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翻译文学”与“源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的差异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基点.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独特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有着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     

企业科技翻译者主体性发挥之重要性及制约因素

在企业科技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可以完善科技翻译语言,为企业创造效益,保持企业发展活力。但是,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受到企业科技翻译的专业性、综合性、时效性等特点和译者自身素质等因素的制约,有其受动性。     

高尔夫英语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对高尔夫英语进行了界定,并探讨了译者主体性在高尔夫英语翻译中的发挥,指出在高尔夫英语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会受到译者的翻译目的的制约,而翻译目的又直接影响了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另外,读者的期待视野也决定了译者的翻译策略。译者在进行高尔夫英语翻译的过程中需要在准确翻译专业词汇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才能译出佳作。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译者的主体性

在传统翻译理论中,译者处于＂忠实＂与＂背叛＂的两难境地,译者主体性被长期遮蔽与边缘化,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则为翻译理论开辟了新视角,翻译的主体性问题逐渐成为翻译理论研究关注的焦点,翻译实现了由对文本的关注到对译者的关注的转折。     

目的论视角下译者主体性研究——以卢秋莹汉译本《我就是要挑战这世界》为例

从目的论视角,以《The Absolutely True Diary of a Part——Time Indian》的卢秋莹汉译本《我就是要挑战这世界》为例,在阐释翻译目的与译者主体性之间逻辑联系的基础上,探讨翻译目的和目标读者对译者主体性的影响,重点研究译者如何应用归化策略以及转译、措辞、句式结构调整和虚词具体化等翻译方法,分析译者对源文本的解读和对译本的加工,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翻译目的和目标读者的需求,积极发挥主体性,翻译出优秀的译本,彰显译者的身份地位。     

企业外宣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

首先讨论了企业外宣文本的特点,企业外宣翻译中译者主体性发挥主要表现在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译者主体性适度发挥有利于提高企业外宣翻译的质量.     

从译者的主体性看麦都思的《尚书》译本翻译策略

＂文化转向＂视野下的翻译理论充分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译者从忠实的＂仆人＂提升为具有创造性的＂主人＂,译者的主体性决定了翻译文本的选择与翻译策略的取舍。在译者主体性关照下探讨英国新教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尚书》译本的翻译策略的选择,分析麦都思的译者身份在翻译策略中的体现,以期能够为促进今日之中国典籍西译、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为提升我们国家的软实力提供可资参照的历史经验,并为今日世界翻译的理论建构以及中国译学理论建设提供丰富的范例。     

从功能翻译理论看译者的主体性

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是客观存在的,传统的翻译研究长久以来忽视了翻译中最积极活跃的因素——译者。最近几年,随着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出现,不少学者对译者主体性问题进行了探讨,但主要是从阐释学的角度研究的,指出译者主体性主要体现在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本文试图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认为译者主体性还体现在文本的选择、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的确定等方面。     

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彰显——以莫言《红高粱家族》葛浩文英译本为范例

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翻译主体研究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重视,译者文化身份和译者主体性得以彰显。本文通过对莫言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英译本的研究,探讨了葛浩文译者主体性在文本选择、文本解读和翻译过程三方面的显现。在"文化强国"的战略背景下,译者主体性的和谐发挥将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带来十分有益的启示。     

实用文体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实用文体翻译可以说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已经有越来越的学者开始重视实用文体翻译的理论研究,其中的译者主体性问题也逐渐引起了关注.本文从实用文体翻译的目的、译者的理解和表达、以及实用文体文本的语言特点等三方面来说明实用文体翻译中译者主体性存在的必然性.     

基于接受美学理论的儿童文学作品译者主体性建构——以《青铜葵花》英译本为例

《青铜葵花》自出版以来,受到了国内外广大读者和学者们的青睐,并获得了国际儿童文学的最高奖项。以《青铜葵花》的英译本为研究对象,从两个方面对译者主体性展开了研究。一方面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译者主体性的具体表现,发现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另一方面,从译者的角度,分析了影响译者主体性建构的两个主要因素。     

论译者的翻译个性——以霍克思英译《红楼梦》为例

创作个性是文论中的重要论题,受之启发,提出翻译个性的概念,指译者基于自己对翻译活动的独特认识与体验而形成的独特的审美心理结构。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活动,这就决定了译者翻译个性不同程度的存在。由于译者与作者的个性差异,译作偏离原作的现象普遍存在,创造性偏离越明显,译文往往越有审美性与艺术性,译者的翻译个性也就越鲜明,如霍译《红楼梦》体例的更新与变异、整合补偿的广泛运用等。翻译个性有利于推进译作与译者本人的经典化进程,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论题。     

基于语料库的译者文体研究回顾与展望

继Mona Baker在2000年率先提出用语料库方法研究译者文体之后,国内外基于语料库的译者文体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针对2000至2014年这十五年间国内外基于语料库的译者文体研究的发展进行回顾与评析,指出现有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今后的相关研究做出展望。今后的译者文体研究应根据特定目的建立一个语际对比和语内类比相结合的综合模式,对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的个体译者或群体译者的译者文体予以关注和研究。     

《霍小玉传》两个英译本的翻译风格——基于语料库的研究

使用语料库语言学方法对<霍小玉传>两个英译本的译者风格进行了研究.使用语料库检索分析软件WordSmith,对两个英译本以及作为对比使用的英语本族语语料库中的平均词长、词汇密度和文本可读性等多方面数据做了统计和对比.同时,还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运用相关翻译理论对两个译本中的翻译实例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了两个译本译者在翻译风格上的特点.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实证性研究具有科学性,因此其研究结果可以为翻译批评提供可靠的依据,也可用于翻译教学和译者培训中.     

张爱玲自译作品中的变译现象——以《桂花蒸阿小悲秋》为例

自译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翻译,涉及到了翻译者和创作者的身份重叠。自译者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和创作空间,自译作品是译者创作生命的循环。基于接受美学理论中的读者接受论,张爱玲在自译短篇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中充分发挥其主体性,有意识地选择翻译策略,产生了大量的变译现象,译文虽不完全忠实原文,但顺应了目的语读者的交际需要。     

功能文体学视角下的翻译教学探索

在Halliday的功能文体学理论框架下,论文从语篇语境与译者多重身份协商角度,探讨了功能文体学视角下翻译教学设计理念和教学模式,并示例化呈现该模式下的翻译教学有益于提升学生的源语篇识解与再现能力以及译语篇的批评与赏析能力。研究证明,功能文体学理论为翻译教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从翻译的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

作者、译者和读者均为翻译主体,都在积极地参与翻译活动,译本实际上是他们共同创造的结晶。由于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受到作者和读者主体性的制约,主体之间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为了确保翻译活动的顺利进行,应该从主体性研究走向主体间性研究,通过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平等对话,达到主体间的“视界融合”。     

译者惯习视角下莫言小说语言变异的英译研究——以《酒国》和《蛙》为例

从译者惯习角度,以葛浩文翻译的莫言作品《酒国》和《蛙》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作品中的语言变异及其翻译策略:通过对词汇变异、语义变异、语法变异三方面进行考察,得出葛浩文翻译《酒国》中语言变异时,采取直译和意译相协调的策略,而翻译《蛙》中语言变异时,更倾向于直译;描述葛浩文在翻译两部作品期间的译者惯习变化,进而分析“译者惯习”“翻译场域”“译者资本”对翻译策略的影响,指出《蛙》比《酒国》更倾向于直译可归因于葛浩文日渐形塑的译者惯习、态势良好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场域以及不断积累的译者资本。     

我国儿童动物文学及其翻译研究

中外儿童文学充满了“动物”色彩，动物文学因其独特的内涵和异质的美学魅力成为了对少年儿童大自然教育和生命教育的特殊题材。通过论述动物文学与儿童文学交错重叠的关系，回顾了儿童动物文学的兴起，并从政治、社会、科技发展等方面分析其发展动力，综述我国儿童动物文学及其翻译研究较为匮乏的现状，挖掘其研究意义，肯定其对儿童成长的积极作用与影响，旨在为我国儿童文学翻译和儿童文学事业发展提供借鉴与新动力。     

论象征性游戏对幼儿主体性发展的价值

幼儿主体性是幼儿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特性,其发展是幼儿教育的重要任务。象征性游戏是2—6岁幼儿典型的游戏形式,其对幼儿主体性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幼儿主体性发展的内容包括主动性、独立性和创造性三方面的发展,幼儿参与象征性游戏活动,有利于促进幼儿的主动性发展,增强幼儿的独立性并激发幼儿的创造性。幼教工作者应当提升象征性游戏对幼儿主体性发展的价值认识,重视并鼓励幼儿的象征性游戏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