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歌翻译中的文化交流--评《长恨歌》的两种译本

诗歌是民族语言的精粹,凝聚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因而诗歌翻译既是一项跨语言, 也是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诗歌所涉及的文化有表、中、深三层之分.在文化表层,全人类共性远远大于个性,因而翻译方法以横向移植为主.在文化中层,两种文化可能会出现文化并行或空缺现象,翻译应该着力于沟通.在文化深层,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隔离现象,主要表现为语言的隔离和心理的隔离,在这一层面翻译所面临的难度较大,译者首先应对此有所认识,然后灵活应对,以便跨越文化鸿沟.     

古诗词中专有名词的翻译

在古诗词的翻译中,专有名词的翻译是一大难点,由于两种语言、两种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以及诗歌艺术手法上的特殊性,需要根据不同词汇在不同语境下的具体涵义,作出最合乎整首诗歌思想内涵的解释和翻译。     

本雅明的翻译超越论对诗歌翻译的启示

根据刘宓庆先生在《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一书的介绍、论述和译例,本雅明的翻译超越论实质上是诗歌翻译者在两种语言之间找出一种"纯语言"来实现不同诗歌语言的"互补"。这种翻译思想无疑从另一种角度看待、诠释及评价诗歌翻译,对诗歌翻译不啻为一种启示。译者的任务是在译语里激起原作的回声,为此,译者要找到的是体现在译语中的效果,即意向性。我们应该在新世纪多元化翻译理论与标准指导下,让本雅明的翻译超越论作为一条指导理论,恪守译者的天职,进行诗歌乃至文学作品及各种原作的共生互补的伟大工作。     

诗歌翻译原则和译文风格定向

诗歌翻译的原则对译文风格的定向和产生有着直接的关系和影响。在翻译实践中,有些译者有时没有或不考虑翻译的指导原则,结果造成了翻译的无目的性和译文风格的过于译者化。诗歌的翻译应坚持前瞻与后顾的原则,在一定的翻译目的的导引下,运用严式或宽式的翻译方法,并且根据翻译目的定位译文的风格。     

浅淡诗歌翻译中意象问题的处理

意象是诗歌的灵魂,译者应在翻译中尽量保持独创性意象,舍弃废弃不用的或陈腐的意象,以新的意象代替旧意象,或直译加注去解释原语文化中的特有意象。     

论唐诗翻译中对仗句式的处理方法

唐诗的艺术成就很高,同时,古诗格律的发展至此也臻于完善。其中,对仗的严格要求对于译者来说是个颇费斟酌的问题。在众多的唐诗英译本中,对于对仗句式的处理各不相同。从形式上讲,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译为英语句型相仿的两句或较为对称的结构;不求结构对称,译为各自独立的两句;整合语意,译为一句。诗歌翻译中信息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但应尽量多保留一些原作结构上的特点。     

诗性汉语与诗歌翻译之我见

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任何其他文学形式都无法比拟的重要地位,原因就在于汉语本身具有与生俱来的诗性特质。诗歌翻译不能无视诗性汉语的特点。在对汉英两种语言文字及其诗歌进行分析比较后我们发现,以普遍的翻译标准衡量性质完全不同的诗歌翻译是不切实际的。此外,本文还指出,诗歌翻译的实践性不仅需要译者具备较高的文学修养和审美能力,也需要更大的胆识。     

诗歌翻译中的意象转换

诗歌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歌翻译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交流活动。意象是诗歌的要素之一,但由于不同文化在诗歌表现手法上不尽相同,因此在诗歌翻译过程中意象是否可以转换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通过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探讨,认为“形神兼备”是诗歌翻译的理想境界,但在诗歌的实际翻译过程中进行一定的变通与转换,也同样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涵化与本土化：18—19世纪法国文学界对中国诗歌艺术的诠释

近代法国文学界在中国诗歌法译实践中认识到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在意义和语言形式上均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认为“诗不可译”。尽管如此，再现中国诗歌的意境和语言之美仍然是法国文学界的理想。18—19世纪中国诗歌法译有三种模式：传教士的索隐式翻译、专业汉学家的学术翻译和职业文学家的自由翻译。索隐式翻译是一种策略性偏离，汉学翻译力求忠实于诗歌原意，自由翻译则是创造性接受。从美学角度看，三种翻译模式之间并无明显界限，法国文学界对中国诗歌艺术的接受呈现涵化和本土化两个面相。涵化的典型案例是《玉书》发行，推动法国诗歌从格律体走向自由体；本土化表现为中国诗歌通过法语语言再现，意境符合译者所在时代的审美趣味。     

英汉语篇结构的差异性对汉诗英译的影响

语篇是人们用于表达思想,抒发情感,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和手段。汉英两个民族两种语言在诗歌翻译中对语篇的应用体现出各自不同的思维习惯,而两种语言语篇结构的差异性更是对汉诗英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此如何消除因语篇结构的差异性而给诗歌翻译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我们研究和探讨的意义所在,即如何最大限度地保留汉诗的含蓄美,如何在译文中保持原有诗歌的节奏和意境等。     

英诗汉译中语词、形式与意境关系初探

意境是诗歌的生命，营造意境，乃是中外诗人在创作时苦心追求的最高境界。如何转移、转达和保留这一境界，也是经常困扰诗歌翻译工作者的问题之一。在英语诗歌汉译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因词害意、因形损意的现象。文章就英诗汉译中语词和形式的选择与意境再现关系的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英诗汉译的“情味”与“韵味”

诗歌形式是诗歌有机整体的一部分,但相形之下,诗味与诗魂在诗歌翻译中的传递应该优先于诗歌形式。本文试图从接受美学的视角,以一首英诗汉译为个例,探讨诗歌翻译中因源语、的语差异与不对称性而必然产生的矛盾,指出诗歌翻译贵在传情。     

《易经》研究与吉狄马加诗歌翻译——美国翻译家梅丹理先生访谈录

论文针对吉狄马加诗歌翻译研究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采访了当代著名汉学家、诗歌翻译家、诗人梅丹理先生。梅丹理先生重点阐释了《易经》研究对其解读诗歌意象的重要启示,并围绕吉狄马加其人其诗、诗歌音乐性、个人民族诗歌翻译方法、成果,以及民族诗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和自己未来的研究计划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些真知灼见不仅为吉狄马加诗歌翻译个案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也为长期受冷落的当代民族诗歌翻译与研究带来了信心和希望。     

译诗创格与诗学重诂——吴宓早年英诗汉译活动寻踪

尝试用现代西方翻译理论来审视中国的翻译家必将有一番新的发现,这点对于个案诗人兼翻译家吴宓的译诗研究同样适用。文章重点追寻吴宓早年译诗方式嬗变的踪迹,说明译者在重写原诗的过程中,因受接受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翻译诗学观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并形成迥异的译诗风格,进而讨论他的译诗对早年汉语新诗创作产生的影响。     

杨宪益汉诗英译理念的变迁——从《楚辞》到《红楼梦》

杨宪益的汉诗英译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从前期的《楚辞》翻译到后期的《红楼梦》诗词翻译,不同时期的译本体现出译者迥异的诗学理念。结合相关回忆性材料,对杨氏在不同时期关于“诗歌能否翻译”与“诗歌如何翻译”两个问题的诗学理念进行考察,揭示其汉诗英译诗学理念变迁的轨迹,同时客观描述了该过程中伴随发生的译者对翻译本身兴趣的变化,最后指出译者兴趣因素对于翻译行为的重要影响。     

从新教传教士的译诗看新诗形式的发端

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在运用汉语翻译基督教诗歌上,已经做过大量的运用白话翻译新诗的尝试。他们的译诗,是汉诗欧化的最早尝试。我们从这方面的翻译中,可以看到汉诗一步步走向欧化的过程,以及中国诗同外国诗之间的融合,从而形成汉诗新的特点。这种努力到五四之后,成为新诗发展的重要方向。     

论朱生豪的诗词创作与翻译莎士比亚戏剧之关系

朱生豪将莎士比亚戏剧以具有强烈诗歌韵昧的口语化散文形式表达出来,具有不是诗词,但在诗意的表达上,胜似诗剧的特点。朱生豪的译文押韵的地方较多,句式整齐,上下句之间形成了对称、对比的形式,节奏感强,具有音韵美、整齐美的特点,符合汉语读者的审美习惯。他的译文在准确的基础上符合汉语读者对诗歌和戏曲的审美欣赏习惯。他翻译莎剧的成功是与他具有较高的中国古典文学造诣和深厚的中国古典诗词修养分不开的。     

诗歌意象美的传递——以唐诗英译为例看诗歌翻译

诗歌的意象为诗歌美的重要体现形式,而意象的翻译直接关系到原诗美的传递.本文从美学角度出发,着眼于诗歌"意象"的定义和审美特征,阐释了诗歌的意象是人的存在形式通过"赋比兴"等手法而进行的诗意的表达,而人的本性和事物的异质同构的特点使诗歌意象的翻译成为可能.本文结合唐诗英译的例子,通过对译本分析并总结出,诗歌意象翻译中对原诗意象和意象背后的意境的理解是关键,在实践中还要结合译入语境对意象作阐释或调整,这些策略对诗歌翻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音、形、义的忠实性创造解读汉译英诗的美学再现

译诗的关键在于译其神,译其美。翻译诗歌不能只拘泥于原作表层的文字结构,需发掘原诗的意境,使原诗神韵再现于译作中。汉译英诗在无限接近原诗音、形、义的同时,应讲求音美、形美、义美,传递原诗的精髓,实现忠实性的创造,再现原诗的美学意义。译者在深刻领会原诗文字内容的同时,要把握其原创精神,力求译作与原作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