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科举与文人结社

  明代科举与文人结社的关系极其复杂。科举对文人结社的影响巨大,而文人结社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水平的时候,也会反作用于科举。科举对文人结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登科士子的结社促进了结社风气的形成,科举制度直接催生文社并推动文社发展,三年一次的科考为士子结社提供了契机,而科考的内容和方式对文人结社也有很大的影响。文人结社对科举的反作用直接体现在科举考试的录取上,间接体现则是在八股作文的文风上。     

明清小说中反映的科举与文人活动探析

科举是明清时期文人惟一的进身之阶,它在社会中占有中心地位,文人的一切社会心理、社会活动都打上了科举的烙印,文人集会、文人游戏无不与科举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大量的明清小说中可以发现,文人集会的成因、内容与文人在游戏中猜的谜语,无不受到科举及其主试文体———八股文的影响。     

明清小说中婚姻观念与科举的关系探析

科举在明清社会中占有中心地位,明清文人群体与科举的关系最为密切,他们的生活、思维、心态,乃至一切与文人有关的事情无不受到科举的影响,其中明清时期的婚姻观念也因此形成了固有模式。查考大量的明清小说作品发现,科举与婚姻关联出现的频率极高,类型固定,而这种婚姻观念也对小说的情节起到了稳定的作用。     

元初文人“科举累人”观辨析

元朝初期科举久未施行，文人在有距离的旁观中对于科举的兴废进行理性反思。他们从文学发展、经学传播、理学研习、铨选制度的得失以及个人身心健康等方面探讨科举的流弊，明确提出“科举累人”说。深入分析“科举累人”观念可以见出：一方面元初文人也看到科举的优点，体认到其存在的科学性、合理性，对之并非完全否定；另一方面，“科举累人”观却能够一定程度上摆脱宋元易代之际文人自身政治归属的影响，反映出当时文人主张文统与道统合流的发展愿景。从本质上说，元初文人的这一愿景与自中唐以来逐渐形成并最终占据主流地位的“文道合一”的文艺思潮是相契合的。     

从赵翼的场屋经历管窥清代科举制

赵翼在科举之路上奋斗了二十多年,此后几乎一直生活在科举的阴影中.以赵翼的科举经历为窗口,可以管窥清代科举制度的真实面貌,这样不仅可以促进赵翼的诗歌研究、文学研究以及赵翼本人的研究,而且可以促进文人心态的研究,还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对科举的认识,从制度层面上去认识科举的本质.     

“而今解下还清帝,脱去寒酸自啸歌”——废科举与盐城士绅文人之命运

1905年的科举改革是晚清政府的重要政治举措,以江苏盐城县的士绅文人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废科举前后他们命运和思想的变化,以及他们或抱残守缺,或重修新学,或走向革命的人生道路选择,再现了清末民初盐城社会中纷繁复杂的一面。     

沈佺期诗"丽"与初唐诗"文学自觉"

初唐诗歌之"丽"体现在以沈佺期诗"丽"为代表的科举学士文人的诗歌实践之中,是初唐政治生态的变幻与延伸.这些科举文人品藻皇恩浩荡、瑞麒端详,展示的是才学高雅、朝廷器重与身份象征.孕育华丽诗风的自然追求,其中不但蕴含丰富的历史纵深感,其文学生态也别具一格,不仅仅是政治生活以外文学独立的自觉性,更充分显示学士文人已经成为一支参与朝廷活动甚至改造朝廷格局的重要力量.     

沈佺期诗"丽"与初唐诗"文学自觉"

初唐诗歌之"丽"体现在以沈佺期诗"丽"为代表的科举学士文人的诗歌实践之中,是初唐政治生态的变幻与延伸.这些科举文人品藻皇恩浩荡、瑞麒端详,展示的是才学高雅、朝廷器重与身份象征.孕育华丽诗风的自然追求,其中不但蕴含丰富的历史纵深感,其文学生态也别具一格,不仅仅是政治生活以外文学独立的自觉性,更充分显示学士文人已经成为一支参与朝廷活动甚至改造朝廷格局的重要力量.     

宋人笔记中科举史料的辨正价值初探

由于宋代文人拥有丰富的科举经历,在创作的笔记类作品中,有较多他们亲见亲闻的科举题材,而宋代文人中普遍的的史官意识,使他们的作品不仅具有文学性和艺术性以及补史价值,还有对科举史料的辩正和对科举制度源流沿革的辨析,具有较高的史料辨证价值。     

金代前中期赋钩沉与探析

金朝以律赋取士,律赋大行于世,佳作颇多,但作为科场之文,弊端不一而足。有识之士振而起之,南渡以后古学兴起,古赋渐盛。由于末期兵乱、文人不喜刊刻文集、律赋弊端等原因,金朝现存赋作很少。金朝前期献赋之风较盛,赋题与当时君主的活动或时政相联系,科举赋则反映了金朝崇尚武功,并向往汉族文治,欲一统天下的情况。中期科举赋在海陵正隆二年之前日趋揣摩逢迎,此后走向规范化,从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文人赋则或说理记事,或咏物抒情,律、古兼工,成就较高。前中期还出现了佛教赋、医学赋、相学赋,反映了律赋向非文学领域的渗透。     

《明史》人物登科年代考误

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明史》对人物登科年代的记载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但也有个别错误。从明代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录、会试录及进士题名碑等原始文献来看,这些科年错误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本无该科,另一类是误为他科。     

明代科举的发展特征与启示

明代科举处于中国古代科举发展的鼎盛阶段,具有以下明显特征:完全与官学教育融为一体,形成了包括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选在内的五级考试体系以及以科举功名为主、学校功名为辅的层级功名体系,科目单一和考试高度统一,防范和惩治作弊之制空前严密,分地确定解额和录取比例制度合理、完备,实行进士观政制度,规范性、包容性、适应性、公正性和吸引力都空前加强,明中叶后科举功名成为决定士子个人前程和朝廷分配政治资源的决定性因素。这既是科举制自身发展和明代社会内在要求的产物,也是明代统治者统治理念的反映和其高度重视的结果。既对选才和普及儒学文化尤其是促进社会稳定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也带来人力和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败坏和压抑人才、延缓了社会的发展进程等消极影响。     

南宋词科取士与制文之体关系论略

两宋的词科考试作为科举考试之一种,其制度的设立对两宋骈文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南宋文人由词科入等而入西掖、北门,进而执掌内外之制的现象颇为常见,朝廷诰命、典章巨制的写作从初习词科的模拟之作成为视草代言之体,由此也生发出一些较北宋而言更为复杂的文体观念。词科与制文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应试词科衍生出一批进卷、行卷行为,并出现了大量的类书,促进了四六文的兴盛,影响了馆阁的制书写作;对典故的谙习、制度的熟稔与制文体式的遵循是应试词科的基本要求,词科者入等者在馆职写作中也承续了词科文体。词科与制文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宁宗嘉定以后,轻视宏词科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两制之文的衰落。词科的发展也引起时人对"词科习气"的批评,而所谓的"词科习气",与南宋骈文对北宋骈文的变异有关。另外,由词科入等或曾应举过词科的士人中,有不少人也有着兼学理学的倾向,他们也试图在朝廷的公文写作中复返汉代遗风。     

唐代“类明经”试策考述——“官人文学”研究之一

试策是唐代科举的重要试项 ,也是唐代文学的重要文体。唐人取士科目众多且复杂 ,类明经是明经系列中与明经科相联系和类似的专业性极强的科目 ,主要包括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目 ,各科考试皆仿明经 ,但多有“专业”考试 ;其中有试策 ,而试“帖读”尤为一般论者所罕及。类明经在唐代科举中也具有特别的意义     

论明代的选秀女之制

朱元璋创建明王朝后,为预防外戚干政现象的出现,在后宫实行了从民间选拔良家女子以服侍封建帝王的制度。在此制度下被选入宫的女子,绝大多数处于宫中最底层,毫无人身自由可言。从明代没有出现前代的女主干政现象而言,朱元璋的这一制度是成功的,但是由于封建制度本身的痼疾和继世之君的纵欲享乐,遂使选秀女制度给明代社会造成极大的扰害,给平民百姓带来极大的灾难。     

论明代科举发展对选官世袭制的遏制作用

中国古代官员选任制度中的世袭制是维系贵族特权的重要基石,也是中国社会长期动乱和腐败蔓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科举制的实行使选官世袭制受到遏制,但是唐宋在发展科举制的同时还保留了凭借父祖官职入仕的门荫和恩荫制度,这实际上是选官世袭制在新形势下的遗存和变种。明代科举制发展到鼎盛,选官必由科举,非科举者毋得授官和扩大科举取士数量等措施的推行,有效地遏制了长达数千年的选官世袭制,确立了远比唐宋更为完备的名实相符的以文官考试为基础的科举政治,对社会的稳定与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清科举制度研究概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清科举制度研究逐渐从感性批判走向理性思考,并注重为现实服务。20世纪80年代的科举制度研究多是制度自身内容的介绍考证,或限于状元等鼎甲人物的一般描述,而与科举紧密相关的学校教育、区域研究等相对不足,理论方法比较单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研究理论和方法多元化,社会学、心理学、“中观史学”等理论方法则被逐渐应用,研究范围扩大,科举制度的运作和区域研究逐渐成为热点,边远地区的科举研究受到重视。研究者不但更加注重明清科举与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而且更加注重与现实有关问题的研究。     

论明代公文风格的嬗变

明代公文的风格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嬗变 ,即多样期 (洪武至永乐 )、分化期 (洪熙至天顺 )、集中期 (成化至嘉靖 )和异化期 (隆庆至崇祯 )。公文的制义化、缺乏巧妙的进言策略以及屡禁不止的繁冗现象等 ,则代表了明代公文区别于其他时期公文的主要风格特征。     

宋初武臣子弟应举入仕论略

宋太祖、太宗汲取了唐末以来藩镇割据、兵变频仍的历史教训,大力推行"兴文教、抑武事"政策,通过科举考试延揽文人学士入仕为官,促成了两宋时期"尚文"之社会风俗。在此大背景下,宋初不少武臣子弟也纷纷弃武从文,应举入仕,这反过来又强化了宋朝"崇文"的社会风气。     

弘光政权建立之探微

明朝灭亡之后,北京的官绅已经出来拥护大顺政权了。但清朝进入北京后,人们不愿意接受满洲这个异民族的统治,而希望在南京建立以朱家皇室后裔为皇帝的新政权。清朝刚入北京即颁行带有民族歧视和民族侮辱的“剃发令”,遭到人民的反抗,抗清斗争风起云涌,分别拥立明朝藩王以号召民众,这种斗争需要一个新政权来组织领导。李自成的无暇南顾,使河北、山东以及苏北的大顺政权被明朝官军和地主武装所摧垮,这对建立新政权极为有利。清兵占领北京之后,汉族官绅不愿出仕清朝,纷纷南下,把希望寄托在即将建立的新政权上。大量的商人和市民也纷纷南来,使新政权具备了人心条件。拥兵自重的明朝将官等待观望,坐视清兵长驱直入,甚至攻城掠地,祸国殃民,此时正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组织军队,重整河山。弘光政权一经建立,豫、鲁、苏、皖和江北地区原明朝官员和地主武装起而应之。弘光政权的建立确实符合了明朝大多数官绅和民众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