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中西文化观比较

面对20世纪初中华民族面对的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以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以复兴传统文化、振兴民族精神为使命,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刻且详尽的分析。辜鸿铭的＂道德力＂高扬了中国人的精神,杜亚泉认为中西文化之异即动静之别,梁漱溟以＂意欲＂为基点,把文化分成西洋、中国、印度3种模式。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他们各自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在文化的发展程度上,辜鸿铭与梁漱溟认为东方文化是成熟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尚未成熟;在文化的性质上,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重义,西方文化重利;在儒学的宗教性上,辜鸿铭与梁漱溟认为,儒学似宗教非宗教;在文化的未来走向上,辜鸿铭主张中西融合,杜亚泉主张中西调和,梁漱溟主张中国文化复兴论。他们对中西文化的独特见解,对当下如何看待中西文化仍可引为借鉴。     

浅析杜亚泉的政党思想

在崇尚全盘西化的五四时期,"东方文化派"[1]的重要成员杜亚泉的"文化调和"思想与<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的西化思想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杜亚泉的独到的见解不仅体现在关于东西文化的调适上,还存在于政党、经济和社会等多方思想上.杜亚泉关于政党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政党的有无、政党的目的和政党的种类.     

杜亚泉思想研究综论

随着《杜亚泉文选》的出版以及纪念杜亚泉诞辰120周年全国讨论会的召开,杜亚泉作为五四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编辑家等历史地位及时代意义越来越受到应有的重视,并重新获得了历史评价。而通过对杜亚泉思想的演变及其线索,杜亚泉文化思想的评价,杜亚泉政治、科学、教育、中西文化调和观等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则可促进对杜亚泉研究以及对五四启蒙运动、中西文化对战、文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价值分歧等内容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杜亚泉东西文化调和观的形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负面影响及其引起的东西方人们对欧洲文明的不信任感刺激了因民族危机而试图从西方寻求救国出路的杜亚泉,他客观对比中西、冷静反思传统,进而提出了东西文化调和论。     

杜亚泉科学文化教育活动探略

杜亚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科学文化大家,他一生淡泊名利,独立超然于政治,坚持以科学、教育和舆论为业,是我国近代介绍西方科学知识成绩卓著的人物之一.     

"王国维难题"之困惑及其解析--关于中国文化现代化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思考

最近15年来,对于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呈现出向深度认识发展的趋向.学者们致力于从不同的视角总结历史教训,有追溯到西方文化中的经验主义与理想主义之对立的(如90年代的"顾准热"),有追溯到卢梭思想与法国的雅各宾专政的,有着重研究斯大林模式对中国文化之影响的,有重新评价杜亚泉、批评五四学者的激进主义的,也有从中国传统的"法、术、势"之学中寻找近代政治文化之根源的,有致力于探讨中国传统的游民文化、特别是游民知识分子在近代文化变迁中的作用的,还有致力于研究"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文化之破坏的,可谓异彩纷呈,新解叠出.     

杜亚泉文化观评议

杜亚泉作为“功勋彪炳的科学家”和“中国民主启蒙时期的一个典型学者①”，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以《东方杂志》为主要阵地，以伧父、高劳为笔名，以貌似不偏不倚的公允折衷态度，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过渡”与“偏激”，打起“文化调和”的旗帜与新文化倡导者对垒。他在论争中就文化问题而发表的一系列议论充满着复杂的矛盾，使真理与谬误，精华与糟粕并存。本文试图对此作简略的分析。杜亚泉的文化观中，重要内容之一是对社会文明结构及相互关系的分析。他认为“文明之定义，本为生活之总称，即合社会之经济状态与道德状态而言之”②，把社会…     

重评杜亚泉的东西文化调和观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负面影响及其引起的东西方人们对欧洲文明的不信任感刺激了因民族危机而试图从西方寻求救国出路的杜亚泉,他客观对比中西,冷静反思传统,进而提出了东西文化调和观。该主张充分认识到了文化的民族性特点,但忽视了文化的时代性,最终只能以纯学理的财富留予后人以借鉴。     

杜亚泉的政治调适思想探析

在近代思想史上,以梁启超、杜亚泉为代表的温和的调适思想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杜亚泉甚至被看做文化保守主义者。然而,杜亚泉的调适思想却具有巨大的思想史价值。他的接续主义以政治文化为着陆点,倡导进步与保守调适的辩证法和政治多元均衡的宪政原则;协力主义试图在国家主义与和平主义之间找到一种折中方法;减政主义主张厘定国家与社会的范围边界、改革国家万能的集权化行政体制,以推动市民社会的自主发展;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调配方面,提倡集权与分权的调适,提出了一整套关于中央和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的构想。     

技术哲学视野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型

从技术是人类的在世方式维度考量中国传统文化转型,西方技术哲学存有论以"技术是人类在世方式"为核心,而中国传统文化以伦理作为终极关怀而排斥技术;从技术的方法论向度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转型,西方哲学中将技术理解为人类"器官的投射"成为技术方法论纲领,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没有对人体官能作"技术的批判",却有同西方技术方法论天然契合的"德、美"维度思想资源;从技术和意识的辩证关系的层面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转型,西方哲学现象学存有论揭示了意志对于技术的形而上的根本意义,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没有对技术和意志的关系作反思的观照,但<易经·系辞上传>中的"制器者尚其象"等思想与西方技术哲学中"技术作为意志"的思想都有暗合.     

论杜亚泉的文化调和思想

杜亚泉是清末民初时期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和启蒙思想家。他的文化调和思想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是他对中西文化问题的开放心态、辩证分析和理性思考,在当时的"五四"思想界还是独树一帜的,对于我们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也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西方文化中的"中庸之道"

中庸思想是中国文化中的瑰宝,但它也是古希腊传统思想.中庸思想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在将来都有它存在的生命力.中庸思想无论在中国哲学,抑或在古希腊哲学中都有其重要地位.中庸思想在现代西方文化中,则主要体现在政治制度上的君主立宪制、三权分立制等等,由此可见"中庸之道"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价值.     

陈独秀与杜亚泉的东西文化论争

陈独秀和杜亚泉作为发生于20世纪初那场东西文化论争的核心人物,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论争的核心在于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和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针对杜氏提出的调和论与统整说,陈氏做了详尽的批驳,提出只有德、赛两先生才能救治中国的黑暗.如何结合当时的语境及20世纪的中国现实对两人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而不是简单贴标签式的裁判,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天演的法则:章士钊、杜亚泉论“新旧调和”

章士钊、杜亚泉对“新旧调和”有很系统的理论论证 ,他们辨析了东西与新旧、是非与新旧的关系 ,界定了“新旧调和”的含义、原则和方法 ,并援引进化论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虽然他们的认识也存在缺陷 ,但并非一味复古 ,也非排斥新思想 ,而是主张以重视实践、自由和理性的态度来处理思想文化问题 ,所以应给予他们一定的“同情的理解”。     

探寻现代中国的文明基础：康有为的文明论述与东西文化论战的开端

康有为在20世纪初较早地通过区分文明的物质层面与道德层面,发展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各擅胜场的论述,下启东西文化论战。“一战”爆发呈现的欧洲文明危机与袁世凯复辟呈现的民国初期的共和危机,激起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陈独秀持东西方文明不可调和论及“全盘西化论”,反对辜鸿铭以中国文明拯救欧洲文明的主张,形成针锋相对的格局,清晰显示现代中国建构的文明基础问题,已经与王朝时代的夷夏之辨很不一样。更多论者主张东西方文明调和论,李大钊、杜亚泉等人在1916年前后已经提出其中的主要问题。东西文化有何差异、孰优孰劣、能否调和、如何调和等议题的展开,呈现了共和制新生时期的中国思想界探寻现代中国新的文明基础的重要一步,也是现代中国知识思想转型的重要一步。     

朱光潜前期美学方法论

朱光潜前期的美学研究主要综合调和了弗洛伊德、克罗齐、尼采、布洛和立普斯等人的思想方法,在取舍折中中体现了科学精神和实证精神,反映了他的批判力和创造力。朱光潜以移花接木之法,使西方学术与中国传统学术相互参证,在比较和消化中创新。他的超脱思想正体现了审美的精神,且与现实互补统一。他还特别注意从感性生活经验和艺术实践中去探讨审美问题,使理论体系与感性体验融为一体,并使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与人生观相联系,从中实现西方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人文价值的融合。     

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文化调和思想是李大钊早期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的形成,既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道家思想的影响,也受到西方自由主义和互助论的影响。在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中,他通过对调和本义的研究,把调和定义为两存和竞立,并以调和对近代中国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进行理性思考。在新旧调和中,他主张用新的取代旧的,立足点在于开新。在中西调和中,他主张由吸收西洋文明的长处逐渐转变为在融合现有东西文明基础上创造第三种文明,并在十月革命后认定第三文明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明。由此,李大钊的文化调和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独特性,也成为形成其马克思主义观的动因之一,这使他的前后期思想处于一种转折与连续中。时代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中的先进性和包容性,对我们今天处理文化问题,进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毛泽东与康有为社会理想观之比较

毛泽东与康有为都是在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下,怀着改造社会的远大理想和抱负,在中西文化、新旧思想之间比较、取舍,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理想观。从思想来源看,毛泽东社会理想观与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有某些相似性,如均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均受西方思想冲击等。当然,毛泽东社会理想观与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如主要的思想来源不同,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不同,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不同等。     

历史文化视阈下的"中国特色"话语研究

"中国特色"话语是近代中西文化对立、冲突、融汇的产物,它深刻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思想文化困惑,以及中国人民为改变西方"他者"形象而积极探求国家昌盛和民族振兴的艰难而又复杂的心路历程.在经历鸦片战争、洋务运动和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之后,"中国特色"话语逐渐由思想文化领域转向政治视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成为当代中国最具核心价值的政治哲学话语.     

完善自我修养观——新儒学家唐君毅伦理道德观研究

被称为第二代新儒学家代表之一的唐君毅,运用圆融的形式把西方国家多位哲学家的理念援入中国传统儒道佛学之道德思想文化体系内.他的道德思想理念认为"中国儒家道德思想是以完成人格为最后目的,而不以之为任何事物之手段."他依据儒家之"天人合德"思想,透过人的道德主体观点去认识和理解"天"之超越性,使人的道德主体因此而获得"超越"的意义.唐君毅的哲思逻辑是以"天人合德"精神为基础作出"人极、皇极、太极"三极并建之理想道德文化世界的推论.当他不遗余力阐扬本土传统文化之际,亦为中国及西方文化之道德文化、文化价值、宗教信仰等作出评论与分析.唐先生能够奉献毕生精力于促进文化事业之原动力,乃是他希望能"为中国及西方之文化理想之融通建立一理论基础,并提出一文化哲学之系统".唐先生之愿望是提倡全世界人民得以分享多元文化的智慧宝库.他所希望的世界能够得享真、善、美的生活,这也是中国的儒学家、道学家和佛学家之学者们的祝愿.