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所知”与“德性之知”之区别及其意义——张载《大心篇》解读兼论其知识论

学界一般将张载的＂德性所知＂等同于＂德性之知＂,但是两者实质上是不同的。前者是指凭借德性所认识到的大全、整体的知识,其实质是对世界的整体的把握和了解;后者则单纯是指关于道德的知识。无论是＂德性之知＂还是＂见闻之知＂,都属于＂德性所知＂,都是＂德性所知＂的一个部分和局部。在张载看来,任何局部、片面的知识都不能促进人性的美好和理想人格的养成,只有整全的知识才能够促进人性的美好和理想人格的养成。张载是在＂知识——人性＂的框架内思考知识问题的,人性美好问题成为张载知识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论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学

以政治权力作为核心议题可以对中国古代的＂民本＂政治哲学进行探讨。围绕着政治权力,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学设想从三个维度来展开,分别是＂民本＂、＂君主＂和＂臣治＂。＂民本＂维度主要解释政治权力的形上来源,＂君主＂维度解释政治权力的现实执掌者,＂臣治＂维度解释政治权力的运行。＂民本＂维度是整个思想的核心。荀子意图通过这种架构来最大限度地保障民众利益与制衡君王的专制。从历史上看,这种设想发生过一定积极影响,也受到过极大的限制。我们应在合理审视的前提下去利用其中的政治哲学智慧资源。     

“中国梦”的三种形态探析

＂中国梦＂是要把中国由＂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此可以从社会形态、现代化形态和文明形态三个层面来理解。从现代化程度来说,＂中国梦＂是一种现代化形态梦,要实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社会＂,经历了西式资本主义、苏联式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形态的发展,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从社会性质来说,＂中国梦＂是一种社会形态梦,要实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其内涵和本质具有特殊性,以实现＂每个中国人的全面发展＂。从进步程度来说,＂中国梦＂是一种文明形态梦,要实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社会文明＂,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特征,与其他文明不同,是要重建＂中华文化大国＂,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梦＂三种形态的构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文学之“轮”与语言之“辕”——被现代文学史叙述所遮蔽的语言之维

现代文学的发展以形成民族共同语为鹄的,而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又以便于建立民族国家为最终的旨归。＂国家＂与＂语言＂的这种隐性关系,决定了现代文学史的＂文学＂与＂语言＂的关系,不是＂文学＂的发展带出＂语言＂问题的讨论,也不是＂语言＂论争和运动配合着＂文学＂的发展,作为文学史发展的零部件而随其运转。恰恰相反,语言是＂辕＂,文学是＂轮＂,驾辕的＂语言＂决定着＂文学＂之轮的方向和快慢,而国家意识形态则是挥鞭人,统率着驾辕的马。     

《斐多》中的“净化”与“德性”释义

本文通过梳理《斐多》中论述"德性"和"净化"的相关段落,分析了柏拉图在《斐多》中如何解释真正的德性,以及净化之于德性的意义。柏拉图认为德性有真假,假德性不过是用一种恐惧替代另一种恐惧,而真正的德性需要净化,即通过理性的反省和智慧转化,拥有真正的德性。也就是以理智主义为认识论基础的德性理论。     

宪政“中国化”的另种文化取向——胡适“充分西化”观述评

在宪政＂中国化＂问题上,与张君劢等那种意在将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宪政统摄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内省超越式进路不同,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大师胡适代表着另一种文化演绎取向：以＂充分西化＂为表征的外化适应式进路,致力于寻找自由主义民主宪政在中国历史文化空间里的安身立命之所。从＂造因＂方案到＂幼稚园＂宪政,大致体现了胡适对推展宪政＂中国化＂命题的理性思考以及执着探索精神,也在方法论意义上向世人表达了中国政治转型中现代性成长与乌托邦诉求之间的张力关系,从而抒写其卓越的宪政情怀。     

宪政制度中的幽暗意识辨析

幽暗意识是宪政制度的价值基石。它不同于作为德性政治基础的忧患意识,也不同于作为专制政治基础的阴暗意识。通过对幽暗意识与忧患意识、阴暗意识的辨析,我们看到正是幽暗意识发展出了以制度理性为特征的宪政制度,幽暗意识成就了理性政治的价值基础。对转型中国的宪政追求而言,通过培育幽暗意识,来发展以制度理性为重点的理性政治是其惟一选择。     

增强制度自信,排除“宪政说”干扰

近期,＂宪政＂再次成为一些媒介热议的问题。主张将宪政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和目标模式的＂宪政说＂,其理论基础和现实指向是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意在用西方多党制、议会民主和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逐步取代我国基本政治制度,误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道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的要求,坚定对建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     

儒家文化视野中的“大国地位”

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大国地位＂愈加明确。中国应当行儒家的＂王道＂,反对恃强凌弱的＂霸道＂,以仁道、公道、恕道处理国际事务,在把国内事情办好的前提下,成为世界上公正而有威信的＂负责任的大国＂。     

关于“普世价值”的追问和思考

近几年,中国一些学者提出和宣扬所谓＂普世价值＂,是一个有特定含义和企图的思想陷阱。从其本质看,所谓＂普世价值＂就是把西方的特别是美国意识形态中的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中性化、普遍化、神圣化、绝对化为一种超阶级、超时代、超越历史条件的＂普世价值＂,企图用以误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即企图以这种＂普世价值＂作为＂价值尺度＂、作为＂政治准则＂,来＂设计＂中国的＂基本制度＂,通过曲解中国正在进行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公开主张中国从经济、政治、文化上实现所谓＂价值回归＂、＂融入人类文明主流＂,也就是要＂西化＂和＂分化＂中国,实行私有化和＂全盘西化＂的附庸资本主义制度。论文在深入分析了＂普世价值＂的久远历史根源和现实政治背景,以及思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与剥削阶级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区别的基础上,从学理上揭示和论证了＂普世价值＂的片面性和荒谬性。     

儒家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基于道德与政治之关系的视角

道德起源于政治需要。儒家认为,＂德＂的主要含义应是＂善＂,道德是实现太平治世的重要条件,是构建理想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儒家提倡＂以德治国＂,混淆了道德与政治的不同功能。道德一旦越位扩张而致政治领域形成＂德治主义＂,即出现泛道德主义,则不可避免地会对政治生活产生消极影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引入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治理手段——民主与法制,并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儒家道德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思想源泉,在当前我国全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民主要求,需要合理发挥儒家道德的理性指导作用,以老＂内圣＂开新＂外王＂。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既不能完全否定儒家道德的价值,又不能过分夸大儒家道德的作用。以自律的儒家道德辅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从儒家的＂内圣＂开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外王＂,正是儒家道德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所在。     

论政治民主与制度认同的生成

制度认同是建立在认识论期待和规范性期待相统一基础之上的实践证成过程。人为创制的各种制度,能否获得广泛社会认同,取决于四个方面的因素：它们是否体现社会的公意;制度相关信息是否广为人知;制度实施的绩效如何以及公民之间能否实现相互承认。由于政治民主可以发现、确证社会的公意,克服信息的不对称,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涵化出＂普遍化他者意识＂,使其成为制度认同的一个关键因素。     

“知识的统治”与“统治的知识”——西方政治文明的“河床”及其启示

政治思维方式是西方政治文明的河床,＂知识的统治＂与＂统治的知识＂使西方政治文明既有形而上的知识维度,也有直面政治现实的形而下意味。西方政治文明之河经历了古希腊、中世纪和现代性政治思维三种河床形态,现代性政治思维孕育出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文化危机。进一步消解理性基础和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是当代西方思想家采取的两种主要摆脱策略。在鉴别中国政治传统、处理知识理性与政治实践的关系、有效发挥知识分子的政治作用等方面,西方政治思维对当代中国建设新型政治文明具有重要启示。     

亚里士多德对“政治”的阐释及其启示

政治,是一种共同体生活的实践智慧,这是亚里士多德对＂政治＂概念的诠释。这种对政治的理解,渗透着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公共生活的历史经验和深刻反思。亚里士多德向我们表明,政治就是自由公民彼此之间通过理性的言说在城邦之内追求充满德性的幸福生活。这种政治概念,能丰富我们的政治想象力,提高我们的政治自觉性和政治参与度,使我们对共同体生活形成更充分而深刻的认识。     

二战后美国“社会-价值理性”教师教育思想评析

"社会-价值理性"作为二战后美国教师教育改革过程中一类重要的认知逻辑,与"学科-知识理性"和"专业-实践理性"的认知逻辑不同,它以教育作为社会变革的基础为认知起点,强调教师的民主价值观以及教师在社会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     

德性的张力: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 ——以《尼各马可伦理学》为文本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论不仅表现在他根据灵魂中“自身是理性的”和“自身是非理性的但能够接受理性指导”的差异将德性区分为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而且表现在他根据实践与生活的不同将德性区分为个人性的和公共性的。前一种区分实际上是在知识形态层面讨论什么是德性以及德性的类目,后一种区分已不再是知识上的德性分类,而是直接强化了德性的实践与行动的含义。从伦理学本来就是实践哲学的意义上说,后一种区分对于理解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的进路来说更根本、更关键。从“什么是德性”推进到“如何做一个有德性的人”进而过上好生活,这是一种从理论向实践的深入与深化。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的生活实践有两种:一种是个人的,一种是公共的。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概念一方面用于描述个人生活的特征,这是道德哲学所要考察的;另一方面用于描述政治生活的特征,这是政治哲学所要考察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既是作为“为己之学”的道德哲学,又是作为“待人之学”的政治哲学。而“为己待人”两个维面上的卓越就是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凸显出来的张力。     

Wang Xiaobo＇s Questioning of the Rational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理性要素代表主体探索＂确定性＂的诉求,既包含体现客观性的科学知识,也指对待知识的态度和求知的方法等。＂科学格致化＂和＂科学艺术化＂是淆乱科学本体的两种现象,其实质是以＂善＂和＂美＂的职能、标准来要求＂真＂和改写＂真＂,它源于中国文化特有的理性观,即以＂价值理性＂排斥＂工具理性＂,形成扬＂情理＂抑＂物理＂的＂实用理性＂,使执着于＂知识＂和＂真理＂本身的知识分子常常遭遇＂实用＂质疑,王小波在其杂文和小说中批驳了与之有关的＂之用＂逆退、＂实用＂诘难以及用价值判断取代真伪判断的习惯做法,这种以＂善＂辖制＂真＂、取消＂真＂的文化习性正是＂科学＂引入中国时被变异为＂科学观＂的主因,最终归结为思维方式注重＂合＂、忽略＂分＂甚至反对＂分＂的特性,这一特性塑造了与之协调的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在探索客观世界时缺乏以＂程式＂确定下来的＂抽象的升华＂,这恰是理性之殇的文化渊源。     

托克维尔防止“新专制主义”的思想浅析

平等与民主是对专制与特权的否定,但它也可能会产生另一种＂民主的专制＂。托克维尔以其敏锐的思维,看到了民主时代人们偏爱平等的政治文化,有可能使人们为了平等而放弃自由,从而使政府将大权集中,产生所谓的＂新专制主义＂,最终造成自由的失落。托克维尔认为,在民主社会里,要通过培育市民社会、实行宪政以及培养新型的政治文化等措施来防止新专制主义的出现。     

“无”沿着延异的踪迹走向“有”——用德里达的延异理论诠释老子的“无”

＂无＂沿着延异的踪迹就会走向它的反面——＂有＂,＂无＂就是＂有＂。＂无＂这一能指符号是对感性直观上缺席的事物的不在场的替补,感性直观上缺席的事物在非理性直观上却是在场之物。从感性直观来看,＂无＂是无形的;从非理性直观来说,＂无＂却是有形的。正是因为＂无＂就是＂有＂,并且＂无＂还是有形的,所以人们才能以＂无＂为用、以＂无为＂为＂有为＂。虽然＂无＂就是＂有＂,但是＂无＂又不同于＂有＂,不同形式的＂无＂是不同形式的＂有＂,＂无＂和＂有＂构成差异的嬉戏系统。＂无＂和＂有＂都不能单独存在,二者只能存在于这一差异的嬉戏系统之中。＂无＂和＂有＂的关系体现了语言的游戏性。游戏性的语言为人们建构一个开放的、自由的、诗意的生活世界提供了可能。     

章太炎、孙中山的“封建”论

和黄遵宪、梁启超、严复一样,章太炎、孙中山代表了清末民初先进中国人的封建观。章氏＂封建＂论的基本点是：前近代中国＂去封建远＂,日本＂去封建近＂,两国近代化的基点有别。孙氏＂封建＂论的基本点是：＂中国两千多年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继起的是＂君主专制＂,以＂民主共和＂取代之是民权革命的任务。他们的＂封建＂论,不仅是融通古义与西义的新名＂封建＂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真切认知民主革命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