情。     

儒家思想在日本文学中的流变——从《毛诗序》与《古今和歌集》序的比较来看

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其中中国的儒家思想带给了日本巨大的影响。但由于本土独特的文化环境,日本并未完全吸收儒家思想,而是进行了一些变异。本文欲从中国古代第一部诗论《毛诗序》与日本歌论基础的《古今和歌集》序之比较这一角度出发,从诗歌的本质、诗歌的社会功能两点入手分析儒家思想在日本文学中的流变,并探究发生变异的原因。     

从“穷而后工”到“诗能穷人”——龙启瑞对诗人命运与诗歌创作的思考（“杉湖十子”研究之六）

龙启瑞是清代道光年间广西著名的文人,他在《谌云帆诗序》中通过对唐宋时期某些诗人与清代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的比较,认为欧阳修提出的"诗穷而后工"并不适用于清代,诗歌创作在存在着"穷而后工"的同时,也存在着"诗能穷人"的现象."诗能穷人"的根本原因是"学"的结果.龙启瑞的看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弥补精英历史与大众历史断裂的成功之作

龚延明撰写的《诗说先秦史》和《诗说两宋史》最近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两书是八卷本《诗说中国史》中的两卷,在2012年8月18日于北京大学举行的"《诗说中国史》专家座谈会"上得到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专家认为,《诗说中国     

从《日本杂事诗》的修改看黄遵宪日本观的嬗变

作为国内最早出现的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著作之一,《日本杂事诗》对于当时国人了解日本、认清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发展的方向起到了重大作用,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杂事诗》的“定本”和“原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出版十余年后对其进行有意识的修改,包含着对日本的重新审视和评价。通过考察两者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出通过担任驻日文化参赞等一系列外交职务,黄遵宪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近代民主观念逐步形成,对日本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这无疑代表了当时先进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日本观的嬗变。     

中日学者研究东传汉籍的新成果——评《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

浩如烟海的历代典籍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和灿烂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象征,其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华夏,而且据说早在公元纪年之前就已传出国境,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是源源不断地流向海外,数东亚各国为最,所及之处无不播下文明的种子,其中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尤为深广.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先生曾说:“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以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象碱水一样,日本民族和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见1963年3月16日《光明日报》)一般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虽都以公元三世纪百济(在今朝鲜半岛)博士王仁将《论语》进贡应神天皇作为中国典籍传入日本的最早纪     

紫式部的中国情结

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是日本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以往的理论研究仅限于其文学成就和艺术风格的研究。《紫式部的中国情结》试图从一个崭新的角度进行探讨 ,分析《源氏物语》与中国文化交流的关系。紫式部是一位对中国怀有美好感情的日本女作家。她对中国的真挚情感凝聚成这部流芳百世的杰作。它的出现汲取了中日两国的文化精华 ,并为两国的文化交流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统物通变:”陆贾《新语》的《诗》学观

陆贾《新语》中多处叙《诗》史、言《诗》事、论《诗》说、引《诗》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陆贾的《诗》学观。他以"统物通变"为探讨汉初《诗》学的主要方法,提出了"原情立本"、"以匡衰乱"、"尽情为器"的《诗》史观;提出了"《诗》以仁义存亡"的《诗》学思想总纲以及"调心在己"的学《诗》观;并提出了"书不必起仲尼之门"的用《诗》观。陆贾这种"统物通变"的《诗》学阐释是汉初儒者对《诗》学思想的一次创新与改造,极大地影响了汉代后学对《诗》的理解与建构。     

《蝶恋花·答李淑一》中的意象及其英译本比较研究

意象是诗歌的诗眼和灵魂。以帕尔默的文化语言学中“文化心象理论”来诠释《蝶恋花.答李淑一》的意象,并以该词三个英译本为例来讨论意象能否被完整对译的问题,认为汉语文化中的各种丰富意象还有待在进一步的文化交流中得到更完整的诠释。     

《源氏物语》与白居易诗歌

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曾经在唐代,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在日本文化史上呈现出灿烂的繁荣时期。《源氏物语》就是在这文化繁荣时期开放的一朵鲜花。它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展现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画面。据考证,《源氏物语》所涉及的中国文学作品就有白乐天诗集、史记、文选、游仙窟、楚辞、刘禹锡诗集、元稹诗、刘元叔诗、毛诗、淮南子、西京杂记、庄子、老子、列子、论语等二十余种、引用(直接和间接)次数,竟达二百多次。其涉及面之广和理解程度之深是惊人的。其中,白居易之诗占据最明显的地位。     

汉魏古诗的生成方式与古诗交叉传播

汉魏古诗是中国文人诗歌创作的早期阶段,当时"歌"与"诗"在观念上尚未明确区分,文人对"用诗"与"作诗"也无明确的意识,因此出现了歌辞徒诗化与文人拼凑歌辞作诗等多元的古诗生成方式,以及音乐、文本两种传播方式并存、交叉与相互转化情形。后世文献是在"歌""诗"观念逐渐明晰,文体意识日益增强的观念下进行的,面对汉魏古诗这种多元的生成方式和多种传播方式交叉并存情形,学界产生了对其性质认识上的矛盾,后世文献著录对其或"乐府"或"古诗"的认定,也形成了"古诗十九首"是"乐府"还是文人"古诗"的跨越漫长历史的学术争论。     

论欧阳修《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

欧阳修主张探求《诗》本义,但《诗本义》并非全是《诗》本义。《诗本义》的许多解说很精彩,但也有不少解说值得商榷。学者过多关注《诗本义》疑古惑传的开创性、人情解《诗》的独特性、求《诗》本义的合理性,而较少关注它解说《诗》本义的错误。《诗本义》错解《诗》本义,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诗经》传注本不误,欧阳修反对其不当批驳;二是欧阳修以人情解《诗》,“人情”却并非总是合理;三是欧阳修过分探求圣人之志,妨碍了他对文本的正确解读。宋代林光朝称《诗本义》“于义未稳”,却被视作讲学者的一面之词,致使《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