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莲川藩府文人仕与隐的冲突

蒙古时期,蒙哥汗即位,忽必烈以太弟之尊,开府金莲川,广延藩府旧臣与四方文学之士,形成了忽必烈金莲川藩府文人集团。藩府文人作为一特殊的文人阶层和群体,有自己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特征,其中,出仕与归隐一直是金莲川藩府文人的心结。他们在理想受挫、宦海浮沉、人世沧桑之际,转而去追求一种诗意般的栖居,将退隐作为体验自由、寻求心灵解脱和淡泊澄静的一种生活方式,因而抒发隐逸情怀的作品炽盛一时,从而形成了金莲川藩府文学清疏、放旷、淡雅的一脉审美风貌,成为元代文人士大夫隐逸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宋代士大夫隐逸之风探略

由于宋代特定的历史因素,在士大夫之间普遍存在着隐逸倾向.其表现有士大夫多以"某某居士"为其名号;许多士大夫观佛寺,游道观,看佛道之书,与僧侣道友交往密切;不少士大夫文学作品透露着浓厚的隐逸思想;士大夫生活中的一切--风景、官署、斋室等都与吏隐之名联系起来;不少的士大夫有着或长或短的隐退经历.     

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侧影

作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侧影，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形象从儒佛冲突的调和、佛道精神的沟通和佛教自身的变革3个层面呈现了佛教中国化的内在可能性逻辑，其入世修行、逍遥应世、道德自救等行为方式对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处世心态、人格理想模式追求、人生境界追求和艺术创作等产生积极影响。以“在家修行”和“在欲行禅”方式而获得精神解脱的维摩居士，通过自身道德行为规范，将佛教的他力救赎与自力救赎有机地融入社会规范中，从根本上消除出家修行与世俗生活的对立，实现了自我人生境界“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相互衔接，既较好地调适了儒佛之间的道德伦理冲突，又在与道家追求逍遥自由的最高精神沟通中，破除世俗社会对佛教“出世”概念的狭义化理解，突出彰显中国化佛教既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生活意义、又充分关注现实人生解脱之道的特点。由此，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也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开启了一条心出世而身入世的新人生模式，并为他们将相对抽象的佛禅义理上升为对自我人生实践的内在超越提供了指导。     

论北宋隐逸文化的特质

北宋的隐逸文化独具特色,是隐逸文化的集大成时代,也是隐逸文化的转折时代。本文从隐士人数的剧增、隐士对社会风气的影响、隐逸之风对士大夫日常生活的影响、隐逸之风对品评人物的影响四方面,探讨北宋隐逸之风的兴盛,认为北宋隐逸之风兴盛的原因有:士阶层的空前壮大增加了入仕的难度;社会分工细化,经济、文化的发达为退隐提供良好的生活土壤;庞冗的政治机构、名目众多的闲官制度催生隐逸闲情;频仍的党争和三教合一是隐逸兴盛的政治土壤和思想土壤。北宋的隐逸文化实现了转型,隐逸方式由小隐山林逐渐向大隐朝市发展,文人普遍追求"心隐",隐逸精神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其精神内核是淡泊名利、进退合道,外在表现则是追求自由与超然。     

宋代士大夫声伎之乐现象管窥

有宋一代,文人士大夫对声伎之乐的追求极为盛行,其流风所及,几乎每一文人士大夫都与歌姬舞女有过交往和联系,从一定程度上讲,追求声伎之乐已成为宋代文人士大夫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时尚,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审美境界。宋代士大夫声伎之乐的盛行,不仅与宋代最高统治者有意识劝导臣僚“以声妓自娱”的政策导向有关,也与宋代士大夫宦海升降浮沉紧密相联;宋代各类娱乐业和服务业的兴盛和发展,也为宋代士大夫对声伎之乐的追求提供了条件。     

六朝隐逸文化探源

六朝隐风盛行,究其原因,既是时代的产物,又与自然有着密切的关系。隐逸开始接近山水形象美质,注重对人生美学意义上的思考,自然已经从作为陪衬的生活环境变成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欣赏对象,隐居从单一的逃避现实的生活方式,向诗意盎然艺术化的生活情趣转变。六朝隐士对个性和自由的追求,促使隐逸朝着士人的本性生活回归。六朝隐逸文化与生命意识有着紧密联系,追求长寿养生,乐死成仙等"摄生"之道,是隐逸思想的重要内涵。佛家思想与隐逸文化合流,不但深刻影响了隐士们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也参与塑造了文人士大夫的心理状态与思维习惯,进而影响到诗歌创作,并最终促成了佛理隐逸诗的诞生。     

山林之乐与仕宦之忧——《玉笥集》与元明之际士人的隐逸心态

元明之际存在着大量不乐仕进的隐士群体.按照传统观念,明初皇权的强化以及对士人的严厉打压,是导致隐逸风尚盛行的根本原因.本文通过对隐逸诗人邓伯言<玉笥集>的个案讨论,试图指出:隐逸基本上是文人儒士元代生活状态在明初的延续;元代以来士人由入世到出世的价值取向的转变,是形成元明之际隐逸风尚的主因,而明初政治环境的严厉化以及士大夫的遗民情绪,只是加剧了这种风气.     

唐代文人的"统合"三教思潮

中国历史上,自佛、道二教盛行,士大夫出入道、释,"周流三教"即成为潮流.唐代文人的观念与行为中,儒、释、道三者更进一步被"统合",给当时文人的思想、生活和创作产生巨大影响.唐王朝崇佛重道,把它们纳入到统治体制之中,使之成为辅助皇权进行"教化"的力量;佛、道二教伦理上更向儒家传统靠拢,从而使以儒术立身的士大夫阶层可以融通无疑地加以接受.这对于开阔唐代文人的思想认识境界,丰富其创作的内容和艺术表现起到积极作用.     

卫儒、逆儒与异儒--唐代儒学及其贫困原因刍论

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唐代儒学受到了来自自身和外部的前所未有的挑战,陷入了其发展的困境之中.本文认为造成唐代儒学贫困的原因很多,但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统治阶级孱弱的卫儒举措;佛、道逆儒势力的膨胀以及文人士大夫异儒思潮的兴起.其中第一和第三个方面前人多未全面论述.     

两宋士风述论

中国历史在宋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形态呈现出与前代社会不同的世相,引起了巨大的士风与世风的扭转,表现出一种崭新的精神面貌。宋代文人士大夫由盛唐时对功名的追求转向对道德精神的弘扬,为国家效力的自觉性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空前强烈;他们重义轻利,隐逸独善;同时,士大夫阶层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开始肯定工商业的社会价值,工商皆本的功利主义风习盛行,并对当时学术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在两宋之际与宋元之际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士林风习也有奔竞、华靡和苟且的突出表现。     

宋代美学的休闲旨趣与境界

宋代美学在追求理性的同时,又走向生活,走向休闲。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促使中国的休闲文化在宋代全面兴起乃至繁荣。宋代艺术审美在趋于精致化的同时也越来越贴近日常生活,艺术与生活的充分融合成为宋代的审美风尚。宋人一方面在生活中追求艺术境界,另一方面在艺术中追求生活情趣,由此催生了宋代美学的休闲情调。“玩物适情”所昭示的美学旨趣便是艺术与生活的双向融通,是宋代美学重视生活并落实于生活的体现,它所反映的休闲内涵则包括了宋人对休闲的本体认同、“适”的工夫实践以及超然物外的境界追求。     

明代政治生态与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双向路线

明代严苛、暴虐的政治生态,使得士大夫政治文化出现了与宋代不同的状况。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士大夫,认识到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无法实现"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开始转向"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这既是王阳明思想的转变,也是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转变。在传统的皇权制度政治结构和政治理念没有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士大夫们很难放弃"得君行道"的路线。王阳明之后,士大夫在民间从事讲学活动以求觉民行道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其中的王龙溪和焦竑颇具有代表性。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与"得君行道"上行路线的并存,是明代士大夫适应惨烈的政治生态而被逼发出来的取向。     

南宋遗民词审美特征再探

南宋遗民词的审美取向和艺术创造，主要即是清空、醇雅，这和南宋遗民词人的隐居生活密切相关，和他们隐居不仕的文化心理相契合，是词人在潜身草野、怡情山水的生活中为了求得对不可忍受现实痛苦的一种暂时性精神超脱相一致的审美选择，这种审美选择在词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与价值。     

李清照与秋瑾悲剧人生之比较

李清照与秋瑾分别生活于宋、清两个不同的历史时代,她们都有着良好的家庭教养和超凡的才艺,都有着崇高的政治理想和相似的审美情趣。虽然她们的人生都是悲剧性的,但她们人生悲剧的表现形式却是不同的,李清照是哀婉的秀美,秋瑾是崇高的壮美。究其原因在于她们的个人精神支柱和彼此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     

综论宋代思乡归隐词

宋代思乡归隐词处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带着特定的文化精神产生并发展起来,因而作品充分地展示出矛盾的心灵世界,曲折地映射出复杂的社会现实。同时,出于开掘心灵世界的特殊需要,宋代思乡归隐词又有自己特别倚重、特别擅长的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并且赖之形成了它独特的美学风格。     

论山水审美中士人的主体建构与人格完成

山水诗展现了中国人独特的心灵境界。山水审美参与士人主体的内在建构和心灵完善,是对传统政治人格的极大补充。这一参与建构的过程呈现出历史阶段性：晋宋山水突出了个体意识的觉醒,为士人打开了一个相对独立于朝廷、政治的审美境界,为个体人格注入了非功利的审美因素,山水的审美品貌和依托形式也大致确立;唐人山水突出了情理的和谐交融和感性生命的自由舒展,创造出壮阔雄浑的山水兴象和秀逸明净的山水诗境,但中唐的文化转型造成传统人格的萎缩,也使山水境界从荒野林泉转向都市亭园,启迪着宋人的山水新路向;宋人山水突出了对宇宙人生之理的关注,将山水也纳入人文精神的范围,宋学中理学标举的天理本体与苏轼蜀学所提倡的情本体,使士人在山水中定位的理想人格朝不同方向发展,并对明清以后的山水美学与人学产生深刻影响。     

宋初晚唐体诗人交游述考

晚唐体诗派是宋初三大诗派之一,由九僧、著名隐士林逋、魏野、潘阆和宰相寇准等组成。受当时文坛唱和之风的影响,晚唐体诗人喜欢交游唱和,因此酬唱之作甚多,与晚唐体诗人寄赠唱和的主要是僧侣、处士和士大夫阶层三类人物。九僧与寇准、林逋、魏野、潘阆等著名人士的交往,无疑会相互提高声名,扩大整个"晚唐体"诗人在宋初诗坛的影响。对他们的交游情况作进一步的探讨,了解他们的生平事迹、社会地位、生活态度等,对于深入理解晚唐体诗人很有必要。     

物之审美与情志寄寓——北宋士大夫关于澄心堂纸的酬赠与文学书写

作为南唐故物,澄心堂纸深为北宋士大夫所钟爱。它不仅用于书画,亦在寄赠往来、吟咏唱和中沉淀出丰富的内涵,具有了文房器物、审美对象、文化典故等多重意义。关于澄心堂纸的酬赠与唱和活动,为北宋士大夫提供了情感与人际关系的交流场域。他们对此纸的推重,则使它在历史轮回中成为南唐与北宋的双重指代。在北宋士大夫接纳并传扬澄心堂纸的过程背后,隐含着好尚文雅的审美旨趣,而透过与此纸相关的文学书写,又可见出他们的情感心理与自我认识。在文才与佳纸相得益彰、流芳百世的理想中,北宋士大夫寄寓了声名不朽的自我期许。     

宋初晚唐体诗人交游述考

晚唐体诗派是宋初三大诗派之一，由九僧、著名隐士林逋、魏野、潘阆和宰相寇准等组成。受当时文坛唱和之风的影响，晚唐体诗人喜欢交游唱和，因此酬唱之作甚多，与晚唐体诗人寄赠唱和的主要是僧侣、处士和士大夫阶层三类人物。九僧与寇准、林逋、魏野、潘阆等著名人士的交往，无疑会相互提高声名，扩大整个“晚唐体”诗人在宋初诗坛的影响。对他们的交游情况作进一步的探讨，了解他们的生平事迹、社会地位、生活态度等，对于深入理解晚唐体诗人很有必要。     

从“乐”的人生观念看苏轼的社会和谐思想

今天提出的和谐社会建设问题,在悠久的中国文明传统中一直是志士仁人思考和谈论的热门话题。苏轼处于北宋中期士大夫积极提出政治变革主张的特殊时代,因此,通过政治改革实现社会和谐,是他关注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从苏轼以人的快乐与满足为人生目标与价值追求的观念,观照其社会和谐思想,发现其中的某些观点与今天所致力的和谐社会建设是相通的,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