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式”和西晋《户调式》研究

西晋赋税不入"律"、"令",视作"常事",制订有"品式章程"。"式"即"样",一种制度的标准模式,用作"比",与"品"制结合,谓之"品式"。《户调式》是西晋赋税品式中"式"方面的规定,与"户品"等配套,作为划分户等、按等纳税时"比照"和"折算"的基样,包括"户样"和"调样"两项内容。杜佑写《通典》,不知"品式"为何物,把西晋《户调式》中"占田"、"课田"规定误为土地制度,从"式"中抽出,放在其《田制》篇中,剩下的内容生硬缝缀,当作赋税的"令",归入《赋税》篇。《通考》沿袭杜佑的错误观点,仍视"占田"为国家授田,虽认为"课田"系"租税",按户缴纳,有一些进步,但无法解释"式"。现今治史者或是遵从杜佑的思路和方法,或是遵从马端临的思路和方法,也有进步,却未取得根本性的突破。     

西晋《户调式》校补

《晋书.食货志》收载的西晋的《户调之式》,是西晋赋税这种“常事”的“品式章程”,应出自收录“常事品事章程”的档案——《晋故事》。但收载的文字有讹脱内容也不完整,故作校补。     

再释西晋的“户调之式”

西晋“户调之式”出自西晋收载“常事品式章程”的档案《晋故事》，是赋税这种“常事”的“品式”，即标准品样。它包括了一个“标准户”（一夫一妻有四百亩，丁男作户主的户）和“半标准户”，以及“标准户”（“半标准户”）交纳的赋税“标准额”：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治交者未详查“户调式”的源出，未弄懂“式”的意思，误解了“户调之式”，特别是把其中“占田”、“深田”等作为“标准户”的假定条件的规定，一种品式的形式方面的规定，设为土地（赋税）制度了。     

论"品式":西晋《户调式》、北魏《丘井式》、隋《输籍样(式)》

两汉的"式"制取"样"的意思,一种制度的标准模式,与"品"制结合,谓之"品式",构成"汉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品式"普遍化,一般事务均有"品式"的规定.<户调式>是西晋赋税"品式"中"样"方面的规定,用作划分户等时比照和折算的基样.北魏<丘井式>是户籍编造的样式.<输籍样>仿自<户调式>,也用来"定户上下".<通典>不懂"品式"制,把<户调式>中修饰"样"的形式方面的规定,即"占田"、"课田"从"式"中抽出,当作土地制度归入<田制>;把<丘井之式>中的"均田"幌子当真,视其为由国家分配土地的"均田制";把<输籍样>解释为"轻税"之法,目的在于挖"浮客".<通志>、<文献通考>继承了这些错误,并一直影响至今.     

论蔡邕叙"汉乐四品"之第四品应为相和清商乐

蔡邕《乐意》称"汉乐四品",而文中有"一曰"、"二曰"、"三曰",而无"四曰"。自《宋书.乐志》始,俱以"三曰黄门鼓吹"一段中的"其短箫铙歌,军乐也"为第四品。历代史志及论乐者皆承之。本文认为"短箫铙歌"属黄门鼓吹。"汉乐四品"中叙第四品的文字已经散佚。本文论证相和乐在汉代已成一部,汉代有专掌相和清商的俗乐机构,又据蔡氏佚文中提到"清商乐",并结合晋四部乐与汉四品乐次序一致并有清商乐这一旁证,认为蔡氏所叙汉乐四品的第四品即相和清商乐。     

东亚近现代文典式“品词”语法理论“环流”模式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亚中国、韩国、日本三国出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典"式语法著作。"文典"式语法著作贯穿着一个基本语法理论内核,那就是"品词"体系。在研究具体的语言对象时,东亚三国学者使用"品词"上各有所侧重,按"品词"分类情况不完全一致。站在东亚语史角度,可以看到,东亚三国"文典"式"品词"语法理论体系存在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环流"现象,即由模仿英国"英语文典"等西方"品词"语法理论体系而创造了日语"文典"式"品词"著作理论体系,风行于日本之后,又进入到了东亚中国语、韩国语研究中来。因为特殊的时代关系,日本学者又有机会极力推广"文典"式"品词"著作语法理论体系,对中国和韩国语法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日两国语法学者对"文典"式"品词"语法理论体系局限的反思,是各自国语语法理论体系变革的需要,具有摆脱《英文典》式"品词"语法理论体系束缚,进而建立"东方语法模式"的"东方民族语法研究自觉意识"。     

皎然"三格四品"说与"吴中诗风"

皎然<诗式>是唐朝一部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其中的"三格四品"之论是解读吴中诗风的重要一环,它的形成和理论内涵与"吴中诗风"密不可分.不了解皎然的"三格四品",很难对中唐诗歌思想的全貌有全面准确的把握.     

“活用”词性转品——现代诗语修辞研究之三

词性转品是词的动态使用性最基本的方式之一。现代诗语的转品主要有:名词活用为动词、名词活用为形容词、动词活用为名词、形容词活用为动词,以及特殊量词和个别虚词的"活法"。词性转品,内因于汉语词汇本身具有很高的弹性度,同时也有赖于张力的暗中"给力"。转品看似一种"雕虫小技",恰恰是多种多样的"雕虫小技",成就了一首诗的艺术性。     

居延所出《塞上蓬火品约》性质再探

1974年在居延破城子发现的《塞上蓬火品约》是研究汉代烽燧制度以及边塞防御系统的重要文献,一经发现就引起了学者的高度重视。但对这封文件的性质,一直有多种说法,这些说法均有误区,本文研究后认为,品约即品程,又叫科,是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内部的办事标准和人员行为准则,后来发展为式。     

从走马楼吴简看两汉与孙吴的"调"

两汉时期与财政经济政策有关的"调",主要有以下4种用法第一,表示调发、调度;第二,官府出钱采购所需物品,有时也称为"调";第三,作为赋税的泛称,"租调"、"赋调"频繁出现于史籍;第四,表示苛捐杂税.鉴于孙吴赋税的繁重程度及其对东汉赋税制度的保留,鉴于史书中并没有关于孙吴进行类似曹魏那样的赋税改革的明确记载,根据现有简牍资料可以认定,吴调也同样是汉调的延续,而与曹魏的户调不同.吴简中即使有按户或户品征收的调,也仍然属于苛捐杂税.     

绣像本与词话本《金瓶梅》回目名称比较谈

绣像本与词话本《金瓶梅》文本有着不尽相同的情节设置与思想内涵,这种不同直观地反映在两大版本各不相类的回目之中,其回目所体现的小说人物形象、小说叙事角度及作者的叙事观点与审美旨趣皆大相径庭。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探究。此外,借助数字为回目做标记的方法对这些回目的异同频度进行数理分析,也可以使读者更便宜地体察其相异情况和原因,从而在对《金瓶梅》的两大版本进行分析的时候,作出更为明晰的判断。     

传统德治主义的几点思考

德治的理念孕育于夏商,诞生在西周初年.春秋战国时期传到民间后,经过儒家学派的阐释和发展,演变成为一种系统的政治理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传统德治主义重又回到官方哲学的地位上,遂成为后世封建政治的指导思想之一.这样一个发展演变过程,事实上成为古代社会政治文明进步的标尺之一.德治本是一种治国方法,后来拓展到社会职司的本质层次上.以德治国要求统治阶级明德慎罚,教化先行;要求他们以身作则,不懈于治;要求他们勤劳民事,以民为本,然而这些要求都是从主体方面提出来的.被治理对象--广大人民群众在传统德治主义中的主动地位是不存在的.缺乏来自于下层人民群众的参与,没有一个有力的法律监督机制做保障,这是传统德治主义实践失败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李白形象的另一种解读——谈《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中的李白形象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在《警世通言》卷九《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一文中,用通俗小说的手法将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与正史记载严谨简约的笔法不同,冯梦龙更多采用"因文生事"的笔法,用亦真亦幻的笔墨来塑造李白。其文结合众多传说故事,写实的成分居少,想象、夸张的成分居多,将李白的人生经历展示得淋漓尽致,使广大读者对李白有了另一种解读。而像冯梦龙这样的晚明士人,在精神气质及科举仕途上也多少与李白有某些相通之处:既追求精神超越的愉悦,也追求世俗的物质享受;既狂狷、旷达,又善于"玩味"生活。因此在创作这篇小说时,他便以一种"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的创作心理来塑造李白形象。     

《续金瓶梅》的人物塑造艺术

作为《金瓶梅》主要续书的《续金瓶梅》 ,其价值不能用“狗尾续貂”一笔抹杀 ,在思想和艺术上 ,续书都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对于其思想价值 ,前人已有论述。在艺术上 ,它同样有其独到之处。表现在人物塑造上 ,《续金瓶梅》在借鉴《金瓶梅》手法的同时又有自己的加工创造。这都是我们在研究续书时应该注意的。     

《金瓶梅词话》"五果五菜"食俗小考

<金瓶梅词话>存在一种"五果五菜"用菜礼制,它是由五种干果、五种肉食组成,是当时社会流行的一种饮食风尚,这在明代人所撰的史料、笔记、地方志及小说中都有大量描述.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明朝统治者政治上的提倡,历史上的承继,明代经济生产方面的特征等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人生永恒的真诀——《禅真逸史》

《禅真逸史》作为《金瓶梅》之后诞生的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其性质归类虽多有歧异,但其核心主旨却在借南北朝后期至隋唐之际的社会背景,以虚拟化的手法,曲折反映作者对理想人生的独特见解。主角人物林时茂由儒及佛、由佛及道、再由道而儒、儒而佛道,其经历的人生四个历程,恰构成中国传统封建知识分子一个完整的生命追求历程和心灵演变史。书中对杜伏威、薛举、张善相三个历史人物的改塑,既是服务于作者这一思想理念,更与作者有意融合《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大奇书为一体的创作风格密切相关。其世情描摹的生动真切,更使其书在艺术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论郭璞的忧患与超脱意识

西晋后期,诸王及诸胡的战争惨烈而频繁,终致两都毁弃,西晋灭亡。然而,这种局面并没有引起东晋统治者强烈的兴亡之思。遗落世务、旷放闲逸成了东晋世族文学创作的基本情趣和格调,社会上也盛行清谈之风。在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东晋诗人郭璞在他的诗文中尤其是在他的赠答诗和游仙诗中反复表达了他对社会和人生的深深的忧患意识和超脱思想。     

"金瓶掣签"制度研究

“金瓶掣签”制度是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重要环节,是对传统确认方法的扬弃。清高宗乘平定藏乱之机果断改革,首次确定“金瓶掣签”制度,不仅理顺了藏传佛教内部矛盾,同时安定了藏区,稳定了蒙古,进一步实现了中央对西藏的主权。从转承本身来看,它完成了从习惯到法制的飞跃,从人神相隔到人神合一的跃升,从地方自主到中央施控的升华,终成千古之规法。     

今本《西游记》姓闫说

今本《西游记》之祖本《西游记(平话)》,系全真教创始人之一丘处机麾下道士史志经等人所撰。文章进而从明代道教秘史等若干方面认定,今本《西》书定稿人也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居于江苏茅山乾元观的全真龙门派道士,其中闫希言(闫蓬头)师徒可能性最大,因此,《西》书作者不是吴承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