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氏兄弟的早期翻译

1909年《域外小说集》的出版是周氏兄弟在晚清最重要的文学活动。在《域外小说集》中,周氏兄弟审慎地选择了代表唯美主义、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世纪之交文艺思潮的小说作品,来践行以文艺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目标。《域外小说集》能够在1909年出版,与周氏兄弟之前较长一段时间里在翻译领域的摸索和准备是分不开的。周氏兄弟的早期翻译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03—1906年是裹挟在晚清译介潮流中的摸索阶段。在晚清译界登场以后,周氏兄弟大致选择了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进行翻译。1906—1908年是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的酝酿阶段。在合作翻译《红星佚史》的过程中,他们提出了"文以移情"的翻译理念。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此时他们开始关注俄国文学。周氏兄弟最早关注并认真译介的弱小民族文学是匈牙利文学。     

章太炎对周氏兄弟早期文学翻译之影响——以《域外小说集》为例

东京留学期间,周氏兄弟曾师从章太炎,并深受其思想的影响。章太炎的"文学复古"思想,不仅拓宽了周氏兄弟的文学视野,而且影响了他们的早期文学翻译风格和翻译方法的形成,这种影响在《域外小说集》中体现得最为明显。鲁迅在早期的文学翻译中追求文风古朴,周作人崇尚"名从主人",周氏兄弟的文学翻译成就在一定程度上与章太炎的影响密不可分。     

周氏兄弟早期小说翻译的成就与失误

鲁迅和周作人都是跨越晚清和民国文坛的著名翻译家,他们包括《域外小说集》在内的早期小说翻译可谓得失参半,文学评论界的看法也不一致。详察周氏兄弟早期译作,可以看出其早期代表作《域外小说集》是我国翻译文学史上的重要成就。鲁迅自从事文学翻译之初就特别重视文学翻译的社会功能,同时,又要求翻译家重视译文的审美价值。周氏兄弟均为翻译大家,他们的小说翻译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如语言的欧化等,但其理论主张是进步的、超前的,尤其他们坚持"硬译"、"直译"的翻译作用,对后世的小说翻译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     

周氏兄弟的散文诗--以波特来尔的影响为中心

《小河》是代表五四时期的散文诗。周作人仿照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特来尔的散文诗《巴黎的忧郁》而创造出它的体式。中国散文诗从诞生以来就有象征色彩了。周作人在《扬鞭集序》里强调象征的作用也即此意思。周氏兄弟经过厨川白村的介绍而接受波特来尔的影响。在《鲁迅日记》及《周作人日记》里可以找到证据。特别是1921年周作人在西山养病之后,思想大有转变,阅读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日本《改造》月刊1921年1月发表的初稿）之后,对于“颓废派”深有同感,系统地译介波特来尔的散文诗。最有代表性的《窗》是厨川在他自己著作里着重介绍的一篇。这篇散文诗先有周作人的翻译（1921年）,后来鲁迅也有翻译（1924年）。通过兄弟的译文分析,可以证明周作人借用鲁迅收藏的德文版《波特来尔全集》,而且可能是在鲁迅的帮助之下翻译的。从此可以证明鲁迅很早就接触过厨川白村、波特来尔,却因某种原因一直避讳,到了1924年才接受的。     

鲁迅《狂人日记》人物形象来源——从周氏兄弟和梭罗古勃的关系谈起

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小说发表得最早的一篇,虽然一直被认为是受果戈理(Nikolai Gogol)、迦尔洵(Vsevolod Garshin)、安德列夫(Leonid Andreev)等俄国作家的影响,但对"狂人"的人物形象刻画,笔者以为还应该是得自鲁迅所读的德语版、周作人所读的英语版的梭罗古勃(Fyodor Teternikov Sologub)小说《小鬼》(The Little Damon)的影响。这个"狂人形象"是在鲁迅、周作人兄弟的共同努力下建构的。     

缺席与在场之间：周氏兄弟介入《新青年》考论

考察鲁迅、周作人与《新青年》杂志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二者在同人团体中的位置介乎缺席与在场之间。根据史料显示,周氏兄弟并非处在轮值编辑之列,而是自居于"客师"的地位扮演具体执行者的角色,他们既要配合杂志文化革新的总体要求,又与作为权威的话语中心保持着相对疏离的态度,对思想启蒙持有自身独特的看法。正是这种若即若离的文化站位使得周氏兄弟能够后来居上,从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两个方向共同合力奠定了《新青年》"立人"的文学传统,进而引领了"人的文学"的思想潮流。从另一层面来说,《新青年》也为周氏兄弟提供了介入现实的文化空间,其作为现代出版物的媒介属性影响了二者五四时期的文体选择。周氏兄弟与《新青年》的双向互动,是作者与现代报刊互相成就的典型案例。     

日本的《樱桃园》——《斜阳》——论《斜阳》女性形象的象征意义

日本小说《斜阳》巧妙地借鉴俄国作家契诃夫《樱桃园》的主题与创作方法 ,用以反映本国社会现实 ,塑造了母亲、和子这两个颇具日本特色的妇女形象。以母亲之死来表现贵族主义的终结 ,以和子的所谓“道德革命”预示新时代即将开始。通过对母亲和和子两位女性形象的描写 ,表现了太宰治本人独特的审美情趣和思想倾向。     

周作人与《圣经》文学

相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其他倡导者而言,周作人对基督教文学,特别是《圣经》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在《欧洲文学史》、《艺术与生活》、《谈龙集》、《谈虎集》等多部著作中均有深入的探讨。他的主要观点是：一、《圣经》的中译本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对中国语言的改造能够起到帮助作用;二、《圣经》里的牧歌及恋爱诗在中国很少见,可以帮助中国的新兴文学衍出一种新体;三、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基本上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非常值得注意和研究。五四前后周作人在翻译、介绍、研究西方文学方面的突出成就同他对《圣经》的研究关系很大,于此得益非浅。     

周作人与《圣经》文学

相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其他倡导者而言,周作人对基督教文学,特别是《圣经》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在《欧洲文学史》、《艺术与生活》、《谈龙集》、《谈虎集》等多部著作中均有深入的探讨。他的主要观点是：一、《圣经》的中译本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对中国语言的改造能够起到帮助作用;二、《圣经》里的牧歌及恋爱诗在中国很少见,可以帮助中国的新兴文学衍出一种新体;三、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基本上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非常值得注意和研究。五四前后周作人在翻译、介绍、研究西方文学方面的突出成就同他对《圣经》的研究关系很大,于此得益非浅。     

从葛浩文译本《师傅越来越幽默》看译者主体性

《师傅越来越幽默》是莫言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集,2001年著名翻译家葛浩文将其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并取得了不俗的反响.同名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的译本在充分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在文本选择、翻译策略、翻译技巧应用以及对译作的预期接受效应操控等方面都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也为翻译实践中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提供了范例.     

周作人《亦报》评点《十八春》

周作人在给《亦报》撰稿期间,曾有两篇文章直接评点张爱玲的长篇连载小说《十八春》。性喜古典散文,不常读新小说的苦雨斋主,评说《十八春》的反常之举,缘于张爱玲热辣辣地呈奉"美意"在先。故说,周作人评点《十八春》,不是"偶遇"张爱玲的率性而为,其实在是有准备的"回应"。在周作人眼里,《十八春》乏善可陈,败在没有写好关键人物顾曼桢。     

试论《雨花香》与《通天乐》的劝善思想

《雨花香》和《通天乐》历来被认为是拟话本小说集,此说未见置疑。本文认为,这两部作品专为“劝善”而作,是明清时期道德善书与拟话本小说相结合的产物。具体而言,二书借鉴了小说的编创手法,思想内容则是明清以来劝善思想的图解。从故事结构到主要思想,二书都更接近道德劝善书。     

沈从文的“现代”忧惧——《长河》纵论

"五四"时期,周作人借《小河》一诗表达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老忧惧。在小说《长河》中,沈从文的"现代"忧惧是指涉那种摧枯拉朽的革命政治的。     

矛盾中的统一——鲁迅的文学翻译风格之转变

鲁迅的文学翻译实践,以1909年与周作人合译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为分水岭,大致经历了从意译甚至改译到直译甚至逐字硬译的两个极端,其翻译风格的骤变,与其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他在不同时期所选择的看似前后矛盾的翻译策略其实始终都统一于他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思想之中。     

日本介绍鲁迅文学活动最早的文字

鲁迅先生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六日致日本增田涉先生信中说:“《域外小说集》发行于一九○七年或一九○八年,我与周作人还在日本东京。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对此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但大为失败。第一集(印一千册)卖了半年,总算卖掉二十册。印第二集时,数量减少,只印五百本,但最后也只卖掉二十册,就此告终。总之,在那年(一九○七或八年)开始,也就在那年结束,只出了薄薄的两集。余书(几乎是全部余书)在上海和     

《晨报副刊》与周作人

《晨报副刊》与周作人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过的文章可分为为新文学运动摇旗呐喊的文艺批评、谈天说地的小品散文以及对国外作家作品的翻译介绍三大类。周作人与《晨报副刊》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论《二马》中的"陌生化"技巧

老舍在旅英期间写成的域外小说《二马》,讲述了来自"文明古国"的中国人在英国的一段饶有意味的生活故事。本文拟用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对老舍的《二马》进行解读,认为在《二马》中,老舍对小说的语言、故事情节和叙事结构等进行了"陌生化"处理,从而使作品呈现出新奇陌生的艺术效果。     

论《蝉蜕集》的思想内涵与叙述方式

1945年苏雪林以明末清初抗清复明仁人志士故事为素材,创作了短篇小说集《蝉蜕集》.作为作者唯一一部历史小说集,《蝉蜕集》运用多种现代叙述方式,宣扬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与天主教精神,并对当时社会问题和黑暗现实进行了反思.小说在当时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中独树一帜,应引起研究者足够重视.     

致力交流 严于解剖——读鲁迅先生晚年致外国人士的书信

鲁迅一生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而到晚年、这种愿望尤为强烈。今天重温鲁迅先生晚年致外国人士的书信,可以想见当年鲁迅先生呕心沥血、效力交流形象,学习鲁迅先生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真诚态度、坦荡胸怀和严于解剖的精神,这对今天加强中外文化交流是很有裨益的。 1932年1月16日,鲁迅在致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家增田涉的信中,回顾了青年时代翻译外国小说的动机、经过和结果:“《域外小说集》发行于一九○七年或一九○八年,我与周作人还在日本东京。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     

杨宪益汉诗英译理念的变迁——从《楚辞》到《红楼梦》

杨宪益的汉诗英译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从前期的《楚辞》翻译到后期的《红楼梦》诗词翻译,不同时期的译本体现出译者迥异的诗学理念。结合相关回忆性材料,对杨氏在不同时期关于“诗歌能否翻译”与“诗歌如何翻译”两个问题的诗学理念进行考察,揭示其汉诗英译诗学理念变迁的轨迹,同时客观描述了该过程中伴随发生的译者对翻译本身兴趣的变化,最后指出译者兴趣因素对于翻译行为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