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闽方言源流考

汉民族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殷商时期产生了比较成熟的文字——甲骨文,春秋时期产生了共同语——“雅言”。《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里的“雅言”就是春秋时期的汉族共同语。春秋时期,读书音与口语音基本一致,“雅言”既反映了当时中原一带的读书音,又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原一带的口语     

周代的“雅言”浅探

民族分散而融合,语言就由方言而向共同语过渡。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交往和统一,给这种过渡提供了客观条件。“雅言”即周王室的共同语,本文拟就其形成的史史渊源条件,其状貌作用,还有发展演变几个方面予以浅探。     

方言词语的雅与俗--宜昌方言词零拾(二)

方言与共同语相对 ,共同语在古代被称作雅言 ,在这种意义上 ,与此相对的方言便具有俗的性质。本文以西南方言区的宜昌话为对象 ,择取词例 ,从语音、词义、词语的使用以及词书写符号等方面进行考察 ,并与现代汉语普通话相比较 ,对语词的雅俗辨证关系进行了阐述和揭示     

潮汕方言古语词考释

潮汕方言中存在着许多“写不出字”的词语，这些词语大多在汉民族共同语中已不再作为日常语使用，而只存在于古籍中。本文继李新魁、林伦伦的《潮汕方言词考释》之后，对潮汕方言中的另一些古语词进行了考释。     

“实用”观念中的20世纪中国语言学

２０ 世纪中国语言学是在实用观念的影响下充分发展起来的学科。它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以语言学学科理论的建设、“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确立、方言与民语的调查等多方面的应用性成果为社会提供了服务。“实用”观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中有着悠久的传统,它是现代中国语言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但中国语言学对“实用”性的偏重,使它在实践中产生某些疏漏,对语言本质及理性抽象研究也存在某种淡漠的现象。     

略论汉民族与汉民族语的形成

本文援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氏族和氏族语的论述,对汉民族与汉民族语的形成和发展作了探讨。作者认为——作为汉民族语基础的华夏族语,是由以秦晋方言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方言,经过交融而上升为占优势的通语,又经历由分到合、由合到分的多次反复,才形成为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稳定的汉民族共同语。     

普通话与方言:现代汉语发展的前景

普通话作为汉民族的共同语,已经全面适应了我国的社会发展,汉语规范化也已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汉语的国际推广正在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在这种“推普”的浪潮中,汉语方言是否会走向消亡?同时,汉语国际化走向究竟是虚是实?针对当前的这些热门话题,本文就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讨论:1.从闽台文化的历史传承解析方言存在的价值。2.从方言与共同语的互为依存关系深入论述方言存在的理由。3.从现实社会发展推定普通话必将走向国际化。     

《楚辞》楚语楚声说质疑

《楚辞》楚语楚声说由来已久，似乎是不刊之论，然考以事实，疑窦百出。屈宋赋中多有不用楚方言者，虽偶用之，也寥寥无几。由于方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发展与传播，屈宋赋中楚方言、共同语及别国方言并用。由此观之，屈宋赋可能是按共同语的雅言创作的。     

成语与汉民族服饰文化

成语被称为"活化石",是汉语言文化的精华,蕴涵着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内涵。服饰成语兼有历史和文物的双重价值,其源头大多是中国古代历史著作,在这些成语中,汉民族的古代服饰风貌、服饰观、服饰礼仪制度等都有轨迹可寻。对服饰成语的研究是探寻汉民族服饰文化的可靠途径和基础工作。     

文言性质新论——古代汉民族共同语说述略

文言是古代汉民族的共同语。对文言特点的分析,以及对文言与方言、白话关系的探讨都有助于证实这一观点,确认这一观点。许多有关的历史和现实问题都能得到较好的理解和解释。     

论赋之“俗”与“俗赋”——兼论尹湾汉简《神乌赋》文体上的承传及性质

目前文学史上的“俗赋” ,主要指唐以后出现的以叙说故事为主、语言通俗的赋体文。从《神乌赋》与四言赋及俳谐文的承传关系中可以看出 :赋原本来自民间 ,自俗 ;赋入汉宫乃以俗为乐 ,所谓的“文人赋”正是汉代俗体雅化、散文诗化的结果。如果称《神乌赋》为“俗赋” ,那么此赋倒可谓赋体的本色、正宗。     

西汉政论文风论略

西汉政论文是"大一统"背景下学术官方化后,专业政治家对现实政治的研究,是有关治世原则、见解和措施。西汉政论文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初变于汉初,文风指事直言、雄直激切。再变于武帝、宣帝时期,变为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坐而论道、凝重典雅。三变于元、成、哀之世,以引经据典、雍容温润为特点。这些都体现了西汉士人一种趋于冷静的、理性化的审美倾向。     

汉魏六朝郊祀歌辞句式、韵式研究

《诗经·周颂》作为儒家经典中的颂神歌辞,具有典范意义,在儒家思想规范之下,郊祀歌辞制作者们自觉把经典作为模仿对象,在使用词汇上逐渐体现出抛弃“子史浅言”而归于“典诰大语”的特点,即在创作中所使用的词汇要来自于儒家经典.尽管如此,若将《诗经·周颂》与汉魏六朝郊祀歌辞相比较,汉魏六朝郊祀歌辞无论是句式还是韵式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韩愈刺潮与苏轼寓惠对地方文化影响比较论

起衰拯溺的韩愈和风流超旷的苏轼是唐宋而降中国文化史上的两座大山,他们是中国文人中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两人都有过远贬岭海的共同经历。韩愈的贬潮与苏轼的谪惠,对潮、惠两地的地方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人们的心目中矗起了一座丰碑,这是两人的共同之处;但因思想个性、生活经历、贬谪身份等诸多方面的不同,两人对潮、惠两地的文化影响又有其各自的特色。     

《大正藏》译经在汉语史上的语料价值

汉译佛经《大正新修大藏经》内容覆盖广阔的社会文化生活,文体以散文为主,口语成分较高．译经年代跨度大,翻译年代较为确定,篇幅也比较长。因此《大正藏》译经在汉语史上．尤其对于汉魏六朝时期,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语料,适合对其中的语言现象进行断代的或历时的研究。     

从文化重心到人文圣地——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历史地位的演变

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在周秦两汉时期是中华文明的“重心”所在:为孔子及儒家思想的形成发展、诸子百家之学的兴起、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及汉代经学的繁荣做出了独特贡献;汉代以后两千余年,齐鲁文化以“圣地”的文化气象,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标志、维护国家统一的精神支柱、历代中国人向往的精神家园以及传统道德文明的示范之乡,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精神的传承.     

唐宋前之古酒述略

中国酒的原始发明人很难断定,但比较合理的推断是起源于上古时期粮食的自然发酵。黄帝、仪狄、杜康等都是自觉酿酒并有所创造的人。商朝发明了曲和蘖。周朝的酿酒技术已达相当水平。汉代的酿酒业进一步发展,这主要表现在酒曲制作技术的改进和酒类的增多。唐代酒业更加兴旺发达,并创造出以“春”命名的名酒系列。宋代酒业发展的新趋势是长江以南广大地区酒业生产的迅猛崛起,尤以江苏酒业最为发达,并形成了“川黔名酒带”。     

《经传释词》语料断限辨正

《经传释词》的语料断限，王引之自己说是至西汉。人们一般都沿用此说。我们考察后发现，《经传释词》运用了大量东汉的语料，尤其是《汉书》中的语料，对《汉书》中的语料，不仅运用的量大，而且运用的方式多样。由此可见，《经传释词》的语料断限应该是至东汉。这与清代其他一些学者的做法是一致的。王引之所说的“西汉”，可能是“两汉”之误。     

从礼器到日常用器--论两汉时期青铜容器的变化

汉代是中国古代铜器发展史的重要时期,其间青铜容器完成了从礼器到日常用器、从周制转变为汉制的过程.主要体现在:器类方面,传统礼器逐渐消亡,日常用器种类增多;纹饰内容方面,从以神仙世界的灵异纹饰为主逐渐过渡到以人间的吉祥图案为主;铭文的内涵也由物勒工名转变为吉祥语言.从总体上看,西汉早期青铜容器还处在周制阶段,西汉晚期汉制才得到确立,西汉中期为过渡阶段.     

敲金戛玉,嚼雪盥花——论周密词之特色

周密是宋元之交的一位著名词人。其青年时期的诗词著作,多写风雅闲情、湖山胜景、诗酒流连的生活。南宋灭亡之后,周密常用诗词来表现故国之思和故土之恋。其词的艺术特色是广益多师、风格多元;用字精审、构思精巧;清丽骚雅、审音协律;含蓄蕴藉、情寄深远。周密的词作,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审美范式,丰富了诗词苑囿,为词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