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提升中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不仅有利于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地位,也是强化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深度参与角色日益显现,国际话语权持续增强,取得世界公认的成就,这是提升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的现实机遇。增强综合国力,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广泛传播生态文明思想,增进国际话语认同,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国际合作,拓宽国际话语平台,是提升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的基本路径。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框架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适应行政民主化潮流和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发展趋势的必然产物,是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而协同学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推动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形成机制应着力于从主体互动机制、资源整合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监督惩罚机制和制度保障机制等五个方面进行系统构建,并从理念、机制和行动三个层面对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进行系统设计,即通过培育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理念,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利益协调机制,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绿色绩效考核机制和全面推进多元主体环境信息公开共享等路径来推动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基层组织嵌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理论契合、路径选择与改革方向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是农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之生态宜居的客观要求。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国家顶层提出基层组织作为基本单位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结构。研究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从优势、治理嵌入以及制度安排方面阐述基层组织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理论契合,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梳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路径选择,提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未来的改革方向,为基层组织有效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政策参考。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全球公域环境治理的意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不仅针对国内环境问题,而且适用全球生态问题。全球公域是全球互联互通的重要区域,也是人类资源、环境乃至军事活动的重要场域。它的范围远远大于主权国家的领土在地球上所占的面积。尽管其对全球繁荣、权力和地球的健康意义重大,然而这一领域缺乏强有力的全球机构来进行管理。全球公域的环境治理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上,新的技术和行为体的涌现考验着国际社会的治理能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具备的思想内涵和品格从多个方面指引着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公域环境治理,积极提供全球生态公共产品,并为全球公域环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     

我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构建的理论初探

国际话语权一直是各主权国家表达自己诉求,维护自身利益的博弈点.近年来,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异军突起奏响了推进全球生态文明改革进程的乐章,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生态文明话语领域的音量.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的风雨历程,我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实现了从积蓄中国动力到传播中国声音,从讲好中国故事到阐述中国主张的巨变.构建我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就要统筹全国上下一盘棋,官方民间双重外交齐配合,积极组织多国多边活动,勇担世界生态建设重任.这对巩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话语体系,提高我国在国际舆论阵地中的地位,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具有举足轻重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问题审视与路径优化

全球海洋环境治理要求多元化主体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作为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重要主体,其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具有国际、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治理依据,呈现出一定的治理特征,能够弥补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其他主体的不足,推动全球海洋环境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并增强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过程中面临治理法律依据薄弱、治理中立性不足、治理作用发挥受限等困境,需要以增强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法律依据、保持治理行为中立性、推动其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多元主体间的合作等方式作为破解之道。中国应当重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海洋环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与之发展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共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的构建与创新

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充分调动生态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的治理热情,协调多方要素,才能形成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合力,实现“政府主导—利益相关者的治理”模式的稳健运行。实现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必须在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政治博弈中寻求动态平衡,完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公众参与机制,使公众在参与中升华生态文明情感,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构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反馈机制,有效推进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与公众生态意识提升两者之间的优化与平衡。建立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监督机制,通过政府监督、企业监督和公众监督,以有效保证环境决策的有效贯彻实施。优化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传播机制,有效运用现代化传播话语体系,实现生态文明传播者与公众之间信息的互动共享,提升生态文明传播的实效性。健全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法律保障机制,构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法治保障“制度链”,为促进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司法”之路。     

城市生态环境法治化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完善路径

城市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依托法律治理城市生态环境至关重要，城市生态环境的法治化治理具有必要性。当前城市生态环境的法治化治理仍存在诸多现实困境，主要体现在思想意识困境、法律制度困境以及实践困境这三个方面。城市生态环境法治化治理的完善路径主要有：强化思想意识，提高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度；完善立法制度保障，健全环境司法救济渠道；政府之间统筹合作，建立环境综合执法机制。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妇女与环境互动研究——基于滇西北泸水、福贡两县的调查

基于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情境,通过考察中缅边境以傈僳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妇女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以及她们面对气候变化及其灾害的具体应对状况,进而认为妇女与环境的互动过程必须放在具体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语境中阐释,环境治理中应为少数民族妇女提供发挥能动性的平台,而她们在边疆地区生态安全的建设过程中也具有重要作用。     

全球治理中气候环境资源面临的“公地悲剧”——基于国际法视角的对策分析

在全球治理深入开展的背景下，全球公域问题正逐渐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全球气候环境资源作为全球公域的一部分，也正面临着严重的“公地悲剧”。全球气候环境资源开发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缺失和国际社会主体责任与实践的不规范，导致气候变暖、碳排放量超标等一系列严重危及人类自身生存安全的环境问题频发。全球公域问题作为全球治理的一部分，也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参与其中。在当前以国际法为规则秩序的国际框架下，可以从国际法制度规范层面、责任划分层面、主体实践层面进一步丰富完善国际法体系，为各国有效参与全球气候环境治理，提供多边协作平台和行为规范准则，同时也要正视国际法在解决全球气候环境资源所面临的“公地悲剧”问题中的成效有限性。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妇女与环境互动研究--基于滇西北泸水、福贡两县的调查

基于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情境，通过考察中缅边境以傈僳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妇女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以及她们面对气候变化及其灾害的具体应对状况，进而认为妇女与环境的互动过程必须放在具体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语境中阐释，环境治理中应为少数民族妇女提供发挥能动性的平台，而她们在边疆地区生态安全的建设过程中也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环境治理的两种模式:政策协调与制度优化

自古至今,中国环境治理存在两种模式和路径:一是环境史观背景下的环境治理政策意蕴;二是环境伦理观背景下的环境治理制度需求.从当前中国环境治理的司法维度来看,环境治理存在环境政策难以协调推进的问题和环境司法制度更新完善的问题.而《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的颁布实施,为中国环境治理的政策协调和制度优化提供了指导方向.环境治理的政策协调,需要遵循超越环境保护主义的基本原则,对主体的要求为理解环境法律政策,具体的运作为环境治理的刑事政策分析和克服相关实施障碍.环境治理法律政策的实现,是一个环境法治系统工程,需要实现环境治理相关制度的优化和升级.这种制度优化,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核心价值指导原则,从环境实体和环境程序两个体系,实现对现有治理技术与实践方式的融合.在实体方面,环境治理法律政策的实现,要求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机制;在程序方面,强调对于环境司法学的重视和对相应程序分类保障机制的倚重.     

环境治理中“地方主体”互动逻辑及其实践理路

在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失灵的背景下,研究“地方主体”参与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在提出“互动式治理”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地方主体的互动逻辑及其实践理路,发现本地公司生态精英及其适用技术的有效运用,当地民众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地方性生态知识,以及两者之间的有效互动是环境治理取得成效的主要原因。地方主体双向互动中完成的环境治理工作摆脱了“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困境和工作低效的难题,扩展了“政府主导”单一角色的治理困境,实现了环境、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共赢。     

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治理新理念论析

新时代,习近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新理念至少有三个维度:由先发展后治理转变为发展与治理并举的绿色发展;由碎片化治理转变为"生命共同体"下的整体式治理;由运动式治理转变为制度化治理。当前生产力和生态技术的发展、生态文明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生态价值观的进步分别从物质技术层面、制度层面和思想层面为贯彻落实生态治理新理念提供了必要条件。而贯彻落实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治理新理念必须要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通过制度建设确保"三大污染"攻坚战的胜利。研究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治理新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数字生态文明制度化：时代意蕴、发展困局与破局策略

数字生态文明制度化是数字技术赋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关键性保障。当前,我国数字生态文明制度化建设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在法律法规层面,呈现出生态环境数据确权与数据泄露责任认定的相关法律供给不充分、生态环境数据安全保护的法律制度不健全、生态环境数据区域协同的法律规则不明确等问题;在运行机制层面,存在环境智慧治理协同机制缺失、数字生态文明评价机制缺位和数字人才培养机制匮乏等现象;在技术伦理层面,数字身份危机、数据崇拜主义以及数字独裁风险等造成环境治理行为受阻、决策偏误和运行不畅。为此,亟须强化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并在此基础上健全其运行机制,加强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伦理约束,以促进数字生态文明制度化不断走向成熟。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向度

为探索中国共产党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通过制度层面的梳理和分析,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以制度建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认识的逐步深化过程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历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都在为构建“人与自然友好相处、和谐共生”的美好社会而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其制度向度呈现日趋清晰、明确的发展历程,以制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逐渐成为主要手段;制度发挥的作用效果在不同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上有所不同,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积累了丰富的以制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智慧和实践成果;新时代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进一步在探索与改革中逐步完善制度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从制度层面提供支撑和保障,共建共享美丽中国。     

试论网络社会生态文明与生态治理

网络社会根源于现实社会,是现实社会在虚拟空间的延续,网络社会同样需要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网络生态文明,应遵循其特有的生态规律,维持网络生态平衡,按照多元参与、协商互动、国际合作、自律与他律相统一的原则对网络社会进行生态治理。     

乡村振兴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法治化路径探析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是推进乡村生态振兴建设美丽中国的题中之义,是实现乡村振兴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措施之一,那么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法治化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要求,法治化是实现治理有效的基本方略和促进乡村社会生态宜居的必然选择.当下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战"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如若要想在巩固此成果的基础上取得更大胜利,则须走一条长效治理的法治化之路.当下治理的法治化却面临着法律体系缺失、权责界限模糊、参与主体法治意识淡薄及法律监督机制缺位等现实困境.于此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整体思维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法律体系、明确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参与主体的权责界限;增强参与主体的法治思维,提升其法治意识;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法律监督管护机制.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社区合作模式的中外比较分析

以社区为平台的社区内多元主体合作的环境治理模式已成为当前最行之有效的环境治理模式之一,目前国外基于社区合作的环境治理模式总体上呈现去行政化趋势强、多元主体参与程度高以及环境政策充分支持的特点,而国内基于该模式的环境治理实践则更多的呈现出能人治理导向、行政化导向和内部互动缺失趋势,通过比较分析两者在制度层面、多元主体参与和资源配置方面的差异,结合我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完善参与制度、加强非营利部门和志愿者的管理以及在政府主导下加大多元主体参与力度的管理意见。     

中国生态文明的制度自信研究

中国生态文明制度自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根本依据,具有生态文明制度效能充分彰显的现实依据,具有从环保制度迈向生态文明制度长期探索的历史依据,具有生态文明制度深厚人民性的价值依据。生态文明制度自信有利于深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社会资源,凝聚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精神共识,增强中国承担全球生态治理责任的民族底蕴。新时代要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中国生态文明的制度自信,必须从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充分借鉴国外生态环境制度建设的经验、不断提升生态文明制度的话语权等方面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