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美学思考

(一) 在西方的文学艺术创作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表现主题,即灵与肉的对待与冲突。对这一主题,在近现代的西方文学艺术作品中有许多成功的表现,至今仍在振撼着人们的心灵。可以说,灵与肉的对待与冲突作为一种艺术现象,从一个十分特殊的角度展示了西方美学思想的一大特征。但是,灵与肉作为人类所共同具备的本质属性的两个方面,并非仅仅为西方民族所独有。实际上,一切作为“人学”的文学艺术,在任何情况下都回避不了这两个方面。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了灵与肉的内在矛盾,只不过是其表现形态不同罢了。而这点正好体现了中西民族迥然有别的文化性格。中华民族文化是人类文化史     

“视域融合”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复兴”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视域融合”涉及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儒学复兴”不可能是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而只能是学术、文化层面的;“儒学复兴”也不意味着儒学将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是儒学与其他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一个文化的“百花园”。在理念上,不应把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仅仅当作是一个补充,而是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容共济地发挥其独特功能。在操作层面上,需要减少和避免假借“儒学复兴”名号的各种工具主义、功利主义的危害,构建有效的文化运行机制和文化传承载体,促进传统文化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合的文化考察

融合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研究的主流观点。中外文化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可以融合。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合,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学现代化的需要,二者具有的某种相通性,为其融合提供了可能。     

儒学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兼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

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中国近百年历史中,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前几年高喊“全方位移植西方文化”,“整体性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一种“时髦”的语言。可是科学终应该以事实为根据,单靠激情与冲动,是无法推动我国社会和历史前进的。为了尊重科学与历史的事实,使我们不得不通过中外的历史,来考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与日本的企业文化和我们目前现代化建设的关系问题。     

中国文化的模式与儒学:以礼为例

学者们常倾向于把中国文化的特征与儒学联系在一起,把儒家看作中国文化特征的主要塑造者,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儒学在中国文化中长盛不衰。本文提出一种新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文化的模式及其与儒学的关系。儒学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长盛不衰,与早在儒家之前即已形成的关系本位或关系主义的中国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有关。文章以礼为例来说明,关系本位或关系主义的中国文化模式或心理结构,决定了在中国社会中,礼比法在社会整合方面更有效,也说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有其根深蒂固的土壤。由于这一文化模式或文化心理结构至今仍然顽强地存在于中国人的社会里,可以设想,在未来的中国,礼治仍将是中国现代性的应有之义,这又进一步说明儒学的复兴在中国文化中至今仍有牢固的基础。     

略论张君劢的科学观

张君劢以科学和哲学、知识和道德、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划界,批判科学主义对科学的泛化的理解;批判只强调科学实用价值的功利主义科学观,同时肯定科学的实用价值和内在精神价值;强调传统儒学和现代科学并不是矛盾的关系;强调以道德见长的儒学和以知识见长的西方文化是融合互补的关系。张君劢及他所代表的现代新儒学以人文主义的视角审视科学在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由于坚持儒家主位主义的立场,使张君劢及现代新儒学用德性之知笼罩见闻之知,没有真正赋予科学知识以独立的地位,从而使他们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儒学的道德中心主义窠臼,也使他们最终没有正确解决科学与哲学、知识与道德、儒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     

吹向西方的东方杏花——庞德等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吸收与传播

本文梳理了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的儒学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之后,主要介绍了美国现代派诗人兼学者庞德对中国古代诗歌和儒学著作的翻译及其在他宏篇巨著《诗章》中的运用,看出庞德一方面把中国古代文化看成是他思想和艺术追求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他又把孔子的儒学看作拯救西方的一剂良药。庞德一生致力于把中国古代文化介绍到西方去,让中国古代文化在西方传播,使中国古代文化在西方大放光彩。     

当代东方儒学复兴的启示

东方儒学成为东、西方共同瞩目的研究对象是在当代的事 ,然而东方儒学作为东方学的一个概念的成立 ,却是有着深厚的全球文化背景和久远的历史文化渊源。无论从东、西文化的差别 ,东方文化的不同类型 ,以及东方文化的中国文化圈内各国所受到儒学的影响来讲 ,儒学都应该成为东方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今日的儒学 ,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一种古老的学术文化层面 ,它经历了近代以后东西文化的碰撞、冲突、融和 ,经历了东亚一些民族国家的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 ,以及文化的觉醒而得到新生 ;在内容上 ,它包容了东方以及东方学在地理、政治、经济 ,乃至民族、文化、文明、社会发展、经济活动等多方面的内涵。当代东方儒学的复兴 ,给我们作为儒学原发地的中国 ,对于儒学的重新认识和定位 ,及儒学研究的发展 ,都带来了十分重要的启示     

中西方文明交融冲突中的儒学价值及其命运

儒学文明与其他文明一样,并非封闭独立、自生自长、具有明确边界的独特实体,而应把它视为在政治、商业以及文化诸领域与其它文明相互往来、彼此交迭的体系。西方近代文明中蕴含着儒学文明。儒学文明在近代的“失语”并不等于它已经是消失了的文明,它在与各种文明的冲突、融合与对话中一直存活着,已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内核;儒学传统精神是中华民族之魂,它曾经和正在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灵。在全球化语境下检视儒学传统,其实有许多现实的政治问题,儒学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不仅能提供道德、教育、修身养性等方面的人文价值,还能为未来中国社会和世界文明发展提供社会制度方面的框架启迪和人学理念等精神资源。     

吹向西方的东方杏花--庞德等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吸收与传播

本文梳理了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的儒学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之后,主要介绍了美国现代派诗人兼学者庞德对中国古代诗歌和儒学著作的翻译及其在他宏篇巨著<诗章>中的运用,看出庞德一方面把中国古代文化看成是他思想和艺术追求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他又把孔子的儒学看作拯救西方的一剂良药.庞德一生致力于把中国古代文化介绍到西方去,让中国古代文化在西方传播,使中国古代文化在西方大放光彩.     

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沟通——以梁漱溟思想为例

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现代新儒学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梁漱溟以“文化三路向说”分析世界文化，在乡村建设中接纳马克思主义，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相通之处，并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沟通中观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整体而言，梁漱溟经历了从拒斥、批评马克思主义到认同、接纳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并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在现代新儒学“返本开新”的文化主张下进行的，表达出现代新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在承认人的创造性、某些社会理想等方面的相通性，可以成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参考资源。     

19世纪来华德意志人的孔子形象建构

西方对孔子的认知和形象建构是近代中西/中德文化互动感知的重点之一。除了西方学者基于研析儒学典籍对孔子形象的学术性建构，19世纪接踵来华的德意志人以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观察与书写，为德意志公众拓宽了认知孔子、儒学和中国的新视野。受书写者多重身份和利益向度的影响，他们在认同孔子“伟人形象”的同时，也从总体上将以孔子和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置于西方文明之下。这种对孔子形象的社会性建构不仅反映了来华德意志人在华殖民主义、文明布道的行动目的，而且也是19世纪中西/中德权力关系的写照。     

宗教本质和儒学的基本性质辨析

宗教是信仰和崇拜超自然、超人间力量的文化体系 ,它是满足人的某种精神需要的具有神秘意义的意识形态 ,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儒学不是宗教 ,它虽然处于与宗教形成和发展的同一历史时期 ,但它的形成却植根于宗法血缘关系的伦理思想。不论宗教如何发展 ,我们都应把儒学放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去考察 ,历史地、全面地看待儒学与宗教的关系 ,而不能从现代宗教世俗化、道德化的意义上去理解儒学、诠释儒学     

韩愈之道:社会政治与人生的统一

本文通过历史的分析和逻辑的分析,对韩愈的新儒学作了深刻的诠释和论证。韩愈把中唐社会危机和思想文化问题归因于佛老对儒家中国的侵蚀,因此发挥经典儒学中的人生学说,并维护儒学社会政治,从而将社会政治和人生整合为一体化的儒学,使汉唐以来社会政治与人生分裂的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儒佛(玄)二重结均初步实现了理论上的统一。由此,本文认为,韩愈是汉唐思想的归结,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开启了宋明理学。     

后东方文化与可持续发展

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与人类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论述了21世纪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特点。西方文化的竞争性与侵略性,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其至今处于世界科技、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先地位;但这种丛林法则,也带来了对社会和环境的严重破坏。与此相反,东方文化如儒学思想等,注重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这对人类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优秀的文化基础。当然,东方文化也有尚待完善之处,本着文化创新的原则,介绍了后东方文化的概念。在新世纪之初,通过文化创新,教育大众,提供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支持,使后东方文化能为人类的进步和和平共处做贡献。     

对文化现代性的哲学解读

文化现代性就是指要以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为主导,以民族文化为本位,保持中国儒学文化所蕴涵的稳定性、延续性和包容性,学习西方的理性精神,把握真、善、美的理性认知方式,直面全球背景下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反思现代人的实践行为和思维方式,拯救现代人心中的困惑、彷徨与焦虑,使东西方文化从差异逐渐走向融合,这也正是笔者所要探讨的问题——对文化现代性哲学解读之意义所在。     

《中庸》的多译本解读与译者文化身份认同研究

汉学家的《中庸》译本或享有以经解经的美名,或因用中国哲学话语翻译而著称,都获得了尊重儒学文本的称赞,但细审之下却发现它们在形而上学层面都有背离儒学义理的情形。反观辜鸿铭的翻译,表面上看似偏离了儒学概念内涵,或因直接引用西方思想家的章句而饱受扭曲中国文化之讥,但在儒学义理上却保持了与原文本的一致。这种差异解读可归因于各自的文化认同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的共同作用。此外,辜氏用西方话语翻译儒经意在诉诸目标语接受者的文化经验,使儒学义理与目标语接受者产生文化共鸣。这是辜氏对译本目标语文化接受的历史文化关系制约深入思考的结果,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全球本土化"语境下的后现代、后殖民与新儒学重建

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世界上大多数人被边缘化了,这种边缘化既体现在政治和经济上,同时也体现在社会和文化上.如果从文化的纬度来考察全球化现象,可以说这是后现代主义在文化上的一个直接后果.后现代主义在进入中国的文化土壤时必然与中国文化相碰撞进而发生形交.在"全球本土化"的语境下,可以建构四种形式的后现代性话语:(1)"全球本土化"的后现代话语;(2)具有解构特征的大众文化话语;(3)从中国视角重新建构的全球化话语;(4)作为全球本土化的后殖民话语--新儒学.儒学已经逐步成为中华文明和文化的一种带有主导性意义的话语力量,并在全球化时代的后现代语境下得到了重新建构.它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据以与西方后现代理论进行平等对话的重要文化理论资源.因此,一方面应当从后现代和全球性的视角对传统的儒学进行改造、批判、扬弃并加以重构,使其成为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理论资源;另一方面,则应从全球化时代的新儒学的视角对西方的各种后现代理论进行质疑、批判和改造,从而使重构的后现代新儒学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多元话语共存之格局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东西方文化的千年"牵手"

东方文化曾经一度站在世界文化屋脊上,创造了令世人称羡的辉煌;近代以来起而代之的新的先进文化--西方文化,在导引人类不断逼近更高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把人类诱入了危机四伏的文化困境.千年伊始,东西方文化的互补是世界新的先进文化的惟一出路,实现以东方文化为主导的东西方文化的千年"牵手",进而达到灵与肉的结合与互补,才能共同打造出新的世界先进文化.     

对文化现代性的哲学解读

文化现代性就是指要以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为主导,以民族文化为本位,保持中国儒学文化所蕴涵的稳定性、延续性和包容性,学习西方的理性精神,把握真、善、美的理性认知方式,直面全球背景下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反思现代人的实践行为和思维方式,拯救现代人心中的困惑、彷徨与焦虑,使东西方文化从差异逐渐走向融合,这也正是笔者所要探讨的问题——对文化现代性哲学解读之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