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族“大一统”观念的时代变革

华夷之变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民族观念,自春秋以来的2300余年间,大多数中原汉族王朝均奉为圭臬,相沿未革,因而也未能解决好北方的民族问题与边患问题。清朝统治者锐意改革,以民族“大一统”观念取代了以往的华夷之辨。以这种新型民族观念为指导,清朝很好地解决了中国北方的边患问题,促进了中国政治与国土疆域的空前统一。     

清朝对青海蒙藏民族立法初探

清代是我国多民族国家高度统一和发展的时期,在此时期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民族政策,成功地处理了民族问题,同时通过立法手段,使民族政策制度化、法律化,保证了统治政策的贯彻、实施。清政府在以法律手段处理民族问题的过程中,主要以蒙古、藏族这两个民族为重点。统治者清楚地认识到,蒙古族、藏族是历史传统悠久、人口众多、居地辽阔、力量较强的民族,控制了这两个民族,就基本上解决了清代的民族问题。 清朝,青海是多民族聚集的地方,有蒙、藏、回、土、撒拉等许多民族,其中蒙古族、藏族人口较多,居住较广。历史上,藏族人民长期在此游牧、居住。至明朝及清初,蒙古的一些部落相继进入青海,游牧居住在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随着清政府对青海地区管辖的深入,统治者根据青海蒙藏民族特点,提出四条原则,进行了民族立法。这四条原则是:(1)、保证国家法制的统一。《大清律》规定:“隶理藩院者,仍照原定蒙古例”办案。后来《理藩院则例》又规定:“如蒙古例所未备者,准照刑例办     

试论中国民族理论探索的三大历史发展阶段

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理论 ,集中体现为毛泽东民族思想和邓小平民族理论 ,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 192 1年以来 ,中国民族理论探索先后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三大历史发展阶段。这一理论的产生、丰富和发展 ,凝聚着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的巨大心血和全党的智慧     

论民族立法

民族立法的含义 ,除了专门的民族法律、法规 ,还应包括其他法律、法规中调整民族关系和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的法律规范。民族立法发展的自身成果 ,是初步形成了民族立法的体系结构。地方的民族立法 ,同样体现了我国民族团结的意志已广泛地融入法律规范中。民族立法将在不断创新中继续前进和完善。     

略论清政府民族观及民族政策对促进各民族“多元一体”化的影响

清朝是中国封建时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鼎盛时期 ,当时的民族关系不但承上启下地演绎着过去民族交往中存在的各种现象 ,而且还继承、延续了中国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流向并使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间在我国的民族构成、民族关系、中华民族这几个不同的层面上呈现出了既趋同又分化、相伴相生的“多元一体化”现象 ,为近代以后中国各民族及民族关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基础。在此过程中清朝政府的民族观和民族政策对于促进各民族的接近 ,最大程度地实现各民族政治与文化的一致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各民族在政治与文化上趋于一致性又为各民族的“多元一体”化构筑了基本的框架     

我国民族识别工作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标准

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为落实民族政策，进一步探索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第一次具体实践。它以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各民族的自然地域、语言文字、经济生活、文化和心理素质等要素，进行了历史的综合考察和分析，科学地确定了新中国人口的民族构成（民族成份）和民族称谓（民族名称）。     

江泽民对毛泽东、邓小平民族理论的创新

中国民族理论的产生、丰富和发展凝聚着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巨大心血和全党智慧。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更好地解决民族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为此作了不懈的努力,在继承毛泽东、邓小平民族理论的基础上,取得了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     

体制变革与思想发展：皇朝转向民族国家进程中的近代民族地方

在封建皇朝背景下，中央维系国家统一的主要方式是在“天下中心”理念的基础上对民族地方进行政治建设。这造成了民族地方政治制度的建设、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内地区域的巨大差异。因此，在皇朝末期，民族地方的体制变革和思想发展并没有与国家整合同步，相反却产生了巨大的离心力。     

北洋政府的民族政策与内蒙古的民族问题

在近代中国,内蒙古的民族问题是中国政府所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北洋政府在某些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曾调整某些民族政策。但是,从总体而言,北洋政府的羁縻、笼络的办法和强迫同化政策加深了内蒙古的民族矛盾、纠纷和隔阂。在这一历史时期,内蒙古的民族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进一步复杂化了。     

《史记》与民族精神论纲

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在春秋战国士林探讨统一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而记录这一统一 过程,形成与积淀民族精神的正是《史记》这一不朽的文化巨著。因此,《史记》的最大价值在于:它通过记 述中华民族近三千年的历史,对此前的民族精神第一次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最圆满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在 实践民族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那种特有的刚健奋发、积极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从管制发展史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变更

本文以西方管制的实践和理论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分析近几百年来自然垄断产业管制改革的主要经验以及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揭示政府管制和市场竞争关系的演变和发展。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浅谈期刊的特色意识

期刊是靠特色存在的,拥有特色是期刊成熟的重要标志。期刊的特色意识在于锁定读者市场,体现自己的思想和价值导向,为读者提供独到内容的刊物和服务。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试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媒体责任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媒体担负着重要责任,媒体是公民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媒体及其工作者要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准确把握其丰富内涵和基本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贯穿到宣传报道之中,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积极作用。     

对国情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作用

对于国情的认识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起着决定性作用。翻开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正确认识国情是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根本保证，党史上的重大失误又都与对国情的错误认识有重要关系。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深刻理解我国现今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适时调整政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