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与公司现金股利

学者们围绕公司代理问题与现金股利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所得结论不尽相同。结果模型认为代理问题越严重的公司发放的现金股利越少,而替代模型认为治理质量较差的公司倾向于支付更多的现金股利以保持良好的声誉。在公司股权结构集中的情况下,公司代理问题主要存在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探讨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影响公司股利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不同导致公司代理问题的差异,从而对公司股利政策产生影响。以2006年至201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分析样本,采用Tobit模型考察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与公司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并借鉴Fama and French的价值回归模型测量代理问题严重程度不同的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价值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进行利益侵占的可能性较大,公司发放现金股利可以减少代理成本,股利支付率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成正比。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上升到一定程度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协同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公司分配现金股利缓解代理冲突的必要性较小,股利支付率随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减少。同时,与控股股东协同效应较强的公司相比,当控股股东表现为利益侵占时,公司支付现金股利的治理作用较强,现金股利的价值效应较大。 基于股利支付水平和现金股利价值两个维度的研究结果表明,替代模型对于解释中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具有适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控股股东代理问题影响公司现金股利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也对中国监管部门进一步规范公司现金分红具有理论借鉴意义。     

股利政策的股东财富效应:来自中国股市的经验证据

国内现有文献关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理论、代理成本理论和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对上市公司通过股利分配实现股东高回报率的股东财富效应研究较少,而国外从税收政策变化和税负差异的角度研究股利政策财富效应并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为此,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的特殊治理结构,以2003-2004年所有分配股利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股东财富效应。研究表明,分配现金股利使非流通股股东实现高回报率,流通股股东获得股票股利的较高短期收益率。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决策的调查研究分析

本文调查了上市公司财务总监股利支付水平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和股利分配动因.2006年5月和8月,我们对河北省、山西省、陕西省82家上市公司和厦门国家会计学院两期培训班60家上市公司财务总监进行问卷调查,累计收回有效问卷123份.分析调查结果我们发现,上市公司管理层在决定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时,首先考虑公司是否有充足的现金储备和持续经营现金净流入量;股票股利高低主要受公司扩张计划、当期每股净利润和未来预期每股净利润的影响;每股资本公积金是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首要影响因素;支付现金股利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当期和以前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大部分CFO同意公司应设立现金股利目标支付率并逐步调整至目标支付率,反对稳定的现金股利政策;支持"一鸟在手"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代理成本理论和大股东陶空理论.现金股利、股票股利分别对非流通股股东、流通股股东存在显著的财富效应.为股东财富效应理论提供了充分证据.     

股权分置改革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基于迎合理论的证据

本文选取2001~2010年的数据,基于迎合理论,考察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研究发现,股权分置改革前,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反映投资者偏好的现金股利溢价并不相关;股权分置改革后,现金股利溢价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解释力显著增强。这一结果表明,股改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更加注重中小投资者的偏好。股票股利溢价对上市公司的股票股利政策在股改前后均有显著影响,这表明上市公司股票股利政策与中小股东的偏好密切相关。     

现金股利与公司治理的契合——基于代理理论

本文基于代理理论,研究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公司治理在根本上是对代理问题的治理,是对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的治理.现金股利能够缓解股东与经营者、大股东与小股东代理冲突,发挥公司治理效应.     

产品市场竞争、控股股东倾向和公司现金股利政策

利用我国沪深两市的4093个公司年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查了公司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控股股东现金股利分配倾向与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控股股东具有偏好现金股利的显著倾向,并且这种倾向不受股东性质的显著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偏好现金股利的倾向在高产品市场竞争的环境下更加显著,控股股东要求支付更多现金股利的倾向随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增加而增加。通过运用代理成本理论和股利"掏空"理论对结论进行分析,表明产品市场竞争起到了良好的外部治理机制作用,可以较好地抑制经理层的道德风险和控股股东通过其他方式对公司进行"掏空"。     

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与企业绩效:公司治理的中介作用

基于2004年～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应用回归分析的方法,系统考察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间的互动机理,检验公司治理在两权偏离与企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其负向效应随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比例的提高而趋于降低;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对公司治理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其负向效应随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比例的提高而趋于降低;公司治理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其在终极控制对公司价值的作用机制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超过50%,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比例的提高会降低公司治理的中介效应.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最后为优化公司治理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同群效应研究

公司股利分配政策深受监管机构和投资者长期关注,对于公司内部治理和价值提升具有重要影响。在2023年沪深交易所出台《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的大背景下,对股利分配政策的同群效应进行研究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使用工具变量两阶段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沪深A股市场股利分配政策同群效应的表现及异质性。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在制定和实施股利分配政策时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这种同群效应主要表现为行业内小市值公司对大市值龙头公司的跟随效应。股利分配政策的同群效应具有“非对称性”：行业内大市值公司会按照行业惯例在非现金股利分配方面表现出同群效应,而行业内小市值公司更倾向于跟随行业标准在现金股利分配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同群效应。公司调升和调降股息率对于行业内其他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同群效应具有异质性。本文进一步从信息优势和行业竞争两大假说的基本假设出发,对同群效应的成因进行讨论。本文的研究对于证券监管部门规范和引导上市公司制定股利分配政策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替代效应与公司价值

基于2004～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在实证检验不同治理机制间替代效应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终极控制、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间的互动关系,验证了公司治理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1.董事会治理与其它治理机制间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会强化董事会治理与股权制衡度、监事会治理之间的替代效应,而会弱化董事会治理与管理层激励、信息披露之间的替代效应;2.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3.公司治理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其在终极控制对公司价值的作用机制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超过50%。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最后为优化中国终极控制型公司治理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现金股利的异常派现、代理成本与公司价值——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现金股利的异常派现行为体现了公司内部人利益,是一种非理性派现行为.本文采用2010-2012年中国沪市和深市3414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异常派现、代理成本和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基准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异常高派现会减少公司内部人所控制的现金资源,增加公司的代理成本,降低代理效率和公司价值.正常派现会增加代理效率与公司价值,是一种理性派现行为.加入交乘项的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控制结构哑变量会影响异常高派现公司的代理成本,也会影响异常低派现公司的代理效率.股权性质哑变量不会通过派现行为对公司代理效率产生显著影响,仅有私有性质哑变量通过异常低派现,降低公司的代理效率.     

油气资源开发对西部区域经济拉动效应的比较研究——基于陕西、四川、青海和新疆4省区的研究

西部区域是我国油气资源储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但是富集的油气资源却没有推动西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长期居于全国中下游水平。如何将丰富的油气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成为我国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中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为此,选择了西部区域油气储量最丰富的省区——陕西、四川、青海及新疆作为样本地区,通过对这4个省区油气资源开发对区域经济拉动效应的比较,找出了西部区域油气资源开发活动与当地经济发展脱节的问题所在,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改进西部区域油气资源开发产业布局、完善油气资源开发产业链条以规避"资源诅咒"困境的政策建议。     

基于后悔理论的属性趋同效应机理研究

情境效应的机理研究揭示了情境效应是一个多因素驱动的过程,属性趋同效应作为一种新发现的情境效应形式,其内在机理需要进一步探索。研究从情绪角度揭示了预期后悔对属性趋同效应影响的内在机理,揭示了属性同异对消费者预期后悔的显著影响,验证了属性趋同产品的数量对消费者选择属性趋异产品的预期后悔存在着显著的影响,并且验证了感知风险和信息处理模式在该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溢出效应、质量效应与折现效应对新产品导入时间的影响

本文在分析品牌延伸三大效应的基础上,结合基于不确定市场环境的R&D模型,证明和解释了延伸产品的最佳导入时间与新品牌产品的最佳导入时间之间的关系.     

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与间接效应

利用1998～2012年我国工业企业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和间接效应.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R&D投入的影响明显,且对生产率的直接效应及引致R&D投入带来的生产率间接效应显著,表明环境规制带来显著的创新补偿效应,但由于规制成本较高,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大部分被成本效应所抵消.研究同时发现,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能否带来更多的“创新补偿效应”,与规制措施和工具选择密切相关.     

基于预算限制和客户挽留价值最大化的电信客户流失挽留研究

在分析电信行业中挽留激励效应、自然流失效应和口碑传播效应对客户保持率的动力学机理的基础上,得到客户保持率在客户挽留周期中的演进路径;接着提出了使用挽留激励系数、自然衰减系数和口碑影响系数来具体描述这3种效应的作用力。然后基于客户保持率的演进路径推导出了客户挽留周期模型和客户挽留价值模型。最后建立了2种不同类型的客户挽留模型:基于挽留激励效应建立了单个客户挽留费用模型,并推导出了单个客户挽留费用的有效范围、挽留激励的高效率区域和低效率区域;基于定义的挽留收益函数和挽留边际收益函数建立了一对一客户挽留策略模型,并推导出了在挽留预算限制条件下的客户挽留顺序选择原则。实验结果表明,所提出的电信客户挽留方法是可行且有效的。     

高管身份跨界、战略依存与非公企业价值

以我国上市企业为样本,分析了高管身份跨界、战略依存与非公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身份跨界广度对非公企业价值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身份跨界深度的影响却是正向的;结构不确定在高管身份跨界与非公企业价值之间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高管身份跨界对非公企业研发战略与企业价值之间无实质性贡献,身份跨界的政治战略与研发战略依存的结果是战略的"堆砌效应";高管身份跨界会削弱广告战略与非公企业价值之间的作用关系,身份跨界的政治战略与广告战略依存会发生战略的"侵蚀效应";高管身份跨界有助于强化研发战略和广告战略共同对非公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身份跨界的政治战略、研发战略与广告战略三者依存会诱发战略的"协同效应",促进非公企业价值提升。     

间接经济效益的波及效应和摄动效应分析

直接经济效益和经济效益传递系数两个变量的变动都会引起国民经济间接经济效益总 量的变动, 前者称为波及效应, 后者称为摄动效应. 本文对这两种效应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 并利用投入产出表提供的数据, 分析了1987- 1997 年四川省国民经济的波及效应和摄动效 应. 提出了一种波及效应定位图的方法, 对各部门的波及效应进行了分类. 分析发现: 在10 年 中的不同时期, 促进国民经济间接经济效益总量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不同的, 在前期是摄动效 应, 在中期是波及效应, 在后期是摄动效应和波及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上市公司“规模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回顾了异象中公司规模效应的研究历程,分别基于流通值和总市值对深市和沪市的规模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①作为市值度量的流通值和总市值的选择对不同规模组合收益率的排序没有本质的影响。②深市无论是从总市值还是流通市值的规模排序,其组合呈现出“规模效应”即收益率与规模成反比;而沪市的中盘股投资组合收益率明显好于其它两个组合。③深、沪两市收益率均不存在“季节效应”。     

住房价格波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将城镇居民家庭分为拥有至少两套住房的家庭(代表性家庭1)、只有一套住房的家庭(代表性家庭2)和没有住房的租房家庭(代表性家庭3)3类,微观经济模型分析表明:住房价格上涨会拉动代表性家庭1和代表性家庭2的消费增长;当代表性家庭3有购买住房意愿和计划时,住房价格上涨对其消费具有挤出效应;当代表性家庭3没有购买住房意愿和计划时,其消费随着住房价格的上升而增加;住房价格上涨影响居民消费的程度与家庭当前消费水平、住房价格、居住面积、消费习惯、对待风险的态度和利率等因素有关.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住房价格上涨对代表性家庭1、代表性家庭2和代表性家庭3这3类家庭的消费均具有促进作用;从影响程度来看,对无房城镇家庭的影响程度最大,对仅有一套住房城镇家庭的影响程度最小;从地域来看,房价上涨对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高于中西部地区.     

住房价格波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董事会作为上市公司监督和决策的重要机构，其独立性至关重要。为了加强内部监管，规避大股东内部控制导致的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独立董事制度已经成为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共同取向。独立董事制度能否以及如何提升企业绩效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也是近年来以独立董事制度取代原有公司监察人和监事会制度所积极深入剖析的主要课题，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董事会独立性的作用。        政策的推行依赖社会制度和法制环境，海峡两岸面临不同的社会制度以及处于不同法制和金融环境。从推行独立董事这一政策视角入手，选取2002年至2015年中国大陆965家上市公司和2002年至2006年台湾地区1 10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分段回归模型，研究强制设置独立董事的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就海峡两岸间的差异进行对比。        研究结果表明，①强制推行独立董事制度在海峡两岸均会提升上市公司的绩效，但台湾地区受政策影响的企业绩效提升作用更明显；海峡两岸在证券市场的成熟度、监管和信息披露的有效性以及公司治理的代理问题等方面存在差异，中国大陆虚设独立董事的现象影响了其企业绩效的提升。②按照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人数是否符合证监会规定进行分组，对比分析后发现，中国大陆强制设置独立董事的制度推行后，独立董事比例低于国家法规强制设置比例的上市公司，增加独立董事人数会对其资产报酬率有提升作用。        董事会独立性作为公司治理研究的拓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研究结果为理解和评估中国推进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的政策效果提供新视角和新证据，海峡两岸间的对比为英美公司治理制度全盘移植于新兴市场提供参考。研究结果对支持法规强制设置独立董事政策有积极支持作用，海峡两岸公司治理制度在双轨制与委员会制度并存之际，此研究对许多尚未探讨的制度性选择问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