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环境抗争的历史演变与策略转换——基于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的关联性考察

通过对宏观的政治机会结构变迁与微观的农民环境抗争演变的关联性进行历时性考察发现,二者之间是一种单向度的约束与被约束的关系。农民环境抗争的发生与演变、形式与策略、效果与后果无不受到政治机会结构的形塑、规范和限制。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经济转轨时期抑或市场经济时期,政治机会结构与农民环境抗争之间始终存在不同程度的紧张。这种紧张在牺牲农民环境权益的同时促使环境问题向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转化。化解这种紧张的根本之途在于深入改革经济政治体制,理顺中央、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为农民环境权益的表达提供更为通畅、合理的政治机会空间。     

政治机会结构与农民环境抗争——苏北N村铅中毒事件的个案研究

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关注那些没有多少政治权力的群体在缺乏传统的政治资源时为何能获得一定的博弈能力.苏北N村铅中毒事件中,村民环境维权的政治机会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结构性机会”,包括选举与“乡政村治”、环境诉讼、寻求专家学者和民间环境组织帮助、信访等,这些结构空间发挥的作用不大.与此相比,相对开放的媒体对于事件的解决起了关键性作用,这种状况反映了当前中国农民环境抗争的政治机会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二是“象征性机会”,包括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和对环保问题的强调、中央政府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张力,以及农民维权被镇压的危险明显减少等.象征性机会通过影响农民的主观感知和心态而对他们的策略选择产生间接影响.在不同情境中,“政治机会格局”可能对媒体的实际作用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弱势群体的悲情抗争及其理论解释——以农民集体下跪事件为重点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中国弱势群体的社会抗争剧目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各种以牺牲尊严甚至生命为表现形式的悲情抗争。悲情抗争的空间来自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民本倾向同公平正义、公民权利现实之间的反差以及党群关系伦理与党群关系现实之间的反差。悲情抗争的机遇来自于现阶段中国压力型维稳体制责任链条的内部缝隙以及中国权力结构存在的上下差异。由于悲情抗争能够给地方政府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道义压力和政治压力,因此,抗争者同地方政府在施压与反施压的互动中推动了抗争剧目的不断创新。弱势群体的悲情抗争是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民族集体的心灵之痛。要有效防止悲情抗争的不断演化,关键并不在于政府应对技巧的提高,而是在于制度适应性的不断增强,在于弱势群体的尊严、生命与利益受到尊重。     

差序礼义：农民环境抗争行动的结构分析及乡土意义解读——沙岗村个案研究

现有关于环境抗争的研究,更偏重于环境抗争行动所处的外部社会环境以及环境抗争的策略、组织等外显特征,对环境抗争行动者遭遇污染后如何在其规范体系中做出反应、形成行动策略的内在结构涉及较少。基于沙岗村案例中村民环境抗争行动的结构分析,发现村民们行动在以“差序礼义”为特征的规范体系内：无论是与污染企业主的对抗,还是通过上访与政府发生互动,村民们做出行动决定时,首先都以其自身与企业主、政府的差序性关系定位为基础,行动策略的决定依据于其规范体系中特定关系所对应的礼义规范。村民环境抗争行动具有其独特的乡土意义。脱离村民经验世界中的规范体系理解村民抗争行动的意义,会造成对村民行动的误解、偏见,不利于环境纠纷的解决。     

“政治机会结构”视角下的中国环境运动及其战略选择

从环境政治学的"政治机会结构"视角来说,中国的环境社会组织及其活动精英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性"政治机会环境"。大众性环境社会抗争的成功案例和国家制度性渠道的渐趋开放,从理论上说为其展现了比20世纪90年代初宽阔得多的政治成长/参与空间。但在实践层面上,这种"政治机会结构"却呈现为一种似乎难以消化的"政治挑战"。绝大多数民间草根性环保社团(对于大量的政府依赖型环境NGO来说更多只是一种资源渠道拓展问题,不具有太多的社会学/政治学意涵)似乎既不太确信这样一种政治机会环境的真实出现,也没有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因而没有选择主动加入或引领近年来明显增加增强的大众性环境社会抗争或"环境集体抗议事件",而是采取了一种观望甚至"主动划清界限"的心态与立场。结果是,这种战略选择在遭到日益激烈的媒体与社会责难的同时,进一步加剧了环保组织的"转型迷茫"、"策略窘境"和"合作困境"。     

网络反腐中公共舆论的生成——基于抗争政治理论的研究

主要采取抗争政治理论分析影响我国网络反腐中公共舆论生成的相关因素。网络反腐在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外的集体行动。它的结果取决于其所引起的社会关注和公共舆论,然而网络反腐行动的发生并不必然能产生公共舆论。网络反腐是否能够产生公共舆论取决于行动主体所采取的策略、相关主体之间的互动以及外部的社会—政治环境。抗争政治理论可以为研究这一制度外集体行动提供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     

农民环境抗争的结果类型及其形成机制

农民环境抗争的结果不尽相同。依照是否终止污染和是否得到补偿这两项关键行动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抗争行动是否结束,将农民环境抗争结果归纳为完全成功型、有限成功型、完全失败型和有限失败型等4种具体类型。对应4种类型,选取了4项农民环境抗争案例并比较不同抗争结果的形成机制,认为在当前顶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制度实践存在分化的情况下,行动目标是否稳定可行、组织分工是否协调合理、关键资源是否充分可用可较恰当地解释农民环境抗争结果的差异性。此外,在"法治"与"善治"的理念约束下,政府不仅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也是农民动员争取的客体,因此更需正视并甄别利益受损农民的合理诉求,避免陷入道义与法理的双重困境。     

底层视角下的农民环境维权

对闽西G村农民环境抗争过程的实地研究表明,农民在与企业和基层政府的博弈中,处于社会底层。从底层的角度出发,对转型期环境抗争主体的行动策略及逻辑进行分析,展现环境维权的形成过程,发现底层表达通常采取非制度化渠道,以日常化的行动维权为主。由于底层缺乏制度化的维权渠道,往往处于不利位置,难以实现预期的抗争结果,底层利益述求得不到合理解决。     

论底层研究与结构-制度分析及其在农民环境维权研究中的应用

由印度庶民学派开创的底层研究范式不应该单单被看作是一种"底层史观"史学研究路径或者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或研究策略,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以往社会冲突理论的发展与贡献,在研究农民环境维权时,底层研究可以被作为一种非抗争政治的冲突理论视角。由北京大学学者张静倡导的结构-制度分析模式在研究农民环境维权时可以稍加改造,因为农民环境维权行为基本上是被现时的社会结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所制约和限定的。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下被征地农民与地方政府的结构博弈分析

被征地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征地博弈实质上是一种结构博弈,整体遵照"制度—结构—行动"的路径展开。围绕征地的相关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先赋博弈结构"导致了被征地农民与地方政府地位的非对等性,最终使农民成为征地博弈和城市化的最少受惠者和利益最大受损者。要避免征地博弈中农民利益受损,关键在于构建适当的制度安排,在有效制约政府权力的同时,让农民的利益诉求能够通过正常的制度性途径反馈到政府决策中,在制度及其设计中拥有适当的话语权。     

中国农民集体行动研究：回顾与前瞻

由于社会转型的加快与制度建设的缓慢,导致农民利益表达受阻,由此引发农民集体行动增多,这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并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对话式的讨论,推进了农民集体行动的范式思考与公共政策设计。我国早期的理论研究受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影响很大,但无论就社会运动的概念或中西的不同社会背景而言,这一理论都很难套用于中国农民集体行动的研究;近期的研究多纠缠于“道义小农”与“理性小农”之争。从既注重个案研究也注重整体研究的角度来看,对中国农民集体行动要根据其动力机制、动员机制、机会结构、策略运用、面临的困境等因素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进行分类研究,方可形成农民集体行动的类型学划分,并在制度层面应对不同类型的农民集体行动。     

多元利益博弈中的征地困境探析——以H省X市Z湖新城征地过程为例

基于多元利益博弈模型和多元利益调和模型,企业、地方政府与农民在Z湖新城项目征地拆迁中,围绕不同利益诉求展开博弈,形成一个多元利益博弈格局,农民的利益抗争成为博弈胶着点,呈现为多重现实不满。企业、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多元博弈路径与策略选择并未实现利益调和目的,反而使冲突加剧,多元利益博弈进入"调和-冲突"循环,陷入"智猪困境"。以企业和地方政府的适当让渡为前提,以农民的生存与发展利益为核心的"帕累托改进"对策,是打破僵局、突破困境,实现"纳什均衡"的关键。     

“诉苦型上访”：农民环境信访的一种分析框架

基于对农民环境信访的社会文化基础以及以往关于农民上访若干分析框架的分析,结合安徽三村农民环境信访个案资料,提出了“诉苦型上访”这一农民环境信访分析框架.认为农民在环境信访中的诉苦是他们寻求现代国家权力支持的一种重要策略,农民行动者在利益表达上具有实用性和两面性,“诉苦型”环境信访是一种农民上访的非抗争政治类型.     

论宪政维度下被征地农民的利益保护——以某镇的征地纠纷为研究范本

在农村土地纠纷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深刻的宪政问题——国家权力与农民利益之间的动态博弈,由此导致政府立法与农民守法之间的矛盾。在还是以法律和政策的强制性管理为主的农村,农民虽然不懂政治,但却懂得争取最大化的利益,他们在表面上对政府权力妥协和服从的同时,其实会运用各种合法不合法的方式来抗争、谋利。为避免过分冲突导致的资源浪费,国家在立法上应赋予农民话语权,执法应符合程序法治,同时给农民提供更多的维权途径。     

农村权力结构嬗变与农民权利实现的互动关联

农民权利的实现问题是当下农村问题解决的关键,对农村乃至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农民权利的实现困境根源在于权力结构与农民权利诉求未达成契合,权力运行与权利实现之间缺失了均衡性。因此必须合理调适农村现行权力结构,以对农民权利的认可和保障为旨归,在权力与权利的互动关联中,构筑农民权利实现的屏障。     

媒介运用与环境抗争的政治机会:以反核事件为例

政治机会是决定一场环境抗争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民众反核事件为例,探究我国环境抗争中媒体与政治机会的关系。我们发现,在另类媒体上,行动者们借助新技术搭建网络,将"有影响力的盟友"纳入其中。在传统媒体平台上,议题受到的大规模报道和争议放大了精英之间不稳定的同盟关系,为反对行动营造了明确的政治机会。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作为"拓展了的媒介生态体系"协同发挥作用,并通过"媒体循环"进一步推动政治机会升级。     

中国的环境抗争：一项文献研究

环境抗争已经成为中国的重要社会问题,并对社会结构产生着深刻影响。学术界有关环境抗争的研究议题,包括抗争困境论、政治机会结构论、文化与心理论、网络与策略论以及性别差异论等5个维度。虽然环境抗争研究呈现出较为快速的增加态势,但与当前的污染事件及其引发的抗争频率和态势相比,仍然不匹配。中国的环境抗争研究需要在4个方面予以加强：一是加强经验研究基础上的理论研究,二是对海洋污染事件中环境抗争的特殊性加强研究,三是加强环境抗争的比较研究,四是加强追踪研究,探索环境抗争的倒逼机制。鉴于涉及问题的深层次性,环境抗争研究需要由“多学科”向“跨学科”演进。     

地方政府合作中政治与法律结构耦合的生成——基于社会系统论的视角

随着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提出与城市群建设的发展，地方政府之间必须就公共事务展开横向合作。当前，地方政府合作面临着跨区域行政权行使缺乏法律依据、区域协同立法受权力配置制约、权力有效性缺失、政策执行不力等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与法律之间的相互掣肘。在系统与环境的解释框架下，政治与法律是各自以权力与立法为核心的功能分化的社会子系统，彼此之间以政府间行政协议为耦合渠道，在维持界分的同时又形成特定的联系，为解决系统内部的矛盾提供方法与途径。地方政府合作中政治与法律结构耦合关系的生成，为地方政府合作中行政权的运行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可以促进法制功能不断完善。     

网络政治中农民抗争的转型及治理

在网络政治的范式中，农民的网络抗争可谓随处可见，他们利用网络工具进行利益表达。通过案例法和关键词研究法获得研究数据，并对此进行分析，发现农民抗争发生了三个转变：线上抗争增多；问责机制更为强烈；情感诉求更为丰富，对问题被解决的期盼性更强。而要解决这类问题，就需按照依法治村的要求，从线下而不是线上入手，对农民反映的问题进行根治，从而减少农民在网络上的抗争内容与烈度。在依法治村的框架内，村民或村干部“踩线不越线”的行为如何根治，基层政府没及时回应村民诉求的问题如何根治，村民在表达利益时策略性地造谣基层干部如何根治等，都是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加强基层建设的重要内容。     

传统社区资源动员与农民有组织抗争——对东南沿海农村抗争性集体行动的一种解释框架

目前农村所发生抗争性集体行动都具有依靠社区自身资源动员的特征。通过对发生在福建沿海地区三起抗争性集体行动案例分析,认为传统社区乡族文化再利用是当前农村抗争性集体动动的重要资源,乡村老年协会等草根组织则发挥组织与带动作用,这是一种传统社区资源动员模式。为预防农民有组织抗争,需要引导农民走依法抗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