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县级以下基层政权对地方社会的监控

一般认为,县级衙门是清朝国家对地方控制最基层的行政设置.文章就此考察县以下行政政权的设置及其职能,说明清代的县级衙门并非皇朝统治的终点,巡检司署等基层政权是相当一部分州县中位于县级行政衙门与地方村落之间的重要基层政权.然而,无论是县级、还是次县级的政权,到晚清时并没有随着人口的巨大增长与地方社会管理的复杂化而增加,相反,巡检司等官缺反而减少.其原因应从传统中国皇权与地方绅权的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与牵制的复杂关系中加以理解.太平天国以来,随着团练的广泛兴起,地方绅董依赖团练局所等非正式机构,在功能上逐渐取代官方的基层政权,成为晚清地方社会的主要支配者,从而使晚清基层政权逐渐萎缩.     

晚清县以下基层行政官署与乡村社会控制

学术界一般认为，县级衙门是清朝国家对地方控制最基层的行政设置。本文考察县以下行政官署的设置及其职能，说明清代的县级衙门并非皇朝统治的终点，巡检司署等基层官署是相当一部分州县中位于县级行政衙门与村落之间的重要基层官署。然而，无论是县级、还是次县级的行政官缺，到晚清时均并没有随着人口的巨大增长与乡村社会管理的复杂化而增加，巡检司等官缺反而减少。其原因应从传统中国皇权与地方绅权的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与牵制的复杂关系中加以理解，太平天国以来，随着团练的广泛兴起，地方绅董依赖团练局所等非正式机构，在功能上逐渐取代官方的行政官署，成为晚清乡村社会的主要支配者，从而使晚清基层行政官署萎缩不振。     

清末地方军事化中的国家与社会——以“团练”言说为中心的考察

清朝咸同之际,朝野内外举办团练的呼声高涨。检视时人言论,以办团练为途径,赋予地方适度的军事权力,只要选人得力,严密章法,或可实现"奠安黎庶"之愿望。但他们很快发现,办团练使乡村进入了军事化时代,随之而来的是"绅权扩张",因此不得不反思质疑。各种团练之说及由此形成的地方军事化设想及其困局,呈现了近代中国地方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     

清末巡警制度述论

清末巡警制度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的主要内容包括：全国各级巡警机构的建立、中央、地方最高领导机构的建立，各项警察法规的颁布以及巡警素质的提高等。清末巡警制度的建立促进了中国警察制度的近代化。     

晚清乡村绅权及其运作

晚清以降，咸同军兴，乡村秩序岌岌可危。持续衰弱的国家权力有赖于社会力量以共渡难关。由来已久的绅权因其强大的管道实体功能而成为一种有益选择，即对上作为管道以代行公权职能，维持乡村稳定；对下作为实体以聚合民众，主导乡村自治。从发生论角度，晚清学额制度改革造就了规模庞大的乡绅阶层，而学额增加则进一步激发了乡村读书人的入仕信心。他们将理学和经世学结合，使晚清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为之一新。而这些富有进取精神的乡绅价值一经得到有效释放便在最大限度内缓和了清廷所遭遇的政治危机。当然，绅权主体嬗变也带来了绅权外延的积极扩张。这种扩张的标志性事件表现为绅权外溢到由国家权力所垄断的军事与财政领域。在军事权之授予上，乡绅因获得上下信任，进而在战争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财政权之获得上，政局震荡所引起的财政危机使得中央必须依赖地方经济支持，而乡绅在动员乡村抵抗太平军的过程中获得了法定筹饷权。作为一种制度对价，乡绅在19世纪中期协助清政府渡过危难之际获得了之前三百年间不可想象的权能。有了军事与财政特权，乡绅便可以通过公局治乡和团练维稳，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积极发挥效用。虽然在法律时效上，晚清乡村绅权早已隐入尘烟，但这...     

北洋时期绅权的扩张对地方治理的影响——以无锡为例

北洋时期无锡的绅权得以扩张,地方精英们借助自治组织与商会等公法团体掌管了地方管理大权,成为社会权力群体.当时中国基层社会的管治模式巳由传统的政府为主、绅士为辅,变为绅商为主、政府为辅.绅权的扩张给了地方精英们更大的施政平台,但也给全国政权的稳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北洋时期始终未能解决政权、绅权与民权的平衡发展问题.     

清末的地方警政管理体制

清末地方警政始办于各省的省城和重要商埠,多系原有保甲局改编,其中商埠警察以芜湖为最早。统领一省的警政领导机构以直隶警务处为先,后于各省设置巡警道,东三省设置民政司,专管全省巡警、消防、户籍、营缮、卫生诸事务。基层的各府、厅、州、县警察机构则由警察局和乡镇警察局来管理。在清末各省中直隶是办警最为出色的省份。     

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中州县官与绅士关系之演变

官绅合治是中国地方行政的常态。19世纪中期以前,清代绅士一般不担任地方政府职务,他们只是给州县官提供咨询,进行协助,州县官掌握着对基层社会的主控权;咸丰初年,在太平天国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清政府在全国大规模地兴办团练。绅士通过团练组织,扩大团练的社会功能,由幕后走向了前台,成为乡村控制的主体。清末新政时期,办理地方自治,使大批绅士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由非正式权力变为正式权力,绅士不仅已完全控制基层社会,并且正式进入州县政府机构。     

论清季外官改制中的地方政治转型——以江西省为中心的考察

清季外官改制期间,省级政权的变革表现为行政机关的机构专门化、职责制度化,司法独立迈出艰难的第一步以及谘议局成为民众政治参与的新管道;州县级政权的变革表现为绅权从乡村向州县级政权的扩张,地方绅士成为州县级政权体系中的权绅。晚清政府引入三权分立原则,在推进地方政治转型的同时也经过了本土化的改造,绅权的转移开启了近代乡村社会控制弱化的历史进程,最终拉大了国家与民众的距离,使乡村社会陷入难于整合的危机。     

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中州县官与绅士关系之演变

官绅合治是中国地方行政的常态。19世纪中期以前，清代绅士一般不担任地方政府职务，他们只是给州县官提供咨询，进行协助，州县官掌握着对基层社会的主控权；咸丰初年。在太平天国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清政府在全国大规模地兴办团练。绅士通过团练组织，扩大团练的社会功能，由幕后走向了前台，成为乡村控制的主体。清末新政时期，办理地方自治，使大批绅士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由非正式权力变为正式权力，绅士不仅已完全控制基层社会，并且正式进入州县政府机构。     

清代北方官办乡约与绅衿富民的关系

在清代北方乡约行政组织化过程中,绅衿富民垄断乡约首事选举的状况逐渐被打破,但绅衿富民仍通过各种方式控制乡约.为了避免出现绅衿富民把持乡约的局面,官府又限制绅衿富民对乡约事务的干预,以便维持乡村政治生态的平衡.这说明清代北方官办乡约与绅衿富民的关系受官府的影响很大,也说明清代官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得到了加强.     

沦陷时期南京社会的基层控制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在日本华中派遣军的直接操纵下,集特务、警政、行政于一体的控制机制逐步建立起来。日伪统治暴虐的程度、控制的力度和渗透性可谓空前绝后,日本特务、顾问、宪警成为南京社会的主宰。傀儡组织和伪政权承继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相关制度,直接服务于日本帝国主义“以华制华”、“以战养战”政略。日特、宪警、保甲互为补充,对南京城乡实行严密的殖民统治。     

唐代藩镇质子制度

唐代藩镇节度使制度产生后,导致国家军力外重内轻,唐中央遂对藩镇征召质子,若藩镇背叛中央,唐中央便通过掌控人质以进行制裁。但唐中央对藩镇征召质子这一措施实行起来较为被动,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藩镇尾大不掉的问题。彻底解决藩镇问题,最终还要依赖于统治者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实力的不断加强。     

食盐专卖与海域控制——以嘉万年间福州府沿海地区为例

明中期以后,随着海洋捕捞业及海上贸易的发展,海域资源成为关系地方生计的重要资源。这一时期,国家在海域控制方面缺席,地方上各势力利用各种手段划分、控制海域。在福州府,嘉靖、万历年间沿海势要通过在近海岛屿建立食盐专卖制度,借助官府力量排挤竞争者,控制了近海海域。盐帮设立后,商哨独占渔业资源和海上商道,引起与商帮利益无关的地方士绅的反对。福州府士绅董应举等通过废除盐帮荡平了帮商在海上的影响力,并借官府重整海防之机,取代盐帮控制了近海海域。由此可见,近海地区的食盐专卖与海域控制有着密切的关系,食盐专卖往往是控制海域的重要手段之一,传统中国的食盐专卖制度具有多层次的意义。     

晚清广东的"公局"--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权力机构

在19世纪50年代因镇压红兵起义而在广东普遍设立的公局,后来演变为广东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常设权力机构.它拥有武装,征收局费,有稽查、缉捕、审判、仲裁等权力,甚至在地方上有一定立法权,使清朝的统治得以延伸到县以下的基层社会.研究广东公局,有助于进一步深入了解晚清士绅的地位、作用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北洋政府时期的地方公债探析

北洋政府时期,大小军阀各霸一方,连年混战,财源枯竭,地方财政陷于困境。为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各地方政府除截留国税、增加苛捐杂税外,还募债以资挹注。这一时期江西、浙江等17省（区、市）发行的14 579.96万元地方公债中超过66%被用于军政费用,弥补财政不敷;其余债款则用于兴办实业、筑路修桥、赈灾善后和整理金融,对发展地方事业、稳定地方金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中国近代高等警察教育综论

中国近代高等警察教育产生于20世纪初,大致经历了清末民初、北京警官高等学校、南京中央警官学校等三个发展阶段.作为中国近代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高等警察教育在最初模仿和照搬日本、欧美的办学经验之后,逐步摸索出一条结合中国国情的多元化借鉴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受到历届政府高度重视的强调警察专业化建设和军事化管理的办学模式,对中国近代警政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