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的编辑意识

作为编辑家的孔子，具有他的编辑意识。本文认为：孔子的编辑生涯应分为中年时代和晚年时代两个阶段；孔子的编辑意识可分为“文化积累意识”“文化传播意识”和“文化导向意识”三种类型。孔子中年时代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积累意识”和“文化传播意识”，晚年时代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导向意识”。孔子编辑《诗》《乐》的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积累意识”；编辑《书》《礼》的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传播意识”：编辑《易》《春秋》的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导向意识”。     

源于《论语》的成语与传统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其主流应是儒学,尤其是儒学创始人孔子的思想学说。这不仅因为继孔子之后历代有大儒之鸿篇巨制展示于中华民族的历史长廊中,令人应接不暇,还因为儒学又似涓涓细流渗透于全民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文化、习俗和语言等等。从而在形成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就语言方面来说,人们在笔下或口头上常提到“欲速则不达”、“当仁不让”、“既往不咎”、“不耻下问”等等奉为立身处世的信条,不正是孔子所说的记载在《论语》中的话吗?只是习焉而不察,不一定了解此话与孔夫子有关系罢了。其实,这恰好说明孔子     

编辑创新：出版传播的核心竞争力

编辑活动本质上是编者协同作者与读者,约定新规范,创造新媒体,架构新媒介,传播新文化,不断创新的人文事业。编辑是通过创生媒介实现其编辑价值的,主要是通过创新架构各种媒体来传播其编辑思想的。编辑创新的重点或要义,是能产生最大交互性的,多向快速、传播久远的媒介结构整体,而不是单纯的文化内容的解释或载体的复制技术或媒介产品的经营管理。"六经"的编辑创新,成就了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第一个完整的人文学说体系。孔子创构的这个学说体系,主要是通过他编辑的"六经"构建起来的完整而稳定的媒体结构。朱熹主要是通过编辑"四书"和《近思录》,重建新的宋儒学术文化结构。各种媒体的编辑,根据不同的内容,按照读者的需要,编创出各种新的媒介。     

浙江文化“走出去”源流及新时期 对外传播路径剖析

浙江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充满浓郁的人文气息，享有“文化之邦”的盛名。在当下“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有必要从全球视野出发，重视审视浙江文化，挖掘其核心价值以助力浙江文化焕发出更大的活力，参与新时期的国际对话。通过分析浙江文化的开放传统及其自信底蕴，认为实现浙江文化“走出去”，要利用文化资源禀赋，打造特色文化精品；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建设传播人才队伍；融合优质媒介平台，拓展对外传播渠道，最终达成讲好浙江故事、传播浙江声音、为世界文明贡献“浙江智慧”的时代使命。     

试论儒学的宗教性与人文性

儒学是宗教性与人文性的高度统一,宗教性解决了文化的超越性问题,人文性则是文化得以传播的内在生命力。孔子颠沛流离传播自己的学说,虽在当时无法阻遏世人对于利益和权势的追求,却为中华民族奠定了永恒的生命价值。     

孔子、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

本文从“儒辨”、“儒学的发展与演变”、“孔子、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三个方面对“儒”、“儒家”、“儒学”、“儒生”等概念进行了系统界说,对儒学的发展与演变及其坎坷的历史命运进行了具体分析。文章指出,儒学传统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是以儒家《易》学为主流的《易》文化传统;同时,还指出了这种文化传统的诸多特色和对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决定性影响。文章还论证了孔子对中国《易》文化传统的理论贡献。     

孔子编辑思想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作用

孔子是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编辑家。他在古代编辑史上的贡献不只是成功地编辑了“六经”,而且为我们留下了十分重要的编辑思想,他的编辑思想体现了孔子的政治思想、美学思想和教育思想,也体现了孔子对中国古代文化的选择、整合、推动和传播,具有重要的文化作用。     

传播问题:大众媒介与“感觉结构”共同体——雷蒙德·威廉斯的媒介文化美学批判

雷蒙德·威廉斯是文化研究在媒介文化美学问题研究方面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围绕大众媒介、现代主义和“感觉结构”共同体展开的谨慎思考形成了媒介文化美学研究的现代批判形态。威廉斯认为,真正的传播是建立在共同体基础上的传播,作为对大众公式的功能阐释,现代大众传播不是建立共同体的方式而是对共同体的一种瓦解。因此,大众传播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播。要解决大众传播的问题不能从技术层面上而应该从观念机制层面上进行,通过打造并建立文化共同体的观念及其机制来扭转大众传播。对雷蒙德·威廉斯而言,文化共同体的关键是“感觉结构”的共同体,因此对文化共同体的打造必须诉诸“感觉结构”,而艺术则是“感觉结构”存在的最好证据。尽管现代主义两面性的产生表明艺术面对着从社会整体中分离出来的现实,但“感觉结构”的存在也同时表明艺术仍有力量弥合社会区分,能够成为营造共同体的助力。通过参与文化共同体的营造,艺术可以成为大众传播的批判力量。这是继阿多诺提出系统的现代媒介美学批判理论之后,西方媒介美学在英国文化研究中产生的一种与法兰克福学派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的理论形态。     

论媒介文化与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

大众传播媒介承载着人类文化的内容,一直是文化传播、交流的工具与手段。媒介不仅传播着文化,而且还在不断地“创造”文化。新文化与旧的文化产生冲突,在冲突的过程中逐渐达到相互依存、相互融合,使新旧文化得以创新式发展。本研究讨论了信息时代背景下的媒介文化的内涵及表现形态,分析大众传媒对青少年带来的文化影响,探讨现代教育必须面向现代社会、接轨现代科技,亟须把大众传媒知识及其文化纳入学校素质教育范畴,提出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实施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的应对之策。     

曾参“孝”论

曾参“孝”论任重曾参是孔子的重要第子之一。作为孔子的传人，曾参对孔子的思想、理论极为推崇，并为儒学的发展和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是继孔子之后的著名儒学大师。他所弘扬的孝道早已溶入中华民族的伦理意识与审美意识之中。他不仅对孔子有关“孝”的理论做了发挥，而...     

墨子刻对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

墨子刻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 ,其著于 70年代末的《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一书从“政治文化”的角度 ,揭示了宋代以后新儒学的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深刻联系。书中最重要的是墨子刻关于新儒学“困境意识”及其相关的“相互依赖的精神气质”的观点 ,以及关于“现代中国与前现代中国之间的一贯性”之论证。本书由五个章节构成 :依赖性与中国家族主义的人文理论、唐君毅的儒家自我完成的概念、新儒家的困境意识、新儒学与中华帝国晚期的政治文化、高涨中的乐观主义和西方时代中互相依赖的精神气质。墨子刻把 2 0…     

“述而不作”的现代意义

中国近代将“创新”与“保守”看作价值相反的两极，孔子的“述而不作”的文化态度便成为孔学研究的一个争论焦点。事实是，任何文明或文化要平稳前进，必须有“创新”和“保守”两股力量。对于孔子的“述而不作”，我们不必讳言“保守”，亦不能讥其“保守”。进言之，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来说，孔子的“述而不作”，正可以纠现代学人一味“创新”之偏。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的媒介赋能与教育价值转化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凭借其以人为本的文化共鸣性在国际社会得以传播和发展,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新疆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在对外传播中因低效的媒介赋能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传播制约而存在一定困难,不利于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新疆的人文风貌变化与发展。文章以促进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为目的,以保罗·莱文森的补偿性媒介理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利用新疆非遗匠人、自媒体“网红”、新疆高校留学生共同拍摄具有故事性的新疆非遗文化系列旅游宣传片,并借助新疆高校与中亚国家共建的孔子学院为平台进行对外传播,打造“新疆非遗系列旅游广告+中亚孔子学院媒体平台”的媒介补偿传播模式,进而在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中实现以国外受众为对象的媒介补偿。同时结合“智媒体+教育”的媒介融合理念,面向来疆留学生开发以新疆非遗文化为核心的国际中文教育交互式数字教材,推动新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媒介融合中的教育价值转化。     

孟子与韩愈的论辩艺术浅析

孟子与韩愈是在儒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贡献的历史人物,孟子素有“亚圣”之称,他对孔子的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使儒学得以广泛传播.韩愈则是新儒学的中兴者.张清华先生在1993年4月20日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给韩愈以这样的评价:“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韩愈是复兴孔孟儒学传统的倡导者和奠基者,相当大程度上规范了唐以后中国文化的面貌,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形成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一代巨儒,孟子与韩愈不仅“道统”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其传授手段即论辩艺术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孟子处在战国中期这个“争于气力”的大变革的时代,他对现存的社会制度极度不满,力图按照自己的理想和主张来改造社会,他终身为此而奔波,他曾雄心勃勃地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为描绘自己理想的社会图景,他周游列国,不辞口舌之劳,以“善辨”名闻天下.     

孔子思想的矛盾性及其成因

孔子做为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及儒学创始人，身处社会大变革时代——春秋末期，其哲学思想及教育思想充满了矛盾性。具体表现为天命观、鬼神观、认识论等哲学思想之矛盾，以及对教育作用、教育对象、伦理道德等教育问题的认识之矛盾。孔子思想诸矛盾之形成，有其主观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取决于孔子所处的时代。科学地分析孔子思想的矛盾性及其成因，有助于我们客观评价孔子及其思想，进而科学地运用及扬弃孔子思想，古为今用     

清代西南汉学书院与晚近“中国”认同

清代西南汉学书院及其文化传播是促进晚近时期“中国”认同的重要力量和方式。就媒介意义来看，汉学书院依托家族和师生关系网络，将其文化渗透到西南各地，催生出基于大一统认知的地域性学术形态；就心理层面来看，汉学书院历史叙事和祭祀之中文翁、尹珍作为符号人物的出现，引领了西南知识精英的文化寻根思潮，标志着西南地方认同意识的觉醒；就实践表现来看，汉学书院的师生高举“中体西用”“通经致用”的理论，积极投身到维持中国政治独立和文化保存的历史进程中。     

中西方文明交融冲突中的儒学价值及其命运

儒学文明与其他文明一样,并非封闭独立、自生自长、具有明确边界的独特实体,而应把它视为在政治、商业以及文化诸领域与其它文明相互往来、彼此交迭的体系。西方近代文明中蕴含着儒学文明。儒学文明在近代的“失语”并不等于它已经是消失了的文明,它在与各种文明的冲突、融合与对话中一直存活着,已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内核;儒学传统精神是中华民族之魂,它曾经和正在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灵。在全球化语境下检视儒学传统,其实有许多现实的政治问题,儒学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不仅能提供道德、教育、修身养性等方面的人文价值,还能为未来中国社会和世界文明发展提供社会制度方面的框架启迪和人学理念等精神资源。     

原始儒学的两大基本结构

针对儒学发展史上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学所倡导的“内圣开出外王”的观念进行批判，认为原始儒学有两大基本结构即内圣和外王，但两者并非线性因果关系，而是并列的结构关系。所谓“开出”，即把外王看作内圣的末与用，就是取消外王的独立性。中国现代政治资源之不丰，实肇始于对原始儒学这两大基本结构之关系的误解和有意误导。文章具体考察了原始儒学的真相，认为孔子本人既有成圣的追求，同时也有成王的意图，而且他对全。何进行政治治理有全面的构想；他对社会基本力量即新型君子的设计，也同样有道德和治政这两方面的要求；他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认为道德与政治能力可予分离，若适逢乱世，王者之价值要高于圣者。     

以新的视野和角度研究孔子和儒学——读《孔子、儒学与中国现代化》

传统文化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十分关注的一大热点问题。陈正夫、何植靖教授的新著《孔子、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一书,系统回顾与总结了近年来学术界有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研究的新成果,对“文化热”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是近年来文化研究中出版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全书共分四个部分,共23万字。作者系统研究和阐述了孔子与孔子思想,全面回顾了儒学形成、演变的历史,客观评述了现代新儒学及其代表人物,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     

论宋代孔子地位变化

两宋时期是孔子地位跌荡起伏、重构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历经唐末五代丧乱后，在宋初社会的普遍认知中，儒家面临崩坏边缘，作为儒门先圣的孔子，其社会地位也伴随儒学地位的低落而跌落。与此同时，则是世俗认知中佛学及其人物地位的不断上升。南宋时，孔子地位持续跌落，后者地位远超前者。在宋代社会生活中，许多供奉孔子的建筑年久失修、祭拜孔子的仪式常年荒废，在书画、雕塑等艺术作品中，孔子地位也受到道释人物形象的挑战，甚至有优伶以孔子为戏。无论是孔子的无形思想，还是孔子的有形塑像，都面临失去原有凭依与地位的困境。为重树孔子地位及儒学权威，宋代士大夫不懈努力，如王安石儒学创新高度和地位超迈先贤，可与孔孟比高低；二程发挥孔孟绝学创立"洛学"，经后续传播演进，至南宋朱熹集大成，形成新的儒学即"理学"思想体系，其贡献等同孔子；宋儒也利用书院及州县学极力抬高孔子地位，同佛、道争夺生存空间。南宋理宗正式将"理学"升至官学正统地位，同时也热衷于佛教，此为儒佛认知转变之重要导向，许多士人也倾向于儒佛并重，三教并尊。此后，长期以来儒佛发展偏失的趋势发生重大变化，儒佛地位得以重新调整和建构，二者走向均衡发展趋势。孔子地位又有所上升，也再次为后世孔子及其学说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