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早期“山水游宦”中的山水诗心与勇儒人格

宋人的山水游宦意味着兼顾融通济世弘道的责任与生命超越的祈想,在山水中灌注着追索人生意义的哲思理趣。苏轼一生山水游宦中的山水诗心与其人格构建是印证相通的,早年签判凤翔与通判杭州期间的山水之游,主要呈现出的是志道经世、迈往无前的勇儒人格。经由山水审美的禅思理悟和极富人文精神的智性体验,山水诗心对传统的勇儒人格施以补救、纠偏和整合,变兼济独善的政治人格的偏废分裂为冲夷平淡、理智内省的文化人格的中正圆融。这正是苏轼于山水游宦的生命实践中反思个体价值、建构理想人格的积极意义。     

论山水审美中士人的主体建构与人格完成

山水诗展现了中国人独特的心灵境界。山水审美参与士人主体的内在建构和心灵完善,是对传统政治人格的极大补充。这一参与建构的过程呈现出历史阶段性：晋宋山水突出了个体意识的觉醒,为士人打开了一个相对独立于朝廷、政治的审美境界,为个体人格注入了非功利的审美因素,山水的审美品貌和依托形式也大致确立;唐人山水突出了情理的和谐交融和感性生命的自由舒展,创造出壮阔雄浑的山水兴象和秀逸明净的山水诗境,但中唐的文化转型造成传统人格的萎缩,也使山水境界从荒野林泉转向都市亭园,启迪着宋人的山水新路向;宋人山水突出了对宇宙人生之理的关注,将山水也纳入人文精神的范围,宋学中理学标举的天理本体与苏轼蜀学所提倡的情本体,使士人在山水中定位的理想人格朝不同方向发展,并对明清以后的山水美学与人学产生深刻影响。     

论唐前山水文化及其衍进特点

唐前山水文化经历了从蒙昧向文明、从物质依赖向精神诉求、从非理性向理性发展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人对山水自然的认识由纯客观的审视向主客观融合的方向不断变化,并由此奠定了中国山水文化的人文基础:精神的需求与艺术的审美相融合。反映在文学状态中,《诗经》的比、兴及庄、骚的夸张、渲染奠定了人与自然山水的艺术关联和哲学层面;汉大赋中的山水自然成为烘托帝王功业的载体;两晋之交的陶渊明与山水自然的人格融合开创了隐逸与田园诗的先河;晋室南渡后,以谢灵运为代表,把山水自然引向贵族化。陶谢在其山水诗歌中所反映出的人格特点,为唐代山水文化的发展树立了楷模。     

论王维的“山水”人格

面对仕与隐的二难矛盾和人生的挫折,王维借助美丽的山水来消解,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格范型—"山水"人格,为在庙堂之中保持高贵品格而又不出世的士大夫们塑造了一种理想化的人格模式,其人格模式具有秉操孤贞、闲适高雅、清静无为、寄心于淡、随缘任运等特征。     

中国古代山水画家的人格特质

作为创作个体,不同画家有不同的人格独特性,但从职业活动的场暗示效应来看,中国山水画的认知风格、“经营位置”的构图方式和色彩的运用及其美学追求等,必会使其创作者的人格活动显现出鲜明的专业特征。长期与山水自然为伍以及山水艺术美的创造活动又会使山水画家的人格特征得到进一步强化。通过采用问卷测量法和文献资料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可以提炼概括出中国古代山水画家人格的部分重要特质,它们是隐、静、真、逸和神。     

柳宗元山水游记散文的意蕴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散文具有深广的意蕴:既再现了美丽的自然山水,又借山水感慨身世遭遇,展示高洁的人格品质,同时还揭示出深邃的哲理。     

中国传统环境艺术的信仰精神及其现代使命

古代山水诗、山水画、山水园林、山水城市等山水艺术体系承载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理想与信仰,是中国特色环境艺术的重要内容。在中西宗教与信仰文化语境中,传统山水艺术所包含的信仰精神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和理解:一方面,传统山水艺术的信仰基础如审美生存环境容易被忽略;另一方面,信仰在传统山水艺术创造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未能受到足够重视。实际上,传统山水艺术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信仰精神,既有自由意识的培育和发展,也有对最高本体的认识与表达,它们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生存环境理想。中国当代环境艺术理论与实践需要引入信仰维度,以期创造更多承载人类生存希望与信仰的作品,并在全球化语境中实现更加广阔的跨文化对话与交流。     

中国古代山水画家人格建构策略的现代意义

艺术家是创造社会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主力军之一,优秀艺术家的人格建构策略及其活动对本民族、对人类的人格建构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古代山水画家的人格建构策略及其活动不仅具有独特的画学价值,也是我国人格心理学研究的宝贵资源。通过中国古代山水画家人格活动的心理学解读,可以提炼出有助于现代人人格建设的合理因素,使之成为现代人格教育的重要资源。     

北宋士人贬谪山水中的“集体记忆”——以苏轼及苏门诸子武昌“寒溪西山”唱和为例

宋人因酷烈党争而频繁陷入贬谪之中,又通过理性内省提升内心境界以挺立精神主体,使贬谪中的山水具备迥别于唐人的文化品格。由苏轼所发起苏门诸子参与的武昌寒溪西山唱和,即是以山水为媒介来反思士人贬谪命运、树立自由人格、因诗以进道而追寻文化价值的典型例子。并在一定的时间维度下通过想象追忆的艺术创造,构筑起士人群体间维系情感交流、心理勉慰和价值认同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通过山水审美活动使士人坚守文化理想的人文情怀得以传承延续下去。     

晋宋至盛唐山水田园诗的思想和谐美

晋宋至盛唐时期的山水田园诗积淀了深厚的和谐审美文化的内涵,思想上突出表现为和谐美。“天人合一”的思想渊源以和谐为本,山水田园诗自然人格化的本质属性离不开崇尚和谐的人格定位,儒道佛自然山水观的渗透蕴含着自然和谐的审美观。     

论张养浩的山水情怀与山水散曲

张养浩是元代第一个大力创作山水散曲的人,他的山水散曲,是其山水情怀的结晶。传统山水文化的涵泳、故乡山水的陶养、经历仕宦后的彻悟,共同促成了他的山水情怀;在云庄别墅的经营、赏会以及山水游观中,他抉发出自我精神观照下的山水之美,发为词翰歌咏,成就了他的山水散曲;其风格清丽俊逸,与其他作家的山水散曲相比,要宁静、率真、旷逸、超然得多;他的散曲的"雅化"特征,即与其脱俗的山水题材、懿雅的山水情致、怡然于山水的清妙天机和适意忘怀的审美境界、驱遣灵妙的属词达意、山水之作的清雅意境等,紧密相关。     

新疆山水画写生的地域特征研究

山水画写生要研究山水的地域特征,这是山水创作推陈出新最基础的一步。因此在山水写生时,要对综合性的地域特征作深入研究。国内外画家对地质地貌学特征的研究为我们研究新疆山水写生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为此,画家要借鉴这些研究,重新审视新疆山水的地域性特征——色彩美、阴影美与构成美。     

立"美是什么"新说创景观美学五论--评王长俊的《景观美学》

王长俊先生的<景观美学>以景观美为切点,探讨"美是什么"的问题,提出涵盖面较广的"美即生命"这一新定义,他又以这一美学研究新说为指导,提出了一个较完整的景观美学五论体系其一是从整体性上构建景观美;其二是从景观的主体性与客体性的一致性上构造景观美;其三是在时代性上建构景观美;其四是在美的共同性上构造景观美;其五是从美的功利性上构建景观美.<景观美学>从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结合上,为如何创造景观之美提供了新思路,建立了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唐前山水诗的量化统计分析

山水诗的界定,可从量上规定山水诗的外部特征,从质上规定山水诗的特定内涵。量化统计唐前山水诗歌的分布。结合唐前山水诗分布列表,对唐前山水诗的概况做量化分析,总结唐前山水诗嬗变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特点。     

郁达夫:终生追求美的诗人

郁达夫是一个终生追求美的诗人。这一个性心理表现在他追求作品的艺术美、偏嗜女性美和沉迷自然山水美三个方面。郁达夫对作品艺术美的追求是对其在早年生活经历中形成的自卑、孤独和忧郁心境的补偿和超越,这不仅使他以“美”作为创作的标准,而且使他在生活中时时处处追求“美”:偏嗜女性美是对“诗意”的女性的审美追求,沉迷自然山水美是其审美追求在生活中的泛化。     

唐前山水诗的情理要素消长之路

在唐前山水诗的嬗变中,有一个较明显的变化,那就是理消情长,山水诗逐步摆脱玄理,进入到表现山水的美好清音和抒写主体性灵之中。东晋山水诗理语入景语,以理遣情。南朝宋山水诗玄理渐隐,性情日长。齐梁陈山水诗玄风已逝,融情于景。     

战争奇观的诗化显现——论建安文学中的“战争美”

战争本身是一种独特的美,战争本体美经过作家这一中介环节而转化为文学美,这是战争促生出的独特的文学气象。本文所要论述的就是建安文学中的战争美,包括打上战争印记的自然奇观和社会奇观。雄奇的山川因军旅的涉入,也成为战争美的范畴。曹操的山水诗,艺术地表现了打上战争烙印的自然景观。战争满目疮痍一旦被诗人写入作品,它就成了审美的对象,建安文学中的惨烈之美烧灼着人们的灵魂。     

易顺鼎山水诗论略

近代诗人易顺鼎的山水诗创作成绩斐然，称盛当时。其山水诗内容丰富，既多方面展示自然山水的客观之美，又寄寓诗人的主观情志；风格、体制、语言等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易顺鼎山水诗表现内容之丰富，艺术手法之多样化，为他人所罕见，易氏实为山水诗大家。     

论谢灵运山水审美的发生机制——兼论当下学界对谢诗“玄言尾巴”解读的失据

魏晋玄学与魏晋山水审美的联姻主要是通过三种途径完成的,具体到谢灵运来讲,他的山水审美则主要是从把山水之爱当作人的本能需求的角度切入的.由于把人的山水之爱归结为人的生命本性对自然美本身的本能追寻,而并不像有的士人那样,只将山水视为某种哲理或某种生命境界的展现,如此就使谢灵运的山水审美在形式上发生了重大改变:一是一改对景物静观默照式的悟赏,而为兴味盎然,近似疯狂的邀游;二是在山水诗创作鼢中对山水美本身有了更多的关注.谢灵运山水审美机制的改变与魏晋玄学对人性至善的积极肯定密切相联系,所以,我们认为他的诗歌总有一个玄言尾巴,主要是由于对于他的山水审美切入方式发生误读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