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之共同犯罪问题探析

《云梦秦简·法律答问》在书写形式上多采用问答形式,对秦法律中的主体部分(即刑法)的某些条文、术语以及律文的意图进行了明确解释.其中有部分内容涉及到犯罪论中共同犯罪的相关问题,文章拟对《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关涉共同犯罪之内容进行分析与总结.     

析《龙岗秦简》中的行政法规和行政管理制度

围绕《龙岗秦简》中的“禁苑律”，分析了我国古代的行政法规和行政管理的有关规定，如关于禁苑的行政机构、官职及其行政职能，以及官吏的责任等。     

从《为吏之道》看儒学与秦代的政治道德

云梦秦简中的《为吏之道》主要说明官吏应具备的品德修养,以及官吏治理人民的政治道德;将其与儒家传世经典文献进行比对,可以看到其吸取了儒家宽裕忠信、修养身心、安贫乐道的思想,这表明,秦代在治民方面虽然实行严刑峻罚,但是在政治道德建设方面却重视儒家的内圣之道;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秦代并不完全排斥儒学。     

书讯

《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对《初探》关于秦的徭役制度、土地制度、柰臣妾制度、赐爵制度及官制等篇,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删去了若干政治批判性的内容,加强了学术性和科学性;还增补了关于法律制度、户籍制度、官吏考核制度、官府手工业制度以及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等篇目。     

简帛《日书》岁篇合证

江陵九店楚简、云梦睡虎地秦简、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和居廷汉简中都有通过“岁”的运行占断移徙吉凶的日书条文,通过对这几种《日书》“岁篇”的比较对证,发现“岁”即《淮南子·天文训》中的“太岁”或“大时”,日书中移徙吉凶也与《淮南子》所记大体相符。《日书》“岁篇”为楚国历法研究提供了新证据。     

读秦简牍发微

一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墓,发掘出土了大量秦简。这些秦简,除《日书》两种而外,经过整理小组专家们的辛勤劳动和精心整理,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以《睡虎地秦墓竹简》书名出版。《睡虎地秦墓竹简》一经发表,学术界立即兴起了云梦秦简研究热。一九八一年七月中华书局编辑部汇集了部分论著,出版了《云梦秦简研究》。一时盛况,可想而知。然而在已经发表的所有论著中,似乎还没有人就《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工作中的千虑     

论《唐律》对主典职务犯罪的惩治

主典是《唐律》官吏职务犯罪的特殊主体之一,也是唐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中负责处理公文的胥吏,主要包括令史、书令史与府、佐、史等,在《唐律》中主典属于主守官。《唐律》中有一些职务犯罪以主典为特殊主体。主典作为主守官与监临官一样承担更为严厉的刑事责任。     

评[日]堀毅著《秦汉法制史论考》

由法律出版社于1988年8月出版的日本学者堀毅所著《秦汉法制史论考》一书(以下简称堀毅书),近28万字,由十三篇从法制史角度研究云梦秦简的论文组成,书末附有《有关云梦秦简的资料与著述目录》及作者简历。蒙堀毅先生惠我一册,收到之日,立即展诵。颇有感于该书     

战国时期秦封建法制的发展——读《睡虎地秦墓竹简》札记

一九七五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秦简,有很大部分是《秦律》条文和有关的资料,这对于研究战国时期秦的法律制度具有重要价值。现就秦简所反映的秦的法制的一些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一、从封建法典《秦律》看秦的立法在中国历史上,封建法律是以成文法的形式出现的。夏、商、周时代,专制主义制度和劳动者没有人身权力,不可能有成文法典的产生,当时虽也有《刑书》的制定,只不过是用以威吓人民的刑名之典,在“临事制刑,不予设法”的统治阶级意志下,实际上不具有什么     

论睡虎地秦简日书的结构特征

本文从《云梦秦简日书研究》出发,深入研究了睡虎地秦简日书的各部分,对日书的内容、形式、文本等方面的结构特征作整体性的阐明,进一步揭示了日书及相关术数的性质和源流,对日书中大量天文、历法和术数内容的含义和性质首次进行了分析和阐示。     

论政府采购制度的法律特征

在政府采购制度中,其采购主体、采购目的、采购权、采购原则和采购程序等方面既不同于以往民事法律制度,又区别于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法律制度,具有明显的公、私法相融合的现代经济法精神的政府商事法律制度特征。政府采购制度是政府商事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结合我国《政府采购法》的具体内容,进一步探讨政府采制度的法律特征,目的在于以现代经济法之理念和精神来认识和理解我国《政府采购法》,努力使政府采购行为真正纳入法治轨道。     

取消民族成份作假考生录取资格的合法性质疑

对于民族成份作假骗取高考加分的考生,教育行政部门作出的取消录取资格的处理,在性质上属于行政处罚,应当遵守《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有关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属于法的渊源,民族成份作假考生的行为不是应当受到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对考生实施行政处罚缺乏事实根据。行政规范性文件无权设定行政处罚,依据有关行政规范性文件取消考生录取资格,缺乏法律依据。有关部门取消考生录取资格也没有遵循《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不具有合法性。     

论行政奖励的立法规制

由于传统法学理论忽视奖励对社会的调整作用、立法机关对奖励机制存在偏见等原因,我国立法对行政奖励的规制很不完善,有必要对行政奖励进行规制以制约行政主体滥用权力,依据其他规范性文件和自由裁量权实施某些行政奖励.行政奖励客体应当包括政府认可的非义务行为、仅通过强制手段无法实现行政目标的义务性行为和对行为结果无法控制的义务性行为.在行政奖励立法时应当充分考虑行政奖励的功能,分析影响行政奖励方式的因素,如受激励群体的偏好,成本与效益的分析,是否违反法律、社会公德和其他更重要的利益等.     

我国政府信息共享的现状、困境和出路————以行政法学为视角

政府信息共享是伴随着政府分工细化、公共行政改革和信息技术进步逐渐发展起来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信息共享在科学数据、行政规制和行政给付等领域取得显著进步,对于促进政府科学决策、提高政府监管质量和提升公共服务绩效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实践中,由于陈旧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制约,我国政府信息共享也暴露出共享主体积极性不高、共享的有效性不足、共享的可操作性不强等一系列问题,使信息共享的发展陷入困境。当前,面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对政府信息共享提出的新要求,只有结合法治政府的建设,对政府的行政职能、组织体制和运转方式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革,才能为我国的政府信息共享开辟出一条脱困发展的有效出路。     

公共服务型政府与计划法律制度的建设——围绕“十一·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谈起

管制性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工程,其中计划法律制度的建设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特别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制定和执行,在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政府在规划的制定、执行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转变正是公共服务理念的体现.只有将五年规划的编制和实施纳入法律程序,使其内容反映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与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角色相适应,才能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总体方向的指引.另外,与公共服务型政府职能相适应的计划实体法律制度和程序蝌法律制度的建立也需要引起学界的重视.     

《奏谳书》与秦汉法律实际应用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编录的秦、汉案例文书是宝贵的法律文献,具体反映了秦汉法律的实际应用状况和原则,经与云梦睡虎地秦简、龙岗秦简的秦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汉律对照研究发现:秦律规定的“毋笞掠而得人情为上”、“笞掠为下”的治狱思想和原则没有认真贯彻落实,与治狱实际存在差距;秦律严厉且缺乏弹性,禁止治狱官吏“释法”;秦在对执法官吏进行个人道德及法律教育的同时还重视对在具体执法过程中表现突出的治狱官吏进行表彰;汉初统治者在执行法律过程中存在疑罪从重的倾向,疑罪从轻原则并非始于汉初;汉初严格执行“法时”原则,强调依犯罪时所施行的法律判罪。《奏谳书》直接架起了出土秦律与汉律二者之间关系的桥梁,反映了秦汉法律的继承与发展,为秦末汉初司法制度的演变提供了依据,在秦汉法律关系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WTO原则框架下的行政理念与政府角色

自由贸易原则要求我们的社会是法治社会 ,非歧视原则要求树立法的权威 ,透明度原则是法治的重要保障。“自由贸易”、“透明度”、“非歧视”三原则要求我们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必须秉承“有限政府”、“责任政府”、“透明政府”、“超然政府”等行政法治理念 ,加快行政法治建设 ,转变政府职能 ,同时充分利用WTO原则、规则体系中的优惠条款维护中华民族的正当权益。政府应当扮演引导员、信息员、服务员、警卫员的角色     

论政府权力界限——以行政法治为视角

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诉求之一。政府权力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为政府权力设定法律界限就是最好的"制度笼子"。行政法是控制和规范行政权力的重要机制,为政府权力的运行设定法律界限,规定了政府权力的边界范围和条件限制。政府权力的边界在于:职权法定、权利保障、行政责任;政府权力的限制在于:程序正当、合理行政、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     

论行政相对人知情权的司法救济

知情权是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中公民的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在推进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必须积极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我国刚刚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从规范政府公开行为角度给予了公民知情权的法律保障。结合此条例的相关规定，分析对行政相对人知情权司法保护的法理基础，并对其具体制度作进一步研究，希望它能在实践中得到有效执行，并伴随着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的进程日臻完善。     

突发事件中政府传播科学信息行为的法律分析

信息公开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要求,而突发事件中的政府信息公开,则更具有特别的价值。突发事件中政府传播公众急需的科学信息的行为,在行政法视阈下是一种行政指导行为。但介于政府传播科学信息的抽象性与具体性,一定情形下政府传播科学信息致害时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为弥补现行法律规制的缺陷,需在立法上进行完善,加强政府与科协的合作,并在救济途径和行政责任上进行适当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